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寒温之争与感染性疾病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特大规模的瘟疫流行，一次是东汉末年（公元184-220年）的“建安大疫”，一次是金元时期（公元12～13世纪）的大瘟疫，一次是明末清初（17世纪中叶）的大瘟疫。可以说，中国医学发展史是一部我们祖先与感染病（外感病）斗争的历史。从《伤寒论》到金元四大家，再到《瘟疫论》《温热论》等，何以形成中医学进步的三个发展高峰？那是因为，疫病大流行的重大现实，迫使医学家在悲天悯人的大境界下突破自我的局限，面向实际、面向问题所迸发的史无前例的创新精神，以及对传统理论的传承与批判性思维。

因此，我们满怀热情，期待大疫之后的中医学新生。然而吊诡的是，尽管近代以降，张仲景的地位不断地被确认和提升，一代代中医学人对《伤寒论》和《温病学》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却不得面对尴尬的现实，治疗由细菌病毒引起的感染性疾病，早已不是中医的主战场。直到今天，当新冠肺炎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有点“远水不解近渴”的时候，当中医药不得不仓促应战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医的专家们似乎也远远没有准备好——众说纷纭的中医病因病机，五花八门的治法方药，而且言人人殊，各自为战的境况似乎难以改变（正在成为真正的特色）。或许正因为如此，一部站在新起点上的《中西医结合感染病学》，一部与《伤寒论》和《温热论》等量齐观的划时代著作，正在集聚我们的时代共识，即将获取大疫之后的智慧结晶。 

第一节  “建安大疫”与《伤寒论》

一、惨痛的“建安大疫”

提起“建安大疫”，我们就会联想起一代枭雄曹操的千古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曾几何时，洛阳作为东汉王朝的都城，这里还是人烟密集，商旅如云。但此时却人迹罕至，杂草丛生，一派大疫之后的荒凉和破败。

据后世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119—217年这百年间，就曾有几十次大瘟疫。而在东汉末期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的惨状。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

在瘟疫的打击下，一般的老百姓由于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向养尊处优的上层人士也难逃厄运。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谓“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当曹丕还未称帝时，与“建安七子”中的几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价：“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五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和王粲。《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说：“（阮）瑀以（建安）十七年卒，干、琳、玚、桢二十二年卒”。这段话明确说“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均死于同一场大瘟疫。而且“（王粲）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上引书第599页）

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此外，当时许多著名的上层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贤”、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

尤其在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4—219年），被人们称为“伤寒”的大瘟疫爆发达到了高峰，给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实际上，在东汉王朝灭亡以后，到三国和晋朝，它又持续了很长时间。后世历史学家裴松之就曾说，这场瘟疫“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据《晋书》的记载，甚至在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都还时有发生，“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

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曹操南进军队因疫病流行而出师不利的事迹频频记载于诸史籍。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二月，曹操军队赤壁失利后，军人不适应气候，“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魏书·武帝纪》）裴松之认为赤壁之败，“实由疾疫大兴，以损淩厉之锋”（《魏书·贾诩传》裴注）。而与此同时，孙吴的军队又乘机进攻合肥，曹操派遣将军张喜率领千余骑兵和汝南地区的军队前往解围，亦“颇复疾疫”（《魏书·蒋济传》）。曹操在次年七月就曾感叹道：“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讨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司马朗在临死前对将士说：“遭此疫疠，既不能自救，辜负国恩。”（《魏书·司马朗传》裴注引《魏书》）很显然，江淮一带气候不但造成军队内疫病流行，而且还使主将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也染病而死。而东吴的鲁肃也病逝于这一年，年仅46岁。

在经历了长期的大规模瘟疫后，中国的人口大量死亡。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仅仅80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竟然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虽然当时的战争和灾荒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带来的这种损失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

二、“伤寒”是什么病

（一）为何称之为“伤寒”？

东汉末年的这次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正如仲景《伤寒论·序》所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缘何谓之曰“伤寒”？

曹操试图吞并天下的时间，恰好是全球变冷的一段时间，且与“建安大疫”重合。因此，人们很容易想象疫病的流行因寒而致，避寒是重要措施。比如山西地带的寒食节，就被曹操禁断，他颁布了著名的《明罚令》：“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之推。子胥沉江，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于子推独为寒食，岂不偏乎？且北方泛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儿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曾研究了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据其发表在《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21页上的论文可知：“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国都洛阳晚春还降霜雪。……直到三国时代，曹操（公元155—220年）在铜雀台（今河南临漳西南）种桔，已经不能结实了，气候已比司马迁所在时代寒冷。曹操儿子曹丕在公元225年，到淮河广陵（今淮阴）视察十多万士兵演习。由于严寒，淮河忽然结冰，演习不得不停止。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那时气候比现在寒冷。”《后汉书·五行志》亦记载“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六月，寒风如冬时”。气候明显变化，导致“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这是东汉后期疫情剧增的重要原因，也提示该时期的疫病流行与气候寒冷关系密切。从史料看，建安年间造成高死亡率的瘟疫大流行至少有4次：建安前期（公元196—205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我们在后文中将要提到，感冒作为一种最古老、最常见的疾病，尤其当古人对流感、感冒和上感尚无法清晰区分的时候，这种疾病的频发长期地拷问着古代医家的智慧与学问。考古证实，甲骨文中的“祸风”指的是现在的感冒。赵洪钧先生考证发现，古人最早重视的外因是“风”，《素问·刺节真邪》说“邪气者，虚风之贼伤人也。”《素问·风论》亦曰：“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生他病也。”《素问·骨空论》亦曰：“风者，百病之始也。”风之外，较早认识到的是“寒”与“湿”，因此，张仲景称之为“伤寒”和“中风”。

事实上，不光是中国古代有“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素问·热论》）的认识，西方也有这样的认识。英语里感冒叫“common cold”，认为与寒冷有关系因为，这种观点很直观。直到1933年5月，Paul和Preese在美国卫生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Hygen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才根本性地改变这种认识。因为他们发现，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sbergen）有很特别的感冒流行期。这里的感冒会在每年5月左右开始爆发，到10月又归于平静。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卑尔根岛在漫长的冬季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每年5月，第一艘货船才会来到这里。船只不仅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感冒。只有当一年中最后一艘船只在10月离开以后，感冒流行才会逐渐中止。这个现象很清楚地说明，感冒源于某种可以被传染的病原体，而温度很可能不是导致感冒的主要因素。

（二）“伤寒”是什么病？

“伤寒”是一种什么病？检索文献，执“流感说”者为多，例如赖文、王三虎、丁婉珍、李文旭、黄元金等学者，他们从以下方面进行了论证：

1. 流行特征  首先，感冒是最古老的疾病，而流感可以引起大规模传播。其次，流感在病情初起、发展、危重阶段，都与伤寒病十分相似，病初起以发热、恶风寒、头项强痛为主症。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斑疹伤寒、天花、猩红热常有斑疹、痘疹等明显体征，鼠疫流行常先有（或伴有）大量死鼠的异常现象及鼠疫的特异性症状，霍乱、伤寒（西医）等初起即以严重吐泻为主症，与伤寒太阴病以或吐或下利的的阶段性症状明显不同。三是流感发病多见于寒冷的月份，如《伤寒例第一》称“冬时严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不同。

2. 死亡率  流感的死亡率与其亚型相关，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美国的死亡比例在10～11月达（60～65）人/千人，全世界死亡的总人数达2千万。建安年间社会和经济落后，民生凋弊，可能会有更高的死亡率。

3. 临床表现  流感一般在发病时即出现全身中毒现象，呼吸道黏膜的卡他现象出现较晚或不出现。太阳病提纲是“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太阳病表虚证和表实证分别表现的发热汗出、干呕和发热无汗、呕逆、体痛，正好概括初起的中毒表现。

相继出现卡他现象，太阳表虚证的鼻鸣、表实证的喘，小青龙汤证的咳嗽口渴，麻杏石甘汤证的咳嗽、气喘、口渴。对于精神状态也有描述，如大青龙汤证的烦躁，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的惊狂、卧起不安，炙甘草汤证的心动悸。病毒侵害神经系统，在精神方面可出现多种症状，如倦怠、冷淡、嗜眠、烦躁、失眠，甚至谵语、神志不清等。

流感的热型，常见的为弛张热，偶尔可见间歇热。呈弛张热大多在起病不久，其时畏冷寒战已消失，反觉烦热，而且有多汗的现象，这些征象显示阳明经证。

发热期间常见食欲消失、便秘、腹痛等消化道症状。学者Heuae Ba于1938年流感流行时获得的研究资料表明，多数情况下有食欲降低与便秘，颇似伤寒的阳明腑证。

流行性感冒出现间歇热，畏冷与发热反复相续，如同寒热往来的少阳证。因为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的改变更趋严重，所以有神情默默、心烦目眩、口苦咽干喜呕、胸闷苦满的症候。

三阴之中重在少阴，正好符合流感严重时的归转，由于血管神经中毒，可引起毛细血管及交感神经功能的抑制，严重时会导致血压下降，以及心脏功能性衰弱，甚至引起死亡。少阴病的预后条文更说明这一点：“少阴病恶寒身蜷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4. 分型  伤寒六经病症状可大致归纳为四类，一是以发热（或壮热、或寒热往来）、头身强痛、恶风寒（或但恶热）等为主的全身症状；二是汗呕喘、胸胁苦满、手足厥逆等为主的呼吸循环系统症状；三是以呕吐不利、腹满腹痛、不欲食等为主的消化系统症状；四是以谵语、遗尿、但欲寐、口不仁、烦躁等为主的神经系统症状。患者得病后，随其正气的强弱、体质的寒热、感邪的轻重、治疗的当否、有无宿疾等不同情况而出现不传经而愈、或传经（顺经传、隔经传、表里传）、或直中、或合病并病、或坏病而加重、乃至危殆等不同转归。这与西医把流感分为四型，初起以畏寒高热、剧烈头痛和周身酸痛为常见症状，若无继发感染和并发症，则为单纯型流感，一般发热2～3日可渐愈；若发生混合感染和并发症，可发展成支气管或细支气管型、肺炎型和其他型（胃肠型、脑炎型、中毒型等），各型症状及病情变化与伤寒六经病证及传变很相似。

5. 演变规律  流感的临床过程吻合于六经传变，但“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其临床表现不像外感热病的传变结果。厥阴病的主证是顺逆和吐蛔。外感热病，热深厥亦深，而体内热盛每刺激蛔虫，致乱串而吐出，是为三阳所见，置于六经之末，以为提纲，命曰厥阴病，既放错位置，也过分强调它的重要性。

三、外感病分类与“伤寒补亡”

（一）《伤寒论》与《小品方》诊疗伤寒之异

《伤寒论》诊疗伤寒以从风寒束表的发热、恶风寒、头身强痛为典型症状开始的，治以辛温。六经传变诸证中，除阳明实热和少阴热化外，方治亦主要以辛温和温热为大法。但自仲景之后二百年的南朝刘宋陈延之《小品方》，对天行伤寒的认识和方治却有明显不同。《小品方》（辑佚本）卷六共辑有“治冬月伤寒诸方”28首，其中见于仲景的伤寒方仅一首“白虎加人参汤”。28方中以辛温药为主的仅5方，5方中无一用附子，而多以黄芩、连翘、石膏、麦冬、鳖甲等清热养阴药为主组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品方》治伤寒诸方所主治之证，提及热毒、阳毒有6次，提及斑疹2次，这是仲景六经病所未见者。此外，在28首方中，仅一方说明“治春夏天行伤寒，以茅根为主药”；一方言“治伤寒热毒”“兼治天行”，重用漏芦、连翘、黄芩、大黄，兼用麻黄。与此对比的是，同卷“治春夏温热病诸方”共辑有8方，其中5方标明治天行瘟疫（内有3方说明发病季节是春夏、夏月），症状多以头痛壮热、四肢烦痛，发斑出疹、渴饮为主。

以上是否表明，南北朝时期，伤寒的好发季节已从仲景时期的冬季转为春夏？其主要病种从仲景所常见的以寒邪犯表或直中为特征的寒疫，变异为以壮热、烦渴、出斑疹、身烦痛为主要特征的温疫？其治疗亦从仲景时期的以辛温为主变为辛凉、寒凉为主，仲景方大都不被采用。或许正因为伤寒在六朝已不是主要病种，故而陈延之于《小品方》中极力阐析伤寒与时行瘟疫的区别，《伤寒论》在南北朝开始受冷落，到了隋唐时期（正值我国气候史上的温暖期），《小品方》被官府定为学医必读之书，而孙思邈则有“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之叹。

（二）《诸病源候论》的外感病学体系

晋唐时期，医界对外感病的认识与先秦两汉时期相比有所深入，医家从不同角度出发探讨外感病的发生、发展、流行特征进行辨识，主要有伤寒、温病和天行、疫疠四个方面，《诸病源候论》汇其诸说，融为一炉（表1-1）。其后，《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照搬之，四大体系实际上是早期医家对外感病认识不清、分类模糊的原因，实际上为后来的寒温之争，埋下了伏笔。

这一时期，医家在对产生疫病的气候条件、社会因素等进行综合考量，外感病主要由时行之气、疫疠之气和毒邪等导致，具有流行性、传染性等特征。关于疫病证治，主要是因袭张仲景的六经辨证、脏腑辨证和华佗的表里辨证，拘于一日、二日、三日等的机械主义“日数说”，可能与当时辨证论治原则尚未确立，编书者没有深刻理解“六经辨证”的精髓有关。

表1-1  《诸病源候论》中疫病（外感病）四大体系

（三）宋代的“伤寒补亡”

 “伤寒补亡”是宋代医家研究伤寒学的重要特征，形成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是：张仲景的《伤寒论》创造了理法方药的辨治体系，但临床应用种生搬硬套做法受到挑战。晋代葛洪（葛洪. 葛洪肘后备急方，第36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认为，“伤寒有数种”，不应“令一药尽治之”，“若初觉头痛、内热、脉洪起，一二日，便作葱豉汤，……顿服取汗，不汗复更作，加葛根二两、升麻三两”，已从辛凉角度尝试外感热病的初期治疗，突破了单纯的辛温解表。隋代巢元方（南京中医学院，诸病源候论校释，第357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治疗伤寒病主张因地制宜，“岭南伤寒，但节气多温，冷药小寒于岭北。时用热药，亦减其锱铢，三分去二”。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仅就伤寒初起就搜集了当时流传的发汗散11方，发汗汤19方、发汗丸2方。当时的临床推崇《伤寒论》，更注重伤寒病，努力总结实践经验，为宋代“伤寒补亡”奠定了基础。

自从王叔和首次提出“时气”学说以后，晋唐时期的外感病概念一度十分混乱。葛洪主张“伤寒、时气、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原本小异。”《小品方》则针锋相对，“论疗者不别伤寒与天行温疫为异气耳。……考之众经，其实殊矣。所宜不同，方说宜辩”（转引自王焘：外台秘要，第1卷，第59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诸病源候论》将其细分为伤寒、时气、热病、温病、疫疠五大种，叙述证候、治则却界限不清。《备急千金要方》则合而为一，胲于伤寒之内。《外台秘要》按伤寒、温病、天行三类搜集历代证治方药，虽分类较合理，仍辨析不清。这为宋代“寓温于寒、寒中拓温”的研究思路提供了前提。

《伤寒补亡》就是保守和创新尖锐矛盾的复合物。他们不敢妄言仲景之书尚有未备，又不能不在临床医疗的挑战中总结新的经验，只好提出“仲景之书，残缺久已”，“今采《外台》、《千金》、《圣惠》、《金匮玉函》补而完之”。朱肱（朱肱：类证活人书，第137页，商务印书馆，1957）说：“仲景药方缺者甚多，至于阴毒伤寒、时行温疫、温度、发斑之类，全无方书”；郭雍（郭雍：仲景伤寒补亡论，第159页、149页、143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宣称：“仲景《金匮玉函》之书，千百不存一二，安知时行疫疾不亡逸于其间乎？”

“伤寒补亡”是宋代医家根据医疗实践，汇集前人经验，自发展开的一场对《伤寒论》中涉及或未涉及的外感疾病的因、机、证、治等方面的增补、扩充、区分和辨析的著述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

1. 增补伤寒证治  一是就《伤寒论》中未提到病名又未涉及方药者扩充之。如《伤寒总病论》增补妊娠伤寒、小儿伤寒、天行温病等18类95方；《类证活人书》进而增补妇人伤寒、产后伤寒、小儿疱疹、以及痰证、虚烦、脚气等类伤寒之证，并对庞氏增加者补入方药；《伤寒补亡论》除增入诸血证外，又将四种类伤寒扩充为14种，增加了瘴毒、雾气、毒虫、射工、水毒、酒病、痈疽、豌豆疱疮等论治。二是增补《伤寒论》中有证无方者，如庞安时补入时行温疫、温毒、湿证、风温、温疟、湿温等各证共27方；朱肱又补热病、中暑、温病、温疫、温疟、风温、中湿、风湿、湿温、痉病、温毒、两感伤寒等各证共66方。三是增补《伤寒论》中方证不全者，如庞安时对可发汗证、不可发汗证、可下汗证、发汗吐下后杂证、伤寒劳复证阴阳易证等增方61首；朱肱对阳明、太阳、伤风、少阳、阴阳易、伤寒轻证、结胸、痞、呕、霍乱、哕、胁热利、湿毒利等证增方52首。总之，宋代医家以仲景学说为主体，搜集各家述论，建立了“以伤寒统外感”的证治体系。

2. 强调活用经方  韩诋和（韩诋和：伤寒微旨论，第27页，新昌庄肇麟木生氏校刊本）指出：“古今治伤寒，无出入仲景方。仲景尚随证加减药味，量病而投之。……今人医者，见古方中加减，竟即依方用之；若方中无加减，不能更张毫厘，所谓胶柱也。况《素问》有“异法方宜论”，岂是持一端而治病也？假令杂病方可用伤寒病者，亦可投之，岂须待《伤寒论》中有法也？”至于具体运用，庞安时首先提出运用麻黄、桂枝等方应随节气、地域不同而加寒药；还对暑病表征依加减经方的原则自制代桂枝并葛根证、代麻黄证、代青龙汤等寒温并举，表里同治的方剂。朱肱除将庞氏桂麻加寒药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外，对理中丸等方剂也提出加减运用原则。郭雍（同上）指出：“仲景伤寒所以不分妇人，……学者皆可随痛于男子药症中以意选用也。”许叔微的《伤寒百证歌》更提倡用小柴胡汤、白虎加桂汤治疗温疟、黄芪防已汤治疗风湿等等。

3. 注重寒温辨析  关于发病，庞安时认为风温、温毒、温疟、湿温四种温病乃伤寒复感异气而发；天行温病乃四时自感乖候之气，春有青筋牵，夏有赤脉镄，秋有白气霾，冬有黑骨温，四季有黄肉随。郭雍（同上）提出温病有三：“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均与感寒而即发之伤寒不同。关于传变伤寒循三阳三阴而传，温病传变不依次第。关于病情，郭雍认为，病伤寒而成温者，其热在里，病情较重；春时自感之温，其病在表，病情较轻；温情而成疫者，客之者皆病。关于治疗，庞氏认为发散寒气当用辛甘，正治内热宜以酸苦，其天行温病所列八方，重在清热解毒和泻下养阴。钱闻礼的《伤寒百问歌》治疗闻病初起用升麻汤、解肌汤和小柴胡汤。郭氏认为：“春温之病，古无专设之法”，新感之温注重解肌，温疫则加用疫药。

“伤寒补亡”的初衷是建立一个以伤寒统外感的证治体系，后来却要突破这个体系。从庞安时根据《伤寒例》总结出四种温病和天行瘟病，到郭雍阐述“温病有三”，迈出了寒温分化最关键的一步。事实上，“温病有三”与明清温病学的三大流派有直接联系：①“温气成疫”促成了温疫学派的诞生；②“自感之温促成了“温热学派”的成长；③“伏寒化温”促成了“伏气学派”自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