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红斌，陈咸. 日本汉方医学的几个主要学术特点. 浙江中医药，2003，44（1）：76

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发展, 日本汉方医学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并在当今日本医疗事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其中许多学术特点已与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理论大不相同, 今择其主要方面, 阐述如下。

1  重视腹诊, 忽略脉象

中医自《内经》始就特别强调脉诊在诊察疾病时的重要作用, 强调色脉合参, 并对诊脉时间、方法、脉象表现以及主病等有着详细论述。其后又有中医大家如王叔和、李时珍等推崇演绎, 使脉诊作为四诊的重要方法成为中医临证诊病的必察项目。然而在日本汉方医学中虽有脉诊, 但其重要性已远非中医可比, 同时亦不作为四诊的主要内容, 甚而有人提出批评意见, 指出“仅凭脉象诊断疾病是十分危险的, 必须经常参考其他症状以决定治疗方案。”(《汉方医学·诊断概论》) 这与《内经》所说的“察色按脉, 先别阴阳”所强调的脉诊意义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

作为诊脉方法与诊断意义, 中医有三部九候、脏腑定位以及虚实寒热表里阴阳辨证之不同, 尤其是寸关尺分属脏腑以及气血流行循环, 寸口脉决死生等均作为重要理论加以强调, 然而在汉方医学中以上内容一概未被采用。能在教科书中见到的仅仅是简捷实用的以浮沉察表里, 迟数测寒热及缓紧判虚实等有限几种。事实上当今汉方医生在临证时, 已完全不将诊脉作为诊疗病人的必察项目。

另一方面, 日本汉方医却又非常重视腹诊的运用, 并将它作为四诊的重要方法, 成为重要的学术特征。古方派代表吉益东洞就曾指出：“腹为生命之本, 百病之根, 是以诊病必先候腹。”可见其重视的程度远胜过于中医。诊察时要求患者上身完全裸露, 仰卧伸足, 放松腹肌, 在视察腹肌长度与紧张度后, 再屈曲两膝以诊察腹肌弛缓状态, 继而以手按腹, 并将腹部划分为胸胁部、心下部、大腹部、脐上部、脐下部、小腹部等不同分区, 分别从腹壁厚薄、皮下脂肪厚薄、腹肌紧张度、腹主动脉搏动、皮肤温度等方面加以诊察, 从而判断证候的虚实寒热以及进行具体辨证(如心下痞硬、小腹急结等)以直接为处方提供资料。

腹诊的目的主要在于察知虚实寒热表里, 也有仅凭腹诊辨证处方的情况, 如心下痞硬、胸胁苦满、癖血压痛、小腹急结、脐下不仁等均以腹诊论治处方。此外通过腹诊中还能确认心下痞、心下软、胁下痞硬、心下支结、腹直肌挛急、小腹不仁、小腹拘急、小腹弦急、小腹满、小腹硬满、小腹急结、心悸、心下悸、脐下悸、心下振水音、腹满等等, 从而为临证处方提供辨证依据。

腹诊自江户时代以来, 虽然有源出《伤寒论》的说法, 但已对腹诊有所发展, 目前临床上所运用的腹诊方法亦已很少在《伤寒论》中找到相关的论述。因此应该说腹诊是汉方医学对传统中医的一种继承与发展。

2  善用经方, 少用草药

汉方医学以使用经方、成方为特征, 尤以《伤寒论》、《金匮要略》方为中心, 同时也采用《伤寒论》以后的著名方剂。对于方剂组成与药物的用量均有固定的规矩, 每一次所使用方剂的组成基本一致, 分量相同, 同时亦不强调加减。在现阶段汉方医学进入保险医疗后, 其中的许多成方( 如小柴胡汤、葛根汤等) 均已做成制剂应用, 其用量每服6g左右。汉方医生在处方时一般亦不重视加减, 甚而有的察承古方遗风, 主张墨守经方而不擅加改动。亦有少数于临证使用煎剂者, 但总体来说并不太多。

另一方面, 汉方医所使用的药物种类与数量也较少, 普通中药饮片种类大约在150 种左右, 其处方用量一般均在3-6g之间, 很少能有超出10g者。因此即使是公立的大医院中亦很少能见到大型中药房, 所谓的汉方药局规模均较小。不过其药品的质量非常好, 保管亦有科学性。

汉方医学在临床治疗时一般不使用草药, 亦不将草药列入常规应用之列, 处方中几乎见不到草药之名。在日本汉方医生之中, 多将草药冠之以“ 民间药” 之名而加以排斥。自然亦很少能见到纯用草药治病的医生。

3  简化病机, 推崇排毒

汉方医学的病机理论独独重视一个“毒”字, 认为毒留体内为病之根本, 正常人体由气水血所构成, 疾病发生即由看不见的气毒, 与看得见的血毒、水毒所致, 主张将“体内毒素排出体外”(《汉方医学·气血水》) 为治疗的基本原则。因此十分重视《伤寒论》的发汗、利水、泻下等方法, 认为其均属有效排毒方法, 是体内毒邪的出路。还特别推祟麻黄汤、桂枝汤、五等散及承气汤, 在临证中亦有很高的使用机率, 同时将小柴胡汤、大青龙汤等也归属在汗法之列。

与中医不同, 汉方医学教科书中没有专门阐述阴阳五行脏象理论的篇章, 在发病学的认识中, 也基本没有六淫、七情、饮食劳倦及阴阳失调、邪正盛衰等的系统病因病机理论。作为基础理论重点的“证”与中医所说的“证候”, 其内涵亦有明显的区别, 贯彻在治疗中的治则学说, 因此也远较中医为单纯。

日本汉方医学在诊治疾病时对于病机的简化及其治则的实用化, 促使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具体应用时“症状组合”这一“证”的把握上。汉方医基本不考虑为什么会产生病证的原因及其机制, 而仅对已出现的症状及如何解决这一症状, 使用什么方剂等更多地感兴趣。因此关于“辨证”的理解, 中医与汉方医学是完全不同的内涵与思路, 中医的“证”, 重于疾病某一阶段的原因、性质、部位、邪正力量对比等, 而汉方医学所指的“证”即是具体遣方用药的适应症, 即根据症状组合的症候群而随证治疗。

汉方医学源出中医, 与中医学本是同根同源, 在历经几个世纪改造与发展后的今天, 逐渐已成为本土化的医学科学并在临床诊治疾病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如何看待其学术特点, 并借鉴其可取之长, 从而使中医学的学术研究与临床应用更好地现代化全球化, 将是中医学今后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