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著名感染病专家王宇明教授为大家精心总结了感染病发展进展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详情请点击《一表读懂，感染病研究历史大事记》），那么，历史上这些重大传染病给我们带来哪些反思和启示？《中国医学论坛报》就这一问题对王宇明教授进行采访，希望王教授的分享会对大家有所裨益。

正如历史上历次重大传染病给人类带来反思一样，2020年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也给全球化进程，特别是不同国家与人群之间的交流、城市化进程、社会治理、经济形态、发展理念、能源和粮食安全、观念习俗等人类诸多领域带来深刻影响。很多人问当前的全球疫情如何，王宇明教授认为可以简单总结为，大部分国家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国则是“此起彼伏，波澜不惊”。虽然在我国早期，新冠肺炎（COVID-19）来势汹汹，但是全国人民上上下下团结一致，打了一个漂亮仗，现在是“风景这边独好”，比起当时迫不及待实施复工的美欧国家好得太多，真可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尽管如此，COVID-19的深远影响日益显现，危机暗藏，一触即发，这次中秋+国庆节长周末便是高危时间，近日很多人都已经体验了史无前例的大堵车，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分析当前的疫情趋势，名列前茅的大国是“积重难返”，而我国则是“未雨绸缪”。有鉴于马太效应，前者从拐点到全面遏制和控制均需时日，且极易反复，我国则利用现有经验死守严防即可。王教授谈到，“长期以来，我作为感染病专家，特别是经过SARS和COVID-19流行以后，一直在深深思考这个问题，也写过很多文章。最近，我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通过复习历史上的感染病大事记，不断反思，总结出以下十大启示，供大家思考和讨论。”

一、人类对感染病的认识始于14世纪，提示科学发展的时代局限性

人们对感染病的认识至少可以追踪到中世纪，那时麻风病在欧洲猖獗一时，但并不知道确切病因，只是认为麻风病患者都是有罪的人，他们之所以生病，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麻风病的流行，促进了隔离病院的兴起，同时由于传染性不强，此种隔离有效，控制了麻风病的进一步流行。而14世纪的鼠疫（当时称为黑死病）在欧洲、非洲和亚洲广泛流行，形成了最早的“海港检疫”制度。可以说，人们对感染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每一次深入认识都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此之前，实际上并非天下太平，没有感染病的存在，只是由于科学技术水平受限，对其不够了解。例如，在中世纪之前出现的雅典大瘟疫，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希腊城邦之间暴发的第二年，一场史无前例且凶险异常的大瘟疫袭击了位于希腊半岛东南端的古代希腊著名城邦雅典，刚开始人们还以为是伯罗奔尼撒的奸细潜入城市，暗中在蓄水池里投放了毒药，导致市民纷纷染病。但没过多久，疾病蔓延到雅典上城，越来越多的居民感染上这种可怕的瘟疫，死亡人数也越来越多，雅典人这才省悟，原来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是一场大瘟疫。然而，限于当时雅典人的科技知识水平，以及城市排污设施的缺乏等因素，瘟疫的传染性被成倍放大，人们既不知道瘟疫传播的原理，也不知道远离污染源，最终瘟疫造成了无法控制的蔓延趋势。之后人类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希望能找出支配自然界的法则，从而深入认识新发的感染病。直到17世纪列文·虎克通过显微镜直接观察到病原体，从而成为感染病认识的重大突破。

图1  早期欧美国家麻风病人的隔离措施

注：早期欧美国家要求麻风病人穿上特殊服装，携带响铃，起到隔离作用，这个在当前是完全侵犯人权的行为

二、为什么十四世纪前后人类对感染病的认识差异悬殊？

“当人们想到古代历史时，就会想到古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而非医学史学家（When one thinks of ancient history one thinks of ancient historians and archaeologists; one does not think of medical historians）”，这句出自澳大利亚著名医学史学家Norrie的话真是千真万确。实际上，古代世界人类历史的大多数重大变化都是由某种传染病流行引起的。然而，古代历史学家非常幼稚，根本没有考虑到传染病流行结束了他们正在研究的文明进程。其结果是，诸如流感、麻疹、脊髓灰质炎、结核病、痢疾、疟疾、伤寒、麻风等传染病，以及“两大”传染病即天花和鼠疫的流行几乎毁灭了古代世界。为什么不提霍乱？19世纪初期，霍乱还只局限在当地。此后，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打开了历史性的霍乱封锁线。到1923年，才达到全球大流行的程度。当然，其危害也是巨大的。

图2 一位伟大的罗马医师盖伦Galen（130～200）

注：盖伦提出瘟疫是流行病，但误认为这种疾病是因为心脏正在迅速释放内含物和“有害液体”

鉴于上述科学发展的时代局限性，现代科学与先前的知识体系亦存在不同之处在于：①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现代科学的基础就是拉丁文前缀“ignoramus”，意为“我们不知道”。从这种立场，我们承认了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愿意在知识进展之后，承认过去相信的可能是错的。② 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承认无知之后，现代科学还希望能获得新知。方式则是通过收集各种观察值，再用数学工具整理连接，形成全面的理论。③ 取得新能力：光是创造理论，对现代科学来说还不够。它希望能够运用这些理论来取得新的能力，特别是发展出新的科技。其实人类多用神的意志来解释多种自然现象，其中包括传染病的流行与消失等。

图3  意大利医师Girolamo Fracastoro（1478～1553）

注：Fracastoro提出 “小生物传染病（seminaria contagiosum）” 的概念

三、绝大部分感染病来源于自然界动物，是人类侵犯大自然的结果

疾病是源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在影响人类的新型感染病中，60%起源于动物，其中超过三分之二起源于野生动物。大量事实已表明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环境问题，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传染病的演变模型，它表明大多数流行病如包括艾滋病、埃博拉病、西尼罗河病、SARS、莱姆病以及过去几十年来出现的数百种疾病，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人类对大自然界所做的种种改变的结果。其侵犯方式包括：① 毁林造田，过度垦荒：随着人类生活领域的扩张，人们不断大规模地毁林造田，不合理地开荒、耕作，导致野生动物栖息不断受到侵蚀，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如今最可能破坏这种平衡的动物就是人。② 狩猎：古代狩猎是为了生存，在这过程中通过侵犯大自然而发生感染；只是在那个年代，交通和信息都是闭塞的，再加上人员流动性不大，病原体的传播范围小，速度慢，那些猎户也仅仅是在自己的打猎范围内活动，传染给别人的可能性就很小，即使悄无生息地死去，周围也很少会有人知道。例如，库鲁仅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高原使用原始语言的部落中，呈地方性流行。当地习惯分食男性死亡者的大脑及人肉以表示对死者的尊敬与祭祀，从而成为本病传播的主要方式，这是其他国家的民众都不能接受的风俗习惯。③ 因美食需求乱捕滥猎：现在因为美食，人类不计后果乱捕滥猎，让野生动物经非法渠道进入流通领域，把野生动物搬上餐桌，就会导致各种传染病发生。例如SARS就是典型例子，有人称中文译音是“萨斯”，也可以译成“傻事”或“杀死”，后二者中文的意思虽然不中听，但它却一针见血，把人类与SARS的内在联系深刻地刻画出来。从目前掌握的有限知识足以证明，SARS的流行的确是人类做的一件“傻事”，也是人类滥捕滥杀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的结果。④ 过度放牧：过度放牧是草原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人类只顾眼前的利益，只求畜牧业的发展，不管草场的承载力，致使草的利用速度大大超过了更新速度，草原生态系统渐渐地衰弱、瓦解，变成了荒漠、沙地，致使异养生物的栖息地受到损坏，以致它们大量逃亡、迁徙。⑤ 家畜的风险：在全球肉食消费扩大的背景下，人们大量生产牛、猪、鸡等食用肉，这个意外的链条让传染病得以传播。例如马来西亚婆罗洲岛盛行养猪，猪圈甚至遍及森林深处，栖息在密林中的果蝠飞来飞去，病毒随其尿液四处洒落，经由猪感染了人类。这种新型的“尼帕病毒传染病”后来又在印度等亚洲地区暴发过十多次。

图4 一体化健康：一个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

注：多数EID存在于野生动物、家养动物及人群之间的宿主-寄生物连续体中。大多数疾病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紧密联系，相互影响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在自然界中携带病原微生物的动物很难被根除。例如森林鼠疫因并不遵循通常的传播途径而无法被根除，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定期捕杀携带鼠疫杆菌的松鼠，将森林鼠疫控制在较低水平，并警告喂食松鼠，避免家养动物与松鼠相遇而意外感染带病的跳蚤，尽管如此，美国每年仍有约3人感染鼠疫，甚至在2006年感染人数达17人。由此可见，随着人类活动的蔓延，破坏了野生动物原有的栖息地，导致了传染病的流行。

四、在传播媒介中，军事行动包括战争以古代及近代为多，而当前与现代化交通工具包括飞机、火车、汽车及轮船等相关

人类历史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最重要的渠道包括：①战争：在工业时代之前，战乱中有90%以上的死者其实是饿死、冻死、病死，而不是直接被武器攻击而死。大规模的征战使得士兵们从一个地方跑到很远的另外地方，比如今天有的传染病名字仍然保留着战争带来传染的痕迹，像“非洲军团病”就是典型。②通商：商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很远的另外地方。③传教士的宗教活动：这些都是有规模的远距离人口流动的类型。④游牧生活：也有一定影响。当前先进的交通工具、现代国际贸易和交流，可以迅速把传染病从一个国家或地区传向全球，造成世界大流行。因此，传染病并非一个村庄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事件，它是一个从国家到全球都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人类群落无限扩张和蔓延，很可能会给生物圈带来大灭绝”。

古代及近代由于交通不便，传染病的大规模传播主要以军事行动为主。而现今火车、飞机、轮船及高速公路的不断发展使整个世界的地理阻隔形同虚设。这一巨大变化带来的除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隐忧，那就是一个携带病原的人十几个小时就可能从美国东海岸飞到北京。WHO在2007年公布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2006年全球民航运送的旅客总人次已达到21亿。其结果就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出现的传染病有可能在数小时内就传播到地球的另一端。火车、地铁及公共汽车这类人口密度高的交通工具本来是节约能源、减少城市交通堵塞的好方法，但同时不仅加快了病毒的传播速度，还加大了病毒的传播频率。2003年的SARS及2019年的COVID-19均表现出这一特性。在未来，不断发展的现代交通工具或许使传染病的控制更为困难，人们不得不采取更为严格的防控措施。现代社会，人们需要交流、包括生产、商务、旅游和聚会，一系列古代社会没有的社会流动需要陡然增高，这为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平台。近来，虽然受疫情影响各项工作恢复有限，但城市交通堵车已超过疫前水平。究其原因，是由于公共交通传播风险大，人们只好通过私家车解决交通问题。加之，实施限号是治标不治本，很多工薪族家庭更是超过了“一人一车”。遗憾的是，交通堵车并未产生巨大生产力，却让人感受到实际上工作效率低下，大家都在白忙乎。

五、传染病病原学的发现与研究是对感染病认识的前提和关键

十九世纪的Koch三段论被公认为生物致病性的金标准，但目前已有了进一步发展。1884年Koch提出著名的Koch原则：①特殊的病原菌应在同一种疾病中查见，在健康者中不存在；②该特殊病原菌能被分离培养得到纯种；③该培养物接种至易感动物，能产生同样病症；④自人工感染的实验动物体内能重新获得该病原菌的纯培养。以后在感染病学实践中，发现Koch原则存在严重局限性。例如，许多病原体有大量携带者及隐性感染者，有的病原体迄今未能体外人工培养，有的病原体尚未发现有易感动物，正常菌群所致的机会感染现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同一细菌可因基因水平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而产生或丧失毒力等。为此，Fredricks及Relman对Koch原则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分子生物学时代新病原体鉴定的原则：①假定病原的同一序列应在同一疾病的大多数病例中存在；②病原序列应易于在靶器官中查见；③病原序列的拷贝数在无该疾病的宿主或组织中应较少或缺如；④在病变区域以原位杂交和/或电镜可检出病原序列；⑤病原序列有关结果可在不同的独立实验中被重复检出；⑥随着疾病痊愈，病原体拷贝数应下降或检测不到；⑦在发病前病原序列应能检出和/或其拷贝数应与疾病严重性相关。此外，对细菌来说，检测相应毒力比检测菌株及其数量更为重要。

按照上述法则，确定病原体，然后才是有关传染源、动物宿主、传播途径、诊断治疗及预防控制的研究。野生动物携带大量未知微生物，一些野生动物的正常菌群可能是人类传染病病原体。这时会通过野生动物微生物研究，探究动物源性病原体与人类致病的关系，评估其引起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可能性，前瞻性地预警可能由此产生的传染病疫情。而反向病原学研究则彻底改变了这种传染病应对的被动局面，即发现并命名新的微生物，评估新发现微生物的致病性或者公共卫生意义，提出未来可能发生的传染病病原体目录，研究预防控制措施，预防未来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例如，在青藏高原发现了旱獭等野生动物携带的未知微生物，通过采用病原生物学研究方法，对微生物进行分析和鉴定，发现旱獭携带的未知微生物有鼠疫耶尔森菌，从而提前评估了其引起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可能性。因此，研究病原学，评估其引起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可能性，可以预警未来可能发生的新发感染病，有助于国家层面采取早期应对措施，预防将来发生重大新发感染病疫情。

六、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大力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

自古以来，每一次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医生们和生物学家都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抵制外部病毒侵袭，在不同阶段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十四世纪鼠疫来临时，隔离成为欧洲各国开始采取的措施，根据当时各国颁布的命令，当一个城市出现瘟疫时，首先要采取的措施就是隔离，甚至封城，城市以街道为基本单位，安排专人负责。在隔离五六天后，开始对每所房子进行清理和消毒。后来，隔离成为重大疫情出现时的重要选择之一，推动了国民公共卫生的发展，伤寒玛丽便是有关隔离的经典反面教材。同时，也是西方国家过于重视洗手而非戴口罩的原因。将消化道传染病的经验运用到呼吸道传染病上，真是天大的误会。

图5  中世纪治疗传染病的重要方法是放血

在人类与天花的抗争过程中，治疗手段从中国古代的人痘疗法到英国医生琴纳发明的牛痘疗法，催生出现代医学最为重要的免疫学概念。终结一战的西班牙大流感结束8年后，青霉素问世，因流感引发的细菌性肺炎不再无药可医。疫苗的研发和使用帮助人们在流感季前，能够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在对抗霍乱的过程中，英国医生约翰·雪诺开启的流行病学成为日后预防医学的基础，而从疫情中诞生的公共卫生理念和由此引发的公共卫生运动推动着欧洲乃至世界公共卫生现代化的步伐，至今对人们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人类与疟疾的对抗就是一场不断强大的军备竞赛，大自然是最具创意的药物宝库，它造就的金鸡纳霜和青蒿素，为人类抗疟原虫提供了良好的选择。然而，与此同时，疟原虫也在不断产生抗药性，为此，人们一次次寻找新的抗疟药。上世纪70年代，青蒿素提取成功，随后，耐青蒿素疟疾开始出现，人类又开始思考如何遏制疟原虫对青蒿素的抗药性。其实，除了不断探寻研究疫苗和药物，人类还曾经寻找其他防疫手段，口罩就是最实用的重要防疫措施，一直持续到现在。SARS疫情突如其来，恐慌和不安也接踵而来，但人类对于瘟疫和社会发展的思考没有停止，反而加大科研力度，深入研究病因病原学及发病机制等，为治疗及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总之，人类和感染病抗争的过程中，虽然每个阶段不可避免荆棘满地，但科学探索的脚步不会因此停止，反而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

七、感染病学科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与传染病的斗争植根于人类的发展历程中，绵延数千年从未停止。从曾经肆虐全球的天花、鼠疫、霍乱，到近四十年才“榜上有名”的艾滋病、SARS、埃博拉病毒病，再到COVID-19……这些流行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的传染病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时也催生了医疗技术、公共卫生体系，以及人类健康意识的重要变革。人类在与鼠疫、天花的斗争中积累了防治传染病的经验，同样在与其他传染病的斗争中也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如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了麻风的传染性，并采取了隔离措施。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关于“疠迁所”的记载，“疠迁所”就是麻风病隔离病院，它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病院。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急性传染病流行，当时采取了一项措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学。”并实践于临床，取得很好的效果。其实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历来都是一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即是从实践中来（实践出真知）到实践中去（实践检验真理，并服务于实践）。

实践的重要性充分体现在艾滋病防控上，在流行的前几个月，大家对艾滋病的认识存在显著的偏差，美国专家及新闻界称像家庭生活这一类日常密切接触就有可能传播艾滋病。同时，旧金山官方开始为警察和消防人员分发口罩和橡胶手套。对艾滋病的这种错误解读引起了恐慌，并迅速蔓延。在英国，《太阳报》称艾滋病“像野火一样蔓延”。过度防范的例证有：一名艾滋病死者甚至被用混凝土埋葬在英国北约克郡的一座公墓中；一名囚犯宣布自己感染了艾滋病，顿时法庭瞬间就空无一人，连法官、书记员和几名狱警都惊恐地逃走了；即便是那些曾宣读过希波克拉底誓言，对所有患者都有照顾义务的家庭医生们，也会找借口避免治疗艾滋病患者，或将他们转诊给专家同行。不过随着进一步的临床实践研究认识，这种认识偏差得以纠正。这次COVID-19关于戴口罩vs洗手的争议，本来在其疫情初期中日韩等亚洲国家已经做出表率，通过居家＋口罩两大措施获得巨大成功。然而，这一争议起源于自信满满的欧美专家，凭着自己的想象，强调戴口罩有效性证据不足，致使大批民众不带口罩，加速了疫情的快速扩散，得不偿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成为全球的反面教材和笑柄。

八、传染病的总体防治策略仍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具体策略是“三早一就地”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策略实际上涵盖了针对人类各种天灾人祸的对策，包括长期的战略措施和各种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措施。与美欧等先进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等相比，对于这一策略的实施我国在体制上有明显的优越性。

有关具体策略，针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环节，采取以管理传染源、预防控制医院内传播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努力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和就地治疗（三早一就地）”，特别是在COVID-19流行期间，要采取措施，确保“三早”措施落实到位，强调就地隔离、就地治疗，避免远距离传播从而增加传播的风险。“三早一就地”的具体措施为：①做到早发现、早报告：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接诊医生应报告当地疾控机构医务人员尤其是直接接触发热患者的一线人员发生发热；发生2例及以上的聚集性发热（指某一群体中14日内发生2例以上发热，或接触过发热患者后2周内发生发热以及14日内医疗机构局部出现2例以上发热病例等）。与野生动物有职业接触的人发生发热或出现死亡病例等情况，均应立即严格隔离观察，同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②早诊断、早隔离：对于疑似COVID-19患者应尽快明确诊断，确诊患者应收治在不同区域，避免交叉感染。③早治疗：临床诊断和确诊患者均应立即住院隔离治疗，减少病死率。④就地治疗：对于疑似或确诊COVID-19患者应就地治疗，尽量避免远距离转送患者，否则会耽误治疗时间及增加传播风险。

图6 病原体和感染是常见的文学艺术的题材

九、传染病的出现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请神容易送神难”

先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典型例证是我在2003年6月就撰文指出，SARS的传播是“一传十，十传百”，超级传播者（super-spreader）则更为突出，几个传染源足以搅乱整个城市。即使像北京那样的优越条件，一旦扩散开来也以每日2~3位数发展。如不严加控制，无疑将会成为国家乃至全球的大灾难，死亡人数将突破人类的历史记录。如果不了解现代新发感染病的特点，采用捂盖子的办法，无异于“用纸包火”，所造成的损失将超过任何天灾和人祸。SARS从2002年开始流行了大约一年半，感染了至少8000人，其中10%死亡。虽然它主要影响东亚国家，但到最后SARS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所幸的是，凶残的SARS并没有造成全球大流行，而这次的COVID-19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下面谈谈“请神容易送神难”。目前仍有不少人质疑为什么最初的SARS会那么快结束？以至于世界各国从上到下，从专家到平民都误认为SARS-CoV-2也是耐冷不耐热。其实SARS并没有自行退出，相反，通过简单有效和积极的公共卫生措施，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SARS在患者患病时传染性最强，因此通过隔离有症状的患者，可以有效防止进一步传播。在SARS消失后的十几年里，偶然的暴发，仍然证明人类对其易感。我们应该知道蝙蝠体内仍然存在着非常相似的病毒，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一种与SARS非常相似的病毒仍然可能会出现。2019年末，当SARS-CoV-2感染了人类，在短短的9个月内就暴发成一场大流行，感染了全世界3300万人。在与最初的SARS相似的时间内，SARS-CoV-2已被证明比其近20年前的“表亲”更具传染性，唯致命性略低。更为重要的是，SARS-CoV-2在人们患病之前就已经有效传播。这使得传统的基于症状的隔离限制虽然对SARS有效，但基本上无法完全控制COVID-19。从本质上说，这种传播的容易性意味着SARS-CoV-2的控制难度要大得多。虽然还没有看到其他人类冠状病毒的“后大流行”情况，但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其他病毒感染上。然而，我在2003年就指出：回顾感染病的历史，不幸的是，这些传染病一旦与人类打上交道，几乎无一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五次流感大流行，而最近一次流感大流行病毒的后代在10多年后继续在人群中传播。有史以来人类消灭传染病的惟一战绩仅为天花。然而，随着生物恐怖主义的抬头，少数实验室留存的天花病毒发生扩散及变异天花病毒侵入人类的潜在威胁依然存在。由此可见，新的传染病要完全被根除是很难的。

十、重大传染病的防控与从地区到国家乃至全球全人类的生存及生活息息相关

对于重大传染病的防控，其实现在面对的是新发感染病的不断威胁。新发感染病的特点，第一个就是人兽共患病比例的增加，特别是近20年发生的新发感染病，基本上都属于人兽共患病；另外传播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给传染病防控带来很多困难。新发感染病传播速度惊人，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24小时内传染病就可以通过飞机传遍全球。所有这些新发感染病应该说都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一个副产物，因为人类不可能停止改造世界，因此也无法阻止新发感染病的发生。好在大多数传染病有一个特征，就是传染性越强的疾病往往致死率并不高，这给我们控制疫情也提供了一个好的契机，最典型的就是麻疹。不过，也有例外，包括本世纪的“SARS兄弟”也是如此。

影响新发感染病的因素有消除的因素，也有促进的因素。消除的因素针对的是如何控制病原或者限制其传播，增强宿主的免疫力。此外还包括① 居住条件和生活方式，其中居住条件在城市里面尤为重要，SARS期间就体现了这一点。在香港，当时居民楼的设计不利于通风，出现了一个居民区的暴发，而其他一些地区这种现象就比较少。② 食品和水的安全问题，以及抗生素正确的使用和卫生设施改进，当然这个改进是的持续性的。免疫落实的问题也很突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些因素几乎每年都在改进，不过常常赶不上病原体的发展，其适应与变异以病毒最典型，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③ 公共卫生设施，由于战争或者是经济衰退得不到有效的改善。④ 气候和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变暖、土地利用导致的植被损伤。⑤ 人群密度和行为的变化，工业革命、旅游贸易等影响因素，这与全球全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息息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旅游贸易及都市生活等带来的人际交流对发挥了决定性影响，但某些特定疾病的致命性质也预示了大流行病的发展轨迹，强调人类已经不能回到自力更生，各自为政的时代，任何国家/地区均不可能独善其身。

十一、在国际大家庭中，传染病防控唇齿相依，使得国际命运共同体成为唯一正确的出路

COVID-19疫情是近百年来对世界各国威胁最大的一次流行性病毒疫情，也是对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一次重大考验。自二战结束以来，还没有一个事件像这次疫情一样，使得世界各国如此深切地感受到彼此休戚相关，命运与共。面对疫情在世界的扩散，国际上一度出现与国际合作潮流相背离的论调和行为。但是人们最终认识到，国际合作对国际社会利大于弊，只有合作才能共赢。

4月2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意大利《共和国报》刊登文章，对欧盟内部没有及时采取联合抗疫进行了坦诚的反思，“必须承认，在危机初期需要欧盟统一应对时，许多国家只顾自己”。随着疫情的迅速扩散，联合国、WHO、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多边机构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愈加意识到团结互助的重要性，通过国际合作共同抗击疫情逐渐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WHO作为国际卫生领域最权威和最专业的机构，为协调世界范围内的抗疫斗争和防疫合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疫情在全世界的肆虐蔓延，既是对各国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检验，也是对国际合作机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一次考验。正如众多传染病专家指出的，全球疫情防控的胜败，并非取决于控制得最好的国家，也不取决于控制得最早的国家，而是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整体疫情防控做得怎么样。在当前国际合作抗击疫情过程中，各国各方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应对方案，国际组织以及负责任大国更应该未雨绸缪，扩大合作成果，逐步将有效方案机制化，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各个层次和领域的保障机制建设。面对史无前例的COVID-19疫情，我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的同时，仅用两个月就基本阻断了COVID-19疫情的本土传播，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然而，尽管中国为世界赢得了抗击疫情的宝贵时间和经验，美国等西方国家面对疫情，因国家体制、文化及习惯不同却陷入了制度失灵、管理失效、社会失序、物资匮乏、感染人数激增的混乱局面，使其所谓的“制度优势”荡然无存。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疫情防控形势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在传染病防控中国家体制、文化及习惯均应服从于科学实践。这一次疫情提示我们，只要真正像地球村的村民一样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战胜SARS-CoV-2的一天终将到来！

参考文献

1. PetrusevskiAB. History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velopment in the Old and the Middle Ageswith the emphasis on the plague and leprosy. Vojnosanit Pregl, 2013, 70(7): 704-708.

2. Grange JM, Lethaby JI. Leprosy of the past andtoday. Semin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4, 25(3): 271-281.

3. Makino M. Learning fromthe history of leprosy-looking back at one hundred years of medicine at theleprosaria. Nihon Hansenbyo Gakkai Zasshi, 2010, 79(1): 25-36.

4. Paules CI, Eisinger RW, Marston HD, et al.What recent history has taught us about responding to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threats. Ann Intern Med, 2017,167(11): 805-811.

5. Rasch RFR. Ancient history and new frontiers: infectious diseases.Nurs Clin North Am, 2019, 54(2): xv-x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