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纪念江隆基

我受教于兰大，间接而言，也算是江隆基先生精神的后人。记得上学时，从一分部到校本部办事，常常要去毓秀湖畔和先生见一面，我总在想：什么样的人才能站在这里？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但的确又是个问题。后来对先生有了一些了解，我又在想：当下中国的大学里，又有几人能够站在这里？

兰大没有忘记先生，并以先生为耀，是兰大的幸运，更是兰大人的幸运。今天在这里举办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来了这么多人，真的很让人感动。我以为，举办这样一个座谈会的意义本质上和毓秀湖畔的铜像是一样的，不仅仅是对先生的缅怀，更是对先生作为一个教育家的精神的致敬。精神不独属于兰大，应该是当下教育界普遍需要汲取的营养。

为什么这么说？我从学生到记者，再到教育媒体的负责人，接触过一些校长，大体上有一种感受，什么感受？就是今天的大学里有很多优秀的校长，但普遍缺少一种职业教育家精神。职业教育家什么精神？我以为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政治家的担待和智慧、改革家的气魄和视野、教育家的专注和情怀。我们在这里集会缅怀先生，就是因为这种精神当下稀缺，就是为呼唤这种精神的回归。

大家都知道，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雷文是美国常青藤联盟学校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并被公认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之一。作为一位学有专长的学者，他在担任耶鲁大学校长期间，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唯一的一本专著——《大学工作》。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

而我们的先生，正如雷达先生7月21号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所介绍的，他既有丰富的教育实践，又有符合国情的教育思想，论文《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被认为是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懂得高等教育的规律。北大7年，他尊重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侯仁之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办出了北大“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兰大7年，他排除各种干扰，不顾“左”的压力，为林迪生、左宗杞、郑国锠、朱子清、赵俪生等著名教授落实政策，办出了该校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其实，我们发现，真正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规律是不会过时的，真正的教育家，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是相通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先生所要承受的学校之外的压力，是理查德・雷文所无法想象的。所以，雷达老师感叹，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真正价值。

遗憾的是，今天我们的大学，如先生这样的故事和美谈不多。我说这样的话，或许会得罪人，今天大学里大约由两种人当家：官员和学者。有些官员出身的大学校长，当着当着就成了加引号的学者，有的学者出身的大学校长，当着当着就官气十足。你很难说，是大学的气场重新塑造了这些官员，还是官本位的文化改造了这些学者。但总感觉，他们和先生这一代教育家相比，欠了那么一股精气神。

当下教育，无论内部条件还是外围生态，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机遇在于，这是一个对知识和价值空前依赖的大时代，教育被前所未有的重视，是战略基石，也是最大民生，更是朝阳产业；挑战则在于，因为重视，所以教育改革进退维谷，教育理念五花八门，需要澄清的问题也一大堆，当前整个改革进入深水区，真正需要一批像先生这样有职业教育家精神、有改革定力，尊重科学规律、尊重人才规律、尊重教育规律、尊重人的校长们，以政治家的担待、改革者的气魄、教育家的专注，推动中国教育“过河”。

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充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之盛衰不仅在于国，在于民，更在于一个个真正掌握教育航向的校长们。好的教育政策和思想的产生，往往都是教育者们实践出来的，只有校长们担起时代责任，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才能够拥抱大时代，才能够引领大时代，才能够无愧大时代。（此文为纪念江隆基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