五、近代医家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治疗鼠疫

近代中医对鼠疫各方面的认识，已如上所述，由于他们各自经历及自身学识等都有不同，因此在探索鼠疫治疗方法时，也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呈现出争鸣局面，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等精髓。

（一）吴宣崇汇编治鼠疫良方

最早的鼠疫著作《治鼠疫法》中认为鼠疫热毒在血分，治疗“必以凉血解毒，泻热为主”。书中收录了当时治疗鼠疫比较有效的几首方剂。其一为熟药方，药有“大黄、朴硝、枳实、川朴、犀角、羚羊角、黄连、黄芩、车前、泽泻、连翘、牛子、桃仁、红花、紫草茸、紫花地丁、紫背天葵之类。”各药的剂量，认为可在应用时“随病者强弱轻重为加减，各味俱宜重用，多者以两计，不必迟疑。”

第二首方为“茂名许善亭州牧历试皆效”的熟药经验方，以大泻为特点。方药为“大黄四钱，元明粉半钱冲服，厚朴钱半，枳实二钱，黄芩二钱，香附钱半（此味性温可减），连翘二钱，牛子二钱，浙贝二钱，金银花钱半，赤芍钱半，防风一钱，荆芥八分，柴胡钱半，葛根贰钱，川连钱半。”

第三首方剂为罗芝园的熟药经验方，即随后的加减解毒活血汤。详见下文。

除此三方外，该书还收录了其他一些民间治疫验方。由于该书是第一本关于鼠疫治方的汇编类专著，对于治疗理论论述不多，仅讨论了鼠疫用药禁忌。认为鼠疫属阳症，“初起最忌温补，如羌桂参术之类，次忌温带，如麻桂羌附之类。病重者以峻下为急著，间有泻后仍死者，此乃病之不可救，非药误也。”

（二）罗芝园治疗鼠疫成就

1. 加减解毒活血汤及其加减应用

罗芝园认为鼠疫一症“无非热毒迫血成瘀所致”，而吴宣崇书中所选前两方统以大黄为主，用之治疗鼠疫初症，必致邪内陷，因此将之舍弃不用。在观察了许多古方如达原饮、消毒饮、解毒汤、败毒散、霹雳丹，近方如银翘散、桑菊饮、升降散、清化汤等方治疗鼠疫收效甚微后，罗氏从王清任《医林改错》得到启发，认为用这些方剂治疗鼠疫之所以不效，是因其“有清热解毒之药，而无活血去瘀之药也。”罗氏认为王书中用治吐泻抽筋时疫的解毒活血汤，能“解血毒，清血热，活血瘀”，与鼠疫的病因病机颇合，后之移治鼠疫，效验颇多。因此，将原方枳实改为川朴，易名为加减解毒活血汤，此方遂成为近代中医治疗鼠疫的一首著名方剂。

加减解毒活血汤组成为“连翘三钱，柴胡二钱，葛根二钱，生地五钱，当归钱半，赤芍三钱，桃仁八钱（去皮尖，打碎），红花五钱、川朴一钱，甘草二钱”。罗氏认为：“此方以桃红为君，而辅以归，去瘀而通壅。翘芍为臣，而兼以地，清热而解毒。朴甘为佐使，疏气而和药，气行则血通。柴葛以解肌，退热而拒邪，邪除则病愈。惟其对症用药，故能投无不效。”

虽然加减解毒活血汤成为此后罗氏治疗鼠疫的专病专方，但其组成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临床治疗时，多数是以此方为基础方，进行随症加减。初步统计，大约有数十种加减法。

如染患鼠疫二三日内出现诸多上焦症状时的随方加减为：“轻症照原方，稍重症，日夜二服，加银花、竹叶各二钱。如微渴微汗，加石膏五钱知母三钱。少则二三剂愈，多则六七剂愈，未愈不妨再服，以愈为度。”危险重症，初起恶寒，可照原方服，柴胡、葛根各加一钱。若见大热，“初加银花、竹叶各三钱西藏红花一钱，危症钱半。”

若外热减而内热不减，热在胸，两乳对胸处，热毒入包络，出现神昏谵语症状时，可加清官汤，日夜三服，热在膈，胸下凹处，热毒入营，“舌绛而干，反不渴”，可加清营汤，日夜连三服。出现衄咯等症时，加犀角地黄汤，“并加西藏红花钱半，日夜连三服，未愈照再服”见癍加化癍汤，见疹加银翘散等。”

罗氏认为只要病人能按症加药，按时服药，“服药已多，热毒必解。其瘀或从经络散，或从咳嗽出，或从二便下，其病必轻”，再按原方加减接服，便可收功。对与于随症所加之药，罗氏也有诸多论述。一是忌用温药，如“症已属热，药忌温散，如麻黄、桂枝、细辛、羌活、独活、防风、荆芥、陈皮、半夏、香薷、香附，及姜附桂参术芪，凡一切焦燥温补之药，初不宜用。即热未尽除核未尽消仍不宜用。”二是苦寒攻下药，用须适当，如“芩连苦寒，清热必用。然苦寒化燥，固不可多次用，亦各有专经，尤不可紊乱用”，“黄、硝善下，攻邪必用。然亦未可骤用，盖初病发热，邪尚在表，遽下必陷入里。必见胀痛结流，及脉厥体厥，六症有一，方可逮下，宜速下者不宜迟，宜重下者不宜轻。若老弱宜酌下，切勿迟疑自误。”

由以上大量方药加减可以看出，在立一专用方剂加减解毒活血汤的情况下，罗氏治鼠疫仍时时遵循着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同时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

2. 关于加减解毒活血汤的其他讨论

罗芝园创立的加减解毒活血汤，对其后的医家多有影响。郑肖岩、余伯陶等对此书大都持赞成态度，肯定了罗氏根据此方随症加减用药治疗鼠疫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如郑肖岩认为“可见毒解瘀化，皆赖按症加药，按时服药，方有效验。细读原书各案，便知罗氏阅历有得之言，信而可征耳。”余伯陶认为“罗氏剖察病情，如老吏断狱，罗列治法，如名将谈兵，以活血去瘀之方，划清主治鼠疫界限，允推千古双眼。”

另外，余氏认为其所处的上海一带与罗氏生活的两广一域“卑湿虽同，而地气之寒温迥别，是以人之体质亦随地而异，即药之分量亦因人而殊”。因此余氏对罗氏加减解毒活血汤增补加减治法数条，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时三因制宜的灵活性。其增补内容如下：“如肝阳素盛者，去柴胡、葛根加桑叶、菊花；肺阴素虚者，去柴胡、葛根、厚朴，加桑叶、贝母、知母；肾阴素虚者，减轻柴葛加知母，橹豆；气分素虚者，去柴胡，微加防风；血分素虚者，去柴胡、葛根，加桑叶、丹皮；幼稚纯阳者同。胃热素重者，生地干者易鲜；痰湿素重者，佐以平胃二陈；大病之后去柴胡、葛根，加丹参、苏梗；老年气衰者同。亡血之后去柴胡、葛根、桃仁、红花，加丹参、桑叶、侧柏、白薇；产后血去过多者，去桃仁、红花、柴胡、葛根，加荆穗、丹参；产后血枯生风者，去柴胡、葛根、桃仁、红花，加丹参、荆穗、天麻、橹豆。”

除郑氏、余氏赞成外，也有一些医家对罗芝园治疗鼠疫所用方药提出了不同见解。

广东另一医家梁达樵认为鼠疫“为秽浊污毒之气所成，必由口鼻而入，气分先受，继而毒气攻心则内窍闭，毒入血分则脉络瘀。”因此在治疗上，除罗氏所注重的活血化瘀等治法外，尚应增补芳香辟秽、解热毒、开内窍诸法，创辟秽驱毒饮方。他认为“病者发热头痛，四肢倦怠，骨节禁铝，或起红点，或发丹疹，或呕或泻，舌干喉痛，间有猝然神昏痰涌窍闭者，此系秽毒内闭，浊气攻心，宜用芳香辟秽，解毒护心，辟秽驱毒饮主之。”方药组成：“西牛黄八分，研冲人中黄三钱，九节菖蒲三分，米泔泡，靛叶一钱五分，忍冬蕊五钱，鲜者良，用露亦可，野郁金一钱。”徐相宸订正《鼠疫良方汇编》时曾评论梁氏此方“去秽导浊，解毒开闭，比之罗氏、郑氏，实能后来居上”。

徐氏此论，是总结罗芝园、郑尚岩治疗鼠疫验案得来，他认为解毒活血汤作为治疗鼠疫的专病专方并不适宜。他分析了该方的优点与劣点，认为“总觉原方共有发表清气凉血利气活血行瘀六法，除发表不循学理，清气凉血力量甚薄外，惟利气活血行瘀为此方中坚，用之于气滞血瘀之候，有核子坚硬，胸满胁痛，舌色青紫，大便色黑而润见症者最宜。是此方之优点也。无一味解毒逐秽之品，以之清热，亦如杯水车薪，不得谓非此方之缺点。至疫病本无表邪，而方有柴葛，疫气从鼻入，其初尚未入血，当用芳香从气分宣解，不宜早用血药，引毒深入，邪重难用当归，热炽难用川朴，则皆此方之劣点。”

徐氏指出“罗氏立方，则专重红花、桃仁，及其治病，则红花、桃仁又不能独建奇功，而往往求助于膏、知、犀、羚、硝、黄，是活血解毒汤，不得为治此疫主方之一大证据。专重行血，亦是罗氏迷信处。其初起早用，如作茧自缚。中后得手，是将错就错。阅者宜细心分别。”认为鼠疫“病至后段，血已瘀结，故用活血行瘀而效。如初起并未血瘀中后另有兼症则断非活血行瘀之法所能了事。细观罗氏、郑氏治验自知”。“历观治验，不出红花、桃仁、石膏、知母、犀、羚、硝、黄，行瘀、清热、解毒、攻下四法，此疫真相，从可识矣。又见效四法皆是中后之治，知初治尚未中肯也。”

年京师外城官医院医官陈世珍、杨德九、陈舒、张汉卿、孔繁棣作《温役辨证治要》。该书认为此前几位医家将此方用治鼠疫取得良效，“然彼之有效，非活血解毒汤之有效，乃加减法之效。”书中进一步论述到，“鼠疫用活血解毒汤为主方，而以白虎、承气、竹叶石膏、养阴清肺、犀角地黄诸方为之佐，昏庸之主，幸有神明之臣，其效在此而不在彼，乃当局者尽攫佐命神明之功而归于背谬，之主，不其冤乎。”该书作者认为对鼠疫的治疗，“惟得清凉寒下之品味，为釜底抽薪之法，俾炎上之邪，泄之于下，自为最上乘之治法。彼之以活血解毒汤治疫，幸而不至于为大害者，岂非有凉下之佐方故耶。”

3. 内外并治疗鼠疫

罗芝园认为治疗鼠疫，要想获得良效，应内外并治，于是在书中还收录了一些在当时用之有效的涂敷方，如经验涂核涂疔疮方，“殊砂五钱，木鳖仁八钱，雄黄五钱，大黄五钱，冰片二钱，蟾酥二钱，紫花地丁五钱，山茨菇八钱。切忌麝香，涂必暴肿。共为细末，开擦油频涂，清茶亦可。琼州鲍游府用此方各味等分，开如意油频涂甚效，须先四面轻针结核。”

罗氏内外并治的原则，对其后的郑肖岩有较大影响。《鼠疫约编》中增加了收录了《外科正宗》中的一些汤方药散，此外，还使用了一些“泰西妙药”。譬如“若见热退身凉，脉静舌净，惟核破口流出黄水，可内服四妙汤，即神效托里散。外用泰西黄蜡膏，以象皮油调匀，贴之即愈。”“若夫诸证悉平，气血涉虚，核肿坚硬，既不能消，又不化脓，毒根不铲，终非了局。按其脉息细弱，可服托里透脓汤，外敷拙定化核散。或用泰西碘磺水时时抹之，自化。或用生蒲公英捣蜜贴之。”出现溃脓腐烂，人见赢瘦虚弱，可“酌服阴阳双补汤药以托之。若舌苔尚浊，口仍见渴，是余毒未尽，邪热未清，可进凉血清热，排脓解毒汤药，其外敷药粉，皆以珍珠散调象皮油贴之。”“方中所用的泰西白蜡膏、黄蜡膏、碘礤水、埋口膏、象皮油并药布等，多属西药，体现了郑氏在治疗上中西并用的实践精神。余伯陶作《鼠疫抉微》时，曾对郑氏增补的外治诸法，予以肯定，认为“郑氏所补治外诸法，简便适用。”

（三）三焦论治鼠疫法

按上中下三焦分治鼠疫是《鼠疫良方汇编》的特点。该书1910年由郁闻尧、丁仲祜、杨心梅三位医师编订，徐相宸对之进行订正。作者认为加减活血解毒汤并不足以用治鼠疫，“令考原方，药只十味，而柴葛发表，翘地并清气血，川朴归芍流通气血，红花桃仁活血去瘀，于所谓初中末治法，未免有界限不清之弊。欲求万妥万当，必须更求进步。”有鉴于此，编者“参酌罗氏原说原案及郑氏原案，再参以叶天士、王孟英诸大家之法”，“将鼠疫的各种症状分上中下三焦，进行辨证论治。

作者认为治病必须划分初中末三段。对于鼠疫，“初段当以肺经为界，治法可开可清。中段以逆传心包，顺传阳明为界。心包者入营，营热而血未瘀，当凉血，血热极而将瘀，或已稍瘀，当行瘀而仍兼凉血。其有神识不清，或已昏沉者，当用牛黄、至宝、紫雪之属以开之。阳明者劫津，其热散漫而未与肠中水谷之渣滓相结，当用白虎法清之。其热已与渣滓相结，而不大便或腹痛者，当用硝黄下之。”

关于上焦症治，书中写到，“发热，香豆豉、黑山栀。其有恶风者，挟风邪也，用生牛蒡、薄荷叶佐之。其有恶寒者，挟寒邪也，栀豉汤去栀加葱白主之。头痛，有风寒兼症依上法，无兼症，栀豉汤可加甘菊花。阳明亦有头痛症，胃火上冲也。其痛若劈，当重用石膏。苔薄白，用栀豉原方。苔白腻或如积粉，秽浊重也。栀豉加佩兰叶、鲜石菖蒲主之。”“苔黄浊，秽浊极重之症。往往有不待传变而气道即闭者，急重用鲜菖蒲、人中黄，漂中白煎汤，送诸葛行军散（徐注，用梁氏辟秽驱毒饮亦佳）。”

对于中焦症治，作者推崇石膏、知母白虎法。认为其属胃腑热结症，“全以胃中津液存亡为断，病情至此，已如烈火燎原，津液有立尽之势，所以舍釜底抽薪，更无别法。”

关于下焦症治，又分阳明大肠热结症、太阳小肠症、热入少阴症、热入厥阴症，逐一对其辨证加减用药。

与《鼠疫良方汇编》按三焦论治鼠疫有相似之处，陈世珍、杨德九、陈舒、张汉卿、孔繁棣所作《温疫辨证治要》中，也按三焦来选药论治。作者认为对鼠疫的治疗“急以逐秽为第一务，上焦如雾，清而化之，兼以逐秽，中焦如沤，凉而下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养阴。”

同时，该书作者认为鼠疫病情万变，不能拘执一是，因此只列了用药范围而不列方，诊治者可临时权衡轻重以确定用药即可。作者选定的上焦用药为桑叶、菊花、薄荷、连翘、生石膏、知母、黄芩、二冬、丹皮、炒栀子、花粉、蒌皮、通草、银花、蒲公英、犀角、杏仁、川贝母、大青叶、板蓝根、紫花地丁、鲜竹叶；中焦用药为生石膏、生大黄、黄芩、炒栀子、莲子心、栝萎、知母、竹茹、川黄连、甘中黄、枳实、羚羊、丹皮、川郁金、龙胆草、滑石、牛黄、元参、竹播心、飞青黛、杭白芍、炒赤芍；下焦用药为生大黄、元明粉、芒硝、青黛、大生地、生牡蛎、栝楼仁、黄柏、知母、生鳖甲、桃仁、活蜜虫即土鳖虫捣汁。此外，还选定了紫雪丹和安宫牛黄丸等。

曹元森作《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时，收录了《温疫辨证治要》的内容，并补入山西大同治疗鼠疫的经验方及加减法：“连翘三钱至五钱，银花三钱至五钱，知母三钱至五钱，炒栀子三钱至六钱，黄芩三钱至五钱，黄连二钱或三四钱，大青叶三钱至六钱，丹皮二钱至四钱，薄荷一钱至二钱，川贝母三钱至五钱，生石膏五钱，重可加至三四两，元参四钱至三四，竹叶四钱，菊花三钱，霜桑叶三钱，生军二钱至三四钱”。

以此方为基础，临证加减用药如下：“胸痞加溏瓜萎五钱至一两；口渴加生石膏、元参一两至三四两；目赤加龙胆草、青黛三钱至五钱；舌苔黄白或腻白，大便结者加生军四五钱；大便不通，或挟热下利，或大便脓血，或热结旁流，加元明粉或芒硝二钱至四五钱；溺黄短者，加车前子三钱至五钱；溺赤或不通者，加滑石三钱至五六钱；身有疙瘩项肿为发颐，面肿为大头瘟，加青黛三钱至五钱、蒲公英五钱至一两；谵语加羚羊角或犀角一钱至二三钱，或紫雪丹一钱至二三钱；神呆神昏则热入心包加安官牛黄丸一粒至二粒，若舌卷囊缩，手足瘛疭，病已危笃，法所不治，间亦有得愈者，则非大剂一日服三剂不可，略一迟疑则无及矣。”

（四）按六经论治鼠疫

按六经论治鼠疫，以袁仰山的《鼠疫纪实札记》和黄仲贤的《鼠疫非疫六经条辨》为代表。

《鼠疫纪实札记》为光绪年间广东医生袁仰山所作。他认为“核症所起各部位，有属各经之不同”，因此按分经症状选方用药吗，内容如下：

太阳经症状及用药：“核在耳下一穴，初起多耳凉耳热，脉象微浮，舌红苔白，用药以木通、生地、滑石、牛予、石葵为主。”

阳明经症状及用药：“核在耳下与人迎，印喉旁两大动脉，舌脉法诊此处。初起昏睡，脉洪大，舌苔黄，用药以刮篓根、芦根、连翘、栀仁、滑石、桃仁、小生地、绿豆、人中黄、生石膏、知母为主。”

少阳经症状及用药：“核在耳后两旁，初起见呕逆，脉弦，舌苔黄白而干，用药以熊胆、胆草、大青叶、青黛、马勃、薄荷为主。”

太阴经症状及用药：“核在两髀及腋下，初起乍凉乍热，手足稍冷，脉象涩，舌无苔，用药以连翘、银花、牛子、蝉退、苦桔、竹叶、川朴、小生地、桃仁、甘草、羌黄、绿豆为主。”

少阴经症状及用药：“核在胁下两穴及腰俞，初起烦躁，鼻息鼾，不能寐，脉微而细数，舌焦黑而渴，用药以地黄、麦冬、栝篓根、金钗斛、甘草、参叶、连翘、蓝根、桃仁、绿豆、荠苊为主。”

厥阴经症状及用药：“核在大腿两穴，初起呵欠，呕逆，气上撞心，脉弦小，舌或绛或黑干，用药以生地、桃仁、茅根、红花、赤芍、鳖甲、蓝子、蓝根、菊花、公英、青黛为主。”

由上述内容可见，袁氏所述多为腺鼠疫症状。除遵循以上六经辨证用药外，作者也强调要随症加减用药：“背寒加桂枝，心迷加栀子、牛黄，咽痛加元参，湿毒抽掣加地龙，呕吐加竹茹，胸满加川朴，头痛加竹叶，眼倦加菊花，瘼疯加羚羊角，阳亢加龟板，粪多防脱加牡蛎，痛加熊胆，不寐加白芍，小便多加龙骨、元参、丹皮。”此外，文中还载有免疫散、消毒核膏及鼠疫核症预防方等。

《鼠疫非疫六经条辨》为广东黄仲贤所著。“是书名曰鼠疫非疫者，以鼠疫乃鼠之患疫也，非疫乃人之病，而非疫也。”他认为鼠疫非疫，显然是错误的。黄氏将鼠疫核症“不拘患生何处部位，总以核色红白，核形大细，高低软硬，定为阴阳，”再按六经见症辨证用药。总以核的颜色、质地等定所患核症的归经：“核为毒症，起发本乎火气，高肿由于津血，故气盛则核坚，气虚则核软，津血足则核大，津血少则核细。太阳为寒水之经，核白而软；阳明为燥气之经，核白而坚；少阳为相火之经，核白而坚；太阴为湿土之经，核白而软；少阴上心下肾，心火之核红而坚，肾火之核白而坚；厥阴为木火之经，核浅红而坚。此六经核症初起之形色也。”

然后再根据六经寒热、脉象等见症，确定核症用药大法，“太阳宜疏皮肤之滞，佐以辛温；阳明宜开肌肉之滞，佐以甘寒；少阳宜转枢机之滞，佐以辛凉；太阴以培土为主，湿寒者热而燥之；湿热者寒而燥之。湿毒内盛者，从小便去之。手少阴宜清血脉之热，佐以成寒。足少阴宜补阴维阳，佐以纳气。厥阴宜消瘀清热，佐以软坚。”

著名医家张锡纯亦从六经角度辨证鼠疫，但与袁氏、黄氏不同，他只将鼠疫看作是少阴伤寒热证之剧者，本治少阴寒温之理，取少阴篇黄连阿胶汤之义，通变其方，立坎离互根汤治之：“生石膏三两（轧细）、玄参八钱、知母八钱、野台参五钱、生山药五钱、甘草三钱、生鸡子黄三枚，将前六味煎汤三茶盅，凉数分钟，纳鸡子黄分三次温服下。”

总的来说，按六经论治鼠疫之法较为保守，不可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医治疗疫病方法的多样性。

（五）李健颐发明新方二一解毒汤和二一解毒注射液

近代治疗鼠疫的诸多医家中，李健颐的成绩较为突出，他研制的二一解毒汤和二一解毒注射液，在近代中医防治疫病史上，具有重要创新意义。

1. 注重实践，创制二一解毒汤

从1912年起，李健颐即在其父亲指导下，运用《鼠疫汇编》中的经验加减解毒活血汤开始治疗鼠疫。经过十数载临床实践观察，李健颐认识到，经验加减解毒活血汤一方，“化瘀解毒，是为最善，独惜无通络杀菌，且因柴葛之辛散，归朴之温燥也。是故或者有效，或者无效。”遂在罗芝园的基础上，将方中柴葛，改为荆芥、银花，将归扑改为紫草、渐贝。“以荆芥之成分，含有盐酸必林，功能直入血管，鼓动血中毒质，变化为汗。银花轻清疏表，且有解毒之能，合荆芥以为用，得相须相济之功。”“紫草以凉血解毒，渐贝以散结化滞。”又仿神犀丹治疗瘟毒斑疹之意，加入板蓝根，解血分之毒。

李氏还认为，汤药入口“先经肠胃之变化，然后散播于各脏腑，以间接于血管”，与西医注射鼠疫菌血清直接作用于血管相比，“服药之效，比注射为迟”，遂又加入雄黄、脑片二药，能助他药“引入血管，使诸药有先登之功，与注射之效，无不相埒。且雄片二药，杀菌防腐之力最强，故比解毒活血汤为灵。”由此得出二一解毒汤的“雏形”一一第一次方（名加减解毒活血汤），即“荆芥三钱，银花三钱，桃仁八钱，红花五钱，生地五钱，紫草皮二钱，板蓝根二钱，连翘三钱，甘草钱半，雄黄一钱，脑片八分，赤芍三钱。”

在第一次方的基础上，作者又经过十余载之临证，历次之加减变化，试验数百病人，始成一较为完善的治鼠疫良方，遂名其为二一解毒汤：“金银花（轻剂五钱至一两，重剂二两），连翘（轻剂三钱，重剂四钱），荆芥穗（三钱，热甚传里者，可除之），浙贝母（轻剂三钱，重剂五钱），紫草皮（轻剂二钱，重剂三钱至四钱），板蓝根（轻剂二钱至四钱），生石膏（轻二两至四两，重剂六两至半斤），赤芍药（轻剂三钱，重剂六钱），桃仁（轻剂四钱，重剂八钱），红花（轻剂三钱，重剂五钱），生地黄（轻剂五钱，重剂一两），大青叶（轻剂三钱至五钱、重剂六钱至八钱），正脑片（每剂五分至一钱），雄黄精（每剂一钱至钱半），鲜芦根四两熬汤作水煎药。”

在创制二一解毒汤的21次试验中，李健颐除依据自己临证试验效果外，还广泛汲取古今医家治疫的经验。譬如方中重用银花，是受王孟英结核方的启发，重用石膏，是受余师愚清瘟败毒饮及张锡纯等人善用石膏的影响。在第七次试验时，他还采用了时贤汕头郭韶九的建议。当时郭韶九运用李健颐所拟第一次方治疗鼠疫，认为“加大青叶五七钱，大黄三四钱，或用十两半斤之多，大泻其热毒，百发百中”，撰文发表于广州《杏林医学月刊》中。经过自己悉心考证，李健颐认为“郭君研究加此二味，诚有至理，实能匡愚所不迨”，遂加入大青叶、大黄继续试验。第二十一次试验时，特用鲜芦根煎汤煎药，“恃其清热利尿，兼壮心脏之作用，犹西医治热病，投退热剂，而兼服毛地黄酒、朔番斯酒等壮心利尿剂之意也”，则又参考了一些西医学知识。

经过如此反复实践而出的二一解毒汤，在用于治疗鼠疫时，作者仍强调要随症研究，对之进行加减，因为“鼠疫病证反复无常，尤当分别表里，虚实，血分，气分，及热伏于五脏，传于六腑，并胎前产后劳复食复，治疗各殊，用药有千里毫厘之谬。”“作者在书中不但详述了该方在3种鼠疫及45种兼证时的具体运用情况，又不厌其烦地列出了24种随证加减变化。

由此可见，二一解毒汤的发明和应用，每一步都是与作者的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惟有这样注重实践，才能创造出治疗鼠疫的有效方剂。

2. 改良剂型，发明二一解毒注射液

李健颐治疗鼠疫之创新之举，要数二一解毒注射液的发明。

李氏认为，在我国悠久的医学历史中，上古之时崇尚用针灸治疗疾病，而在汉代发明汤液之后，人们逐渐偏重汤液治病之法。而用汤液疗病，“不特服用艰难，且奏效迟缓，凡遇急症，屡有措手不及之患”，若“遇轻症，药苦不纳，尚可稍延时日，苟愚（笔者注：应为“遇”）热疫重症，危在顷刻，服药与不服药，即有生死关系，多半因其不能服药，即继为不治者，比比皆是”，可谓治疗上的一个缺点。

“今日西医发明注射，可补此弊，诚大有功于后世也”，他想，“西药既可制液，岂中药独不能哉？”中医若是一味地故步自封，不肯改良，“围于汤液一隅，因之注射归功于西医，故西医注射有一日千里之势，吾国医反成落后，诚为憾事。”“每有思将其汤方之煎剂，化为注射液，可以补救服药不及之弊。”

作者有感于此，遂潜心研究，用其发明的二一解毒汤，化制一种透明液体，以供注射，“经过若干试验，幸得告成，命名为二一解毒注射液”。据称，该注射液“能治鼠疫、癍疹、麻痘、猩红热、脑膜炎、狂犬病、霍乱、瘟毒等症，用法简单，奏效灵敏，又无副作用，与西药注射无相轩轾。”

该注射液的制法：用二一解毒汤全剂原方，将“方中脑片、雄黄末、生地黄三味取出后炖，其余各药研为粗末，贮入磁砝煎罐中，加灭菌蒸溜水四Ｏ.Ｏ瓦，在温室中浸一夜，微火熬四小时，用布包绞榨，得浓汁药液，约二０.０瓦，去其残渣，以滤纸滤过，即得清净黄色透明液体。再贮入大玻璃化药量杯中，加入梅片、生地黄、雄黄末，杯面以玻璃片盖覆，放在砂窝里，外用冷水煮沸，连炖至玻璃杯中药液沸腾为度。再以滤纸滤过，去其不溶化之残渣，照前炖三四次，复以滤纸反复滤过，得清淡黑色透明液体，加温消毒，乘微热倾入玻璃瓶中，封塞固密，以供注射。”

此注射液的用法：“静脉筋肉均可注射。轻用一五-二Ｏ西西，一日二次，重症用二Ｏ或五Ｏ西西，日夜三四次，兼服调胃承气汤，连下四五次，即可退热而愈。若患霍乱，可代盐水之用，注射于大腿内侧，筋肉最厚之处，内服鄙制八宝万应丹，百发百中。”

作者还特别强调了注意事项，“注射此药之前，注射部位，须消毒清洁；注入药液，愈缓愈妙；药液新制为宜，陈久变质，用之有害。霍乱用时，药液宜炖热，与体温相等。”

二一解毒液的保存方法：“此药液制成之后，当乘微热时，例（笔者注：应为“倒”）于篮色玻璃瓶里，将瓶塞好封存坚固，放黑暗处，可保一二年不变。虽然，用时亦须斟酌，若见该药液变有混浊不清者，是药已变坏，实不堪用，倘误用之，则有生命危险。”

二一解毒液注射法，可分为静脉注射、肌肉注射两种方法。

静脉注射法，“先将注射针煮沸，消毒完善。然后将二一解毒液吸入针内，即将针头向上轻轻推出气泡，至气泡逐尽，药水泛出为止，就于手臂上膊弯曲青筋最粗之处，用碘酒消毒，另用橡皮带札打针处上部，并令病者捏拳着力，使血管澎涨，青筋突起，注射针与血管平行，略斜向上插入，见针内有血流出，是针已入血管，遂将所札橡皮带解去，缓缓将药液注入。注完后，针即抽出，针孔贴以胶布，每日注射一次，每次用二十ｃｃｍ三十Ｃａｍ。”

肌肉内注射法， “于大腿外侧，筋肉最厚之处，注射一次，用十Ｃｃｍ，每日注射二次，或三次，以迄治愈。在病重者，每隔二三点钟注射一次，其用量可加至二到二五Ｃｃｍ，并无危险。””

二一解毒注射液的发明应用，“不特可以补助服药不及之弊，且可启中药注射之新法，而抵塞西药之漏卮也。” 在20世纪30年代， 李健颐的这一发明，在中医方剂剂型的探索方面，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开中医界之先路，确实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六）冉雪峰对鼠疫的辨证治疗

冉雪峰认为“鼠疫为阴燥，阴燥体阴用阳，纯是一派热象。即兼外感，不可用辛温发表；且热虽甚，亦不可用苦寒涤荡。盖肺位最高，苦寒径走中下，未能中病，更深一层，则苦寒滞脾伤胃，土不生金，是自绝肺之化源”。

另外，冉氏对当时医家用活血化瘀方法治疗鼠疫之举，亦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肺主气，当治气分。倘邪未入营，开手即用连翘、红花、丹皮、桃仁之类，是凿空血管，引贼入室”。因此冉氏从治燥邪立论，认为鼠疫治法应遵循“清芳润透，不温不烈，不苦不燥，不粘不滞”的原则，进行选方用药。分别从气分、血分论治，立太素清燥救肺汤和急救通窍活血汤二方。

其一为太素清燥救肺汤，组成如下：“冬桑叶三钱，杭菊花二钱，薄荷叶一钱，瓜萎皮三钱，叭哒杏三钱，鲜石斛三钱，鲜芦根六钱，生甘草一钱，真柿霜三钱，津梨汁二茶匙。右十味，除柿霜、梨汁，以水三杯，微煮，以香出为度。 去滓，入柿霜、梨汁，温服。身热或入暮发热，本方薄荷再加一钱，或加麻绒八分六分，取微似得汗，去麻绒。”

此方适用于燥气拂郁之在气分者，冉氏认为：“桑叶、菊花、薄荷芳香轻透，清肺热解肺郁利肺窍，俾燥邪外泄皮毛，萎皮、杏仁利膈导滞，内气得通，则外气易化，石斛、芦根凉而不滞，清而能透，柿霜、梨汁柔润而不滋腻，甘草补土生金，和诸药解百毒，合之为清凉透表，柔润养液，绝不犯上，论各弊有热加薄荷麻绒者，肺合皮毛，开之以杀其势，勿俾久遏而令肺脏发炎也。”

第二方为急救通窍活血汤：“川升麻一钱五分，青蒿叶三钱，藏红花二钱，净桃仁三钱，犀角尖一钱，生鳖甲三钱，真麝香五厘绢包，鲜石斛三钱，鲜芦根六钱。右九味以水五杯先煮升麻等七味，令汁出，再入芦根石斛微煮五六十沸，去滓温服，外窍闭加麻绒一钱。如内窍未闭，去麝香；势缓，亦去麝香。得微似汗、微吐者愈。急刺足委中穴以助药力。”

冉氏认为“此方治燥邪拂郁，直袭血分，气血交阻，面目青，身痛如被杖打，肢厥体厥脉厥或身现青紫色，倘仅气分郁闭，未可误用，界限务以分明。”关于此方用药，冉氏解释到：“青蒿、升麻透达气分之邪，红花、桃仁透达血分之邪，犀角、鳖甲直入血分而攻之，石斛、芦根转从气分而泄之，而又加麝香以利关节，以期立速透达合之”，总以疏通气血为要务。

除此二方外，冉氏还认为仲景伤寒金匮中的一些方剂如麻杏石甘汤、竹叶石膏汤、麦门冬汤、白虎汤、葶苈大枣泻肺汤、桔梗汤、大黄牡丹汤、升麻鳖甲汤、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及汉唐后的一些方剂如千金麦门冬汤、 防风通圣散、银翘散、桑菊饮、俞氏清燥救肺汤、辛字润肺膏、生脉散、琼玉膏、外台桔梗白散、千金苇茎汤、泻肺丸、月华丸、王氏通窍活血汤等，均可辨证加减用于鼠疫的治疗中。对这些方剂中不适于鼠疫治疗的方剂，冉氏也逐一指出并作论述。

另外，当时社会上风行的一些治疗鼠疫的方剂如治疫奇方、鼠疫毒核消毒散、罗芝园的治愈鼠疫经验良方、专治鼠疫神效汤、雷击散、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归脾汤等，冉氏一一进行对之批驳。由于冉氏多从燥邪论治鼠疫，对这些方剂的批驳，有一定的道理，但因为每位医家在治疗鼠疫时，切入角度不同，因此辨证用药出现不同，也是应予以理解的。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后期另一医家叶古红也从燥邪论治鼠疫，其立说多宗喻氏。在治疗上，叶氏认为：“燥在气分，即所谓肺炎性鼠疫，可取喻嘉言清燥救肺汤加减为治。燥入血分，即所谓败血性鼠疫，可取刘河间双解散加减为治，迨至燥邪泄尽，阴液未复，可取喻氏琼玉膏、 生脉散之类，以滋补为善后。”由其选方用药可以看出，他与冉氏的观点有相同之处。

除以上几位医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论治鼠疫外，徐相宸还著有“时疫用药法程”一文，将鼠疫的治法概括为内治九法，即芳香逐秽、以浊导浊、解毒、清热、活血行瘀、开内窍、通大便、通小便、通经络等几种；以及尚有外治四法，即取嚏、刮、刺、涂药等，主张内外治疗方法相结合治疗鼠疫。确定治法后，作者针对每一治法，确定了一些方药范围，以便于临证时灵活选用。如首列芳香逐秽治法，其用药又分轻重，具体为：

“豆豉、银花、花露（如玫瑰、佛手、藿香之类）、建兰叶、省头草。以上轻；水安息（早者亦可）、中国冰片（洋冰太热勿用）、杜麝香；古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拙制清凉八宝丹。以上重。皆可选用。”

徐氏治疫，与前面《温役辨证治要》相似，也只是确定治法和一些方药，并未确立成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一些医家不经辨证乱用成方的弊病，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近代医家对鼠疫的论治，在充分贯彻辨证论治的原则下，突出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治疗特点。虽然各位医家治疗鼠疫的方法和用药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出现些许争鸣，如对罗芝园创立的治疗鼠疫的主方加减解毒活血汤等，有赞同的，亦有持否定态度的，体现了一种很好的学术争鸣氛围。

经过长期的探讨，近代中医对鼠疫的治疗方法日渐丰富，在当时西医西药治疗鼠疫还不很理想甚至是无药可用的情况下，对减轻鼠疫灾害，起到了重要作用。

六、近代中医对鼠疫的预防

关于鼠疫的预防，近代《鼠疫治法》、《论鼠疫之预防及其疗法》等中医著作中也有体现。

在最早的鼠疫专著吴宣崇的《鼠疫治法》 中， 即记录了一些防疫方法，如清洁居处卫生：“当无事时，庭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家中人不可坐卧贴地，奴婢小儿俱要穿鞋，农人亦宜穿草鞋，以隔地气”。掩埋死鼠：“闻近邻有鼠死，即要时时照察， 埋鼠掩鼻转面，勿触其气”。 药物预防： “宜时常用如意油拭鼻孔，以辟邪气”。 迁徙避疫：“疫势已急，即宜逃避，得大树下阴凉当风处为妙（树下避疫，外夷法也。验之，本地屋在树下者俱平安）。或泛舟水上尤妙，否则居近水当风处亦佳。” 吴宣崇将防治鼠疫总结为：“居要通风，身勿粘地，药取急泻，食戒热滞”。 从以上预防方法不难看出，吴宣崇氏的预防措施，多是来自经验的简单总结。

其后的医家不断增补，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预防鼠疫方法。其中，福建名医吴瑞甫的《论鼠疫之预防及其疗法》 为主要代表。吴瑞甫对于中西医学，均有较高造诣，并致力于中西医学的会通。20世纪20年代，厦门鼠疫流行时，吴瑞甫曾在回春医院研究防疫及治法，全活甚众。其预防鼠疫措施，颇为全面。

吴瑞甫将鼠疫的预防方法总结成十条。他认为既然老鼠为鼠疫的罪魁祸首，因此“欲正本清源，当以扑灭鼠族为第一方法”。他大力提倡养猫、捕鼠；食物应“阻瓦器固密收藏”、以免被疫鼠玷污；第四杀灭衣虱及跳蚤，“病人衣虱，死鼠跳蚤，为疫症传染之两大原因”，因此，应仿西国防疫方法，杀灭衣虱跳蚤， “凡疫者衣服被席，须用汞绿强盐水灭其疫毒。即病者死后，其室内墙壁，须全以白灰恶之”，“其以西国臭水洗衣晒地者，亦即为杀灭虱蚤及疫虫之方法。”

第五条安置死鼠：“人家偶发现死鼠，即宜将多量臭水洒满鼠身，因此足令跳蚤及微虫一切死灭也。其死鼠仍须掘土埋之，以免秽气传染。”

关于清洁卫生，吴氏总结得亦较为详尽：“睡房与衣服床被及身体，皆须随时洗洁，食器食品，尤宜加意。庶免粘染疫毒，病室之布帘地毯睡衣，及一切应用物、除应需用外，概宜另置别所，既免障碍，亦免日久成为留疫之具，有时不焉已须入病室，用灭疫水洗净口鼻为要。”

至于居处，吴瑞甫氏除强调宽敞通风外，还指出：“一切地板门窗等件，皆宜随时洗刷，墙壁扫生石灰水，不可逾时不净，愈勤洗则愈妙。不可聚处多入，欲多得清净故也。沟渠渗井水槽等处，皆须小心察看。勿使渍积。其有秽物浸渍者，亦宜留心整理。秽物迁延时，一切人等皆应速避。或先以消毒水洒之。”

吴瑞甫还指出了疫症流行时，隔离的重要性：“凡鼠疫发生，无论何处，皆宜隔绝行人来往，迂道以避为宜。疫地人家，勿以庆吊宴集宾客，庶免陷人危险。”

在预防方法之外，吴瑞甫还记述了四种消毒方法：

一为薰蒸法，“拟用硫磺、鬼箭各酌量为末，以小烘炉起炭火，置瓦片炉上，然后下前药朱，加热令出烟，将窗户紧闭，务使药烟无处不到，方能尽杀其毒。”二为洒地法：“西医臭水最能杀虫，以臭水洒地，令虫虱净绝，并洗器物及衣服”。三为日光消毒法，指出“鼠疫菌对于干燥，非常薄弱，晒于直接日光下三四时后必死。 故衣被器具，宜常晒曝，房屋能引入日光透入，便能消毒于无形。”四为皮肤消毒法，他认为“疫症盛行之际，肌表慎防损伤，指尖各处常洗消毒药水， 以免传染。”

吴瑞甫关于鼠疫的预防方法等，着重强调消灭传染源、隔离病人等，这些措施在预防鼠疫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吴氏的这种认识，集中代表了近代中医积极进取，中西互参防治鼠疫的奋斗精神。

综上所述，近代中医在认识和防治鼠疫的过程中，于混乱的疫病名称中，最早确立鼠疫病名；对鼠疫的认识和诊断，除继承运用传统的病因病机学说和诊断学知识外，积极汲取西医学的相关知识并将之运用于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医认识疾病和防治疾病的能力。 中西互参， 在中医预防鼠疫方面亦有体现。

至于鼠疫的治疗，由于西医对之基本上没有太多行之有效的方法，近代中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时期，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仍被广大医家遵循，同时在治疗鼠疫过程中，许多医家也贯彻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原则，取得了较好疗效。近代中医对鼠疫的防治，大大丰富了近代中医防治疫病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