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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纪念江隆基
我受教于兰大,间接而言,也算是江隆基先生精神的后人。记得上学时,从一分部到校本部办事,常常要去毓秀湖畔和先生见一面,我总在想:什么样的人才能站在这里?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但的确又是个问题。后来对先生有了一些了解,我又在想:当下中国的大学里,又有几人能够站在这里?
兰大没有忘记先生,并以先生为耀,是兰大的幸运,更是兰大人的幸运。今天在这里举办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来了这么多人,真的很让人感动。我以为,举办这样一个座谈会的意义本质上和毓秀湖畔的铜像是一样的,不仅仅是对先生的缅怀,更是对先生作为一个教育家的精神的致敬。精神不独属于兰大,应该是当下教育界普遍需要汲取的营养。
为什么这么说?我从学生到记者,再到教育媒体的负责人,接触过一些校长,大体上有一种感受,什么感受?就是今天的大学里有很多优秀的校长,但普遍缺少一种职业教育家精神。职业教育家什么精神?我以为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政治家的担待和智慧、改革家的气魄和视野、教育家的专注和情怀。我们在这里集会缅怀先生,就是因为这种精神当下稀缺,就是为呼唤这种精神的回归。
大家都知道,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雷文是美国常青藤联盟学校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并被公认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之一。作为一位学有专长的学者,他在担任耶鲁大学校长期间,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唯一的一本专著——《大学工作》。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
而我们的先生,正如雷达先生7月21号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所介绍的,他既有丰富的教育实践,又有符合国情的教育思想,论文《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被认为是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懂得高等教育的规律。北大7年,他尊重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侯仁之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办出了北大“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兰大7年,他排除各种干扰,不顾“左”的压力,为林迪生、左宗杞、郑国锠、朱子清、赵俪生等著名教授落实政策,办出了该校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其实,我们发现,真正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规律是不会过时的,真正的教育家,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是相通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先生所要承受的学校之外的压力,是理查德・雷文所无法想象的。所以,雷达老师感叹,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真正价值。
遗憾的是,今天我们的大学,如先生这样的故事和美谈不多。我说这样的话,或许会得罪人,今天大学里大约由两种人当家:官员和学者。有些官员出身的大学校长,当着当着就成了加引号的学者,有的学者出身的大学校长,当着当着就官气十足。你很难说,是大学的气场重新塑造了这些官员,还是官本位的文化改造了这些学者。但总感觉,他们和先生这一代教育家相比,欠了那么一股精气神。
当下教育,无论内部条件还是外围生态,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机遇在于,这是一个对知识和价值空前依赖的大时代,教育被前所未有的重视,是战略基石,也是最大民生,更是朝阳产业;挑战则在于,因为重视,所以教育改革进退维谷,教育理念五花八门,需要澄清的问题也一大堆,当前整个改革进入深水区,真正需要一批像先生这样有职业教育家精神、有改革定力,尊重科学规律、尊重人才规律、尊重教育规律、尊重人的校长们,以政治家的担待、改革者的气魄、教育家的专注,推动中国教育“过河”。
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充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之盛衰不仅在于国,在于民,更在于一个个真正掌握教育航向的校长们。好的教育政策和思想的产生,往往都是教育者们实践出来的,只有校长们担起时代责任,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才能够拥抱大时代,才能够引领大时代,才能够无愧大时代。(此文为纪念江隆基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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