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九思：1978年的前前后后

——华中工学院“朱九思时代”的领导学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引言】近日，我校老校长、现任教育部部长的周济同志对我校的工作做了指示。他说：“要认真学习和发扬上世纪80年代初九思同志带领全校师生谋划发展的经验，解放思想、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精心设计”。周济部长说的这段历史，我是知道的。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师从老校长朱九思先生，他以“中国高等教育的昨天和今天”为题详尽讲述过这段历史；十多年前，我曾经参与原华中理工大学的校史工作，也曾经仔细研究过学校这段历史上最亮丽的一笔；这几年，我在公共管理学院从事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研究，也经常以朱九思主政华中工学院的业绩为例，告诉学生一个领导者如何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同时，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国家是从1978年进入“新时期”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的确，我们学校在这三十年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学校发展规划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应该写点什么。写什么呢？写朱九思在1978年前后主政华中工学院的一段历史，就能将国家发展、学校发展、个人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朱九思，男，江苏扬州人，1916年生。我国著名教育家，日本国立广岛大学名誉博士。1936年入武汉大学学习，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执教。1953—1984年任原华中工学院副院长、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其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重点研究在“文革”后期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朱九思主政华中工学院的一些想法和做法。需要说明的是，华中工学院的发展当然得益于党和国家正确的领导，得益于广大师生员工的团结奋进，绝不是朱九思一个人的事情。在这点上，朱九思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一校之长的历史功绩和痕迹，从来就是高等教育研究最重要的范畴，本文就是对这种功绩和痕迹的初步分析。

——朱九思高明就高明在，他能审时度势调整办学思路。1978年前后，天下思变，无论向何处变，变就是好事，就是硬道理。领导者要有自己独立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思路。有思才有路，有路必有思。思路体现理想，思路体现斗志，思路体现内涵。朱九思是一个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敢于思考的人。1992年，朱九思在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比较高等教育学教授Ruth Hayhoe长达7个小时的谈话中，主要谈到了“文革”后期到1984年底他离职时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华中工学院办学的一些情况，后来他将这次谈话整理以《历史的回顾》为题发表。

闲人出思想，出访长见识。1970年6月，朱九思从农村回到学校，当时没有多少工作，非常清闲，校园也非常安静，很自然就想的很多。他想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他想到了学习苏联带来的种种问题，开始是有所怀疑，后来，怀疑的成分增加了。作为50年代“全面学苏”的执行者，他深刻地分析了其中的弊端。这段时间的“冷”思考，为他日后的“热”工作奠定了基础。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钱，教育部组团，朱九思带队，到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一去就是二个半月。到这3个国家访问之后，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学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并重，结合得很好；二是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都是综合性的。此外，他还认为中学教育（他的母校是著名的扬州中学）对他的影响也不小，办学水平高，课程设置丰富。

在原华中工学院有两个故事非常经典，一是1977年暑假不放假大搞调查研究；二是给邓小平的一封信。当人们还沉溺于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之中时，当人们还怨恨于“文革”期间的恩怨之中时，朱九思已经开始新的动作。1977年7月19日，华中工学院党政联合发出教师职工当年暑假不放假的通知，学校组织部分教师利用暑假对国外一些著名大学的教学、科学研究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次调研工作，从1977年8月开始，延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参加调研工作的先后有720多名教师。调查的方式主要是查阅外文资料，其中重点是了解、分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情况。总共查阅了24000余份国内外科技文献资料和数百种教材，写出了数十份近60万字的调查报告。这次调查研究，大开了教师干部的眼界，使大家对国外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和著名大学的教学、科研动向有了大致的了解，从而为进一步办好学校打开了思路。

1977年10月24日，学院党委在学习讨论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时，结合本次调查研究的结果，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汇报信，对如何办好重点大学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在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斗争中，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能够发挥同科学院同样重要的作用，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第二，要加强基础理论，实现理工结合。理是工的基础，工是理的应用。把理工结合起来就能相互促进，使两方面都得到提高。因此，除了综合大学仍应侧重于办好理科，并逐步增设一些新的理科专业外，特别是在一部分有条件的重点工科院校，应该有计划地增设一批理科专业，经过若干年的努力，真正办成名副其实的理工科大学。第三，发展研究生教育。据了解，外国一些著名的大学，培养研究生的人数都是很多的。我们建议，今后一部分重点高等学校应该逐步减少普通班的招生人数，尽量增加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一部分有较好条件的重点学校，应迅速增设各种科研所，也要创办研究生院。

——朱九思高明就高明在，他能根据新的办学思路整合资源。最近我读了耶鲁大学校长雷文的一本文集《大学工作》，该校长在描述大学校长的职能时说：“其实当好校长很简单，只须做到两点：选贤任能、确定当务之急。”。朱九思也是如此，不过他更善于从差距中看到当务之急，在当务之急中缩小差距。1978年4月，朱九思又主持制定了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我院同世界著名理工科大学的差距和赶超的主要措施》，对下印发全院讨论，对上报教育部。同世界著名理工科大学相比较，我校一是在教学质量方面有差距，可以概况为“三差一窄”，即基础理论差、基本技能差、外文水平差，知识面窄。二是在科学研究方面有差距，主要表现在对基础理论和技术科学的研究很不够；对新兴学科注意不够，对边缘学科还没有动手；对综合性课题的研究注意不够；科学情报工作非常薄弱。三是在师资水平方面的差距。四是在实验手段方面的差距。经过全院讨论，学院党委提出了“统筹规划，远近结合，突出重点，全面提高”的指导方针，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的规划》。

在人、财、物、信息四大资源中，人是第一位的。朱九思认为：“一个学校要办好，教师队伍很重要。一个中学或者是一个大学的负责人，如果不懂得教师的重要性，就等于不懂得办学校。当然也办不好学校。”在“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以后，一直到1984年底离开校长岗位之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与加强教师队伍。一方面他充分利用了“文革”期间人才流失的“历史性契机”，大量从外面调入教师。当时被社会上称为“高筑墙、广积人、想称霸。”另一方面加紧对现有教师的培养和选拔。他有针对性地对“文革”中耽误学业的“红卫兵大学生”开办“回炉班”，对“文革”中留校参差不齐的“工农兵大学生”开办“提高班”，对“文革”后入学的“参加高考大学生”毕业时下决心多留了一些。他还通过教师补外语、补数学、提职称等一系列做法，改善了教师的学缘结构，提高了教师的实际水平。这件事情也是他后面所有事情的基础。

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增加新专业，改造学校的学科结构，使得学校演变为工、理、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从“文革”后期到80年代初期，先后三次增设新专业。第一次是在工科中增加了弱电类（也就是现在的信息类）专业，改变了学校以“机电”为主的格局；第二次是增加系统工程、生物工程、建筑学和建筑结构、物资管理和工业管理，拓宽了学校专业面；第三次是陆续增设文、理科。朱九思说：“因不是工程性专业，很费周折，大约延续了四五年之久，来之不易。”

第三件事是在困难情况下尽可能改善办学条件。当时是“文革”结束前后的几年，最大的困难是经费紧张，但还得想办法改善办学条件。买设备、扩充图书馆、盖房子，颇费周折。

第四件事是大搞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朱九思的“杀手锏”，要说的话很多，挂一漏万。只说一个观点：“科学研究要走到教学的前面”。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只有两所大学受到了国家的表彰，一是浙江大学，二就是华中工学院。朱九思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科研工作是“源”，教学工作是“流”。教学与科研是密切相关的，而科研必须走在前面，科研水平高，就会使教学水平也高。

第五件事是开展国际交流，从举目无亲到朋友遍天下，朱九思也没少用功夫。

当然，也不是说朱九思什么东西都能办成，他认为最大的憾事，是离开校长岗位以前，没有来得及做好调整、改造专业这件有关学科建设的大事。他认为，50年代初期，照搬苏联的做法，专业数量太多；口径很窄的弊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较适应，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适应了。如果我们还在那个已经过时的老框框里跳不出来，就非常不对头。不调整，不改造，学科建设是困难的，就好像生产关系约束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样。所以，他还引以为是他离开校长岗位以前极大的憾事。

——朱九思高明就高明在，他能扫除一切阻力推进事业。学者探讨规律在于更好地认识世界，官员探讨规律在于更好地改造世界。朱九思是一个从职业革命者转到教育战线的老兵，他有着独特的优势：比官员更懂得教育，比学者更懂得管理。他真正做到了顺天时、依地利、求人和。纵观他的办学实践，主要有三点给人以深刻印象：一是在思想观念上敢于提出高的标准，二是在关键问题上敢于突破条条框框，三是在日常管理上敢于下手严格要求。

从思想观念上，朱九思时代最突出和标志性的特点就是 “敢于竞争，善于转化”，他时年76岁出的最后一本文集就是以这八个字为题。1980年，他提出这句口号，并说“发扬优势，防止从优势下降为劣势”；“敢于竞争，坚决将劣势转化为优势。”从那以后他若干次谈到“竞争”和“转化”问题。其基本观点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要正确估计自己，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位置估计太高，但不要甘居中游。第二，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只有正视问题而不回避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第三，要制定学术规划，办出自己的特色，摸清自己的发展方向。第四，要加强对外活动，教授要多往外跑，教授出马，大不一样。第五，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要着重于开拓交叉学科的研究，要克服小生产者的保守思想。第六，教学工作要做到通才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加强基础与加强实践相结合。第七，在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的同时，还必须提高管理水平，要在决策、用人、效率和质量上下功夫。

一般说来，领导者事业发展的动力和阻力都来自于三个方面，从上而来，从平而来，从下而来。朱九思在推进学校办学结构调整上做到了上不怕抗，中不怕烦，下不怕怨。在与教育部的关系上，总的说来，下级还是要服从上级的，但也有抗上的时候。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报材料问题上，以“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为标题的发言稿送到教育部，引起了教育部内部的不同意见，比较多的是不赞成，认为这把教学放到了次要地位。而国家科委赞成，由于会议是他们筹备的，这个材料作为大会材料印发了。在办文科问题上，教育部更是表示不同意，由于本科专业要上报批复，朱九思就采取了先办专科以招收学生，再办研究所以汇集教师，最后把架子搭起来后，木已成舟再上报。从内部管理体制上看，1978年前后，朱九思有着比前人和后人更多的自主权。体制是对管理者行为的制度性约束，包括一定的领导关系、一定的机构设置、一定的运行机制和一定的人事安排。1978年前后，邓小平同志一出来工作，主管教育和科技，对高等学校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将文革中进驻学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礼送”出局。新的校级领导班子更加团结、更加懂行、更加敬业。就是在少数问题上，班子成员有不同的意见，朱九思在一般坚持己见的前提下也善于沟通。在学校调整办学结构上，由于战线比较长，带来的一些紧张状况，带来的一些院系的抱怨，朱九思也善于做工作。

朱九思的严是出了名的，他认为管理也是教育。他从严治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学生要求较为严格，二是对管理者要求较为严格。他始终认为，一个学校需要有个好的校风，而好的校风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养成的。优良校风的形成，既要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教育进行引导，又必须有严格的管理措施来保证。只有把教育和管理结合起来，才能培育出好的校风来。他还大声疾呼：坚决反对内耗。他认为内耗有公开的，有隐蔽的，公开的内耗固然不好，但隐蔽的内耗更为可怕。他借用唐伯虎的四句话：“有德有才者惜才，有德无才者容才，有才无德者嫉才，无德无才者毁才”说明问题。他认为隐蔽的内耗最大的坏处是嫉才、毁才。实在可怕得很，更须严加制止。

有好的办学思路，又善于整合各种资源，还善于冲破阻力不断推进，这就是朱九思先生的成功之道！

（仅以此文祝朱九思先生身体安康，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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