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在骗谁？
                         高金华
   1998年９月24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同时出版了封面相同（1998年第５期）、文章篇目不同的两种刊物。其中一种在目录页上标明“总第 149期”；另一种没有总期号，标着“理论与教学专辑”。按照社会科学期刊惯例，前一种刊物要向作者支付稿费；后一种刊物（以下简称《专辑》）却向作者索取数百元的版面费。
   笔者认为，该《专辑》是学术期刊出版界的又一个“怪胎”。
   已往的社会科学期刊也有把某期刊物定为“专辑”的做法，例如《哲学动态》1988年第12期为“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专辑”。这种编辑方式有利于人们集中了解某一课题的研究进展，有利于学术进步。但后来有些期刊出版没有期号的“增刊”或“专辑”，则是出于增收的经济目的。笔者曾有两篇论文要被打入“另册”收取“版面费”，改投其他刊物得以发表并获稿费。有不少单位在评定职称时已经对没有期号的“增刊”或“专辑”“另眼看待”。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封面和期号相同、内容不同的刊物出笼了。
   《专辑》的出版集中反映了学术界和出版界弄虚作假和欺世盗名的可恶现象。东摘西抄、缺乏真知灼见的假“论文”层出不穷，现在又冒出来“挂羊头卖狗肉”的假“期刊”。人们不禁要问究竟在骗谁？
   早先是作者骗编辑。有的作者杜撰社会调查结果，欺骗编辑；有的作者把别人发表的文章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论文向另一家期刊投稿；有的作者一稿多投，浪费编辑的热情和精力。
   后来是编辑骗作者。有的期刊在征稿通知上写到：“增刊上的文章和各期发表的文章具有同等价值”，而实际上这些“增刊”或“专辑只寄给作者，并没有向社会发行。有的期刊在稿约中说“善待每一位作者”、“以质量决定文章的取舍”，而实际上却“用稿唯亲”。不久前笔者被黑龙江社科联的一名编辑“涮”了一回，他指着笔者所寄论文的附页对一位来访者说：“别看他的文章被转载过，没有关系的稿子我根本不看。”凑巧的是那位来访者正是笔者的短训班同学。得知这个“故事”，笔者不禁为自己的论文和那位编辑感到悲哀。
   接着是作者骗评委。在评定职称时，如果有的作者把在《专辑》上发表的文章堂而皇之地说成是在“第五期”上发表的，不明真象的评委就有可能给作者加分。假如（但愿只是假如）《专辑》的做法被其他学术期刊所效尤，大批“著作等身”的假“学者”将会“脱颖而出”。
   学术研究和期刊出版中弄虚作假的现象既阻碍学术进步又败坏社会风气，应引起学术界和出版界的警觉和反思；学术期刊的主管部门也应切实负起责任来。顺便提一句，《专辑》的封底标有：“主管单位：国家教育部”。
   （作者单位：空军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原载：《光明日报·科技周刊》1999年１月12日第５版。（编辑：冯永峰  赵爱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