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我从华南师范学院政治专修科毕业,有幸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研究生,师从石盘教授。石盘先生是政教系建立初期四位著名教授之一，其他三位教授是陶大镛、马特和王真先生。石盘教授同陶大镛教授一起，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率先在政教系招收研究生。五名是哲学专业，五名是经济学专业。录取通知说,研究生前期学习二年,如成绩优异,可进入后期撰写论文,申请副博士学位。

石盘先生是安徽巢县人，出生于1917年，原名孙洪钧、孙习礼。他的父亲当过河北省隆平县知县。1926年冬，他随母亲来隆平县读小学。1927年其父辞职，他们又移住天津，1928年抵达北平。他在天津、北平读小学和中学。1931年回家乡，继续读中学。石盘虽年少，但思想倾向进步，因不满反动当局而被学校开除。1934年其父病故，他到合肥、济南、上海等地谋职，遭遇不济，又勉力自学文学、社会科学和日语、俄语与世界语等。抗日战争爆发，石盘先生在上海积极参加抗日等进步活动。

1938年4月石盘先生到西安，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边区保卫处、中央干教部、延安行政学院和中央政治研究室，致力于党的保卫工作和干部培训与理论研究工作。期间还下乡参加土改。他立场坚定，工作认真，密切联系群众。他酷爱理论学习，自学德语，能阅读与翻译马列著作。1948到1952年,石盘先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建国初，他任过学校教育处副处长。由于复杂原因他提出“退党”，只好到中央教育部做巡视员。1953年调来北师大政教系任教授（三级），兼任哲学教研室主任。

1955年秋,新学年伊始,我们五个弟子到师大北校（即城内石驸马大街原辅仁大学）石先生寓所，“登门拜见”。他热情接待我们，用炯炯的目光扫视一遍，逐个询问姓名、出身、经历，读过那些哲学著作，为何要选“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我最年轻，刚过20周岁，虽当了一年中学政治教师，又念了二年政治教育专修科，自知根底太浅，有点胆怯。几位师兄、师姐谈完，我才汇报自己情况。大意是，我平时喜欢思考抽象的理论问题，才选了哲学这个专业。石师听到我们几个人只读过一些马列主义政治著作与小册子，并未涉猎过中西古典哲学名著，很不满意。他追问，谁读过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和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谁读过《资本论》？记得有位师兄如实讲，看过《资本论》某些章节，我吞吞吐吐答道，曾看过《费尔巴哈论纲》和《费尔巴哈论》，但大部分读不懂！石师听后哈哈大笑说，看了你们入学试卷，我估计你们只读过“四章二节”（指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十八分册”（指苏联康斯坦丁诺夫主编哲学教科书），没料到你们的基础这么差！现在既然已是我的研究生，就要认真学习，刻苦读书，读懂原著，打好基础。他非常严肃说，不要读小册子，不要看二手材料。又说，要学会“坐冷板凳”，千万不要浮躁！  

第一学年，我们听石师给全校研究班、进修班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按照他专门指定的书目，要求我们阅读许多材料，每两周到他家中（1956年初，石师搬到新校工一楼寓所）汇报读书心得，讨论重点、难点；每个专题还要写读书笔记。石师善于启发我们深入思考问题，抓住精神实质；又耐心回答各种疑难问题，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对一些基本原理，他介绍国内外学界不同观点及种种学术争论，开拓了我们的视野。

我是学习小组长，与石师接触较多。他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学力、超人的智慧和幽默的风格，使我从“敬畏”变为“敬佩”，从“疏远”变为“亲近”。他鼓励我要下功夫学好俄语，将来还要学习德语，只有掌握了外语，才能真正读懂、深入领会“老祖宗”著作的精神实质。石师强调说，“老祖宗”不仅指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思想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师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等。关于学好外语，石师毫不掩饰他本人的“欠缺”。坦言自己三十年代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学了世界语、日语、俄语和英语，到了延安又自学德语，限于那时条件，只会阅读和笔译，听和说都差一点，要我们引以为戒，利用现在优越条件，刻苦学好。实际上，石师已是著名翻译家，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翻译出版了哲学和历史学著作。    

为了夯实我们五个弟子的基础知识，石师及时调整原来的教学计划。第一学年专门聘请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朱谦之教授和任继愈教授，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石峻教授，为我们五人开设“中国哲学史研究”课程；又聘请本校物理系赵亮坚教授开设“大学普通物理”课程。第二学年聘请北京大学任华教授开设“西方哲学史研究”课程。两个学年由本校外语系开设俄语或英语。这种安排，体现了石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设计的合理的知识结构,为我们日后的成长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学年，主要课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研究”。头一单元是《费尔巴哈论纲》和《费尔巴哈论》。他非常重视马克思《论纲》的理论内容和历史价值，认为它真正体现了新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与对哲学发展史的革命变革。至于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他要我们重点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继承的关系；掌握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内容。对这两本原著，也是采取我们自学、写笔记和集体讨论，最后由导师作总结的教学方式。他特别强调，要自己阅读原著、查阅相关的历史与现实资料，但不许“偷懒”、不许看通俗介绍或解说的小册子。

   石师提醒我们，学习这两本原著，最好结合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此著作非常重要，但他们生前没公开发表。到了30年代，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从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研究所获得手稿照相版，之后编辑出版了德文版与俄文版。他说，可惜你们现在还不能阅读俄文或德文。假如在北京图书馆能找到，可看郭沫若同志的中文译本，其中主要是该书第一卷第一部份“论费尔巴哈”，1938年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这种教学方式，是石师引导我们学会如何去找重要一手材料，又“逼”我们刻苦钻研、独立思考，认真学习领悟新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

接下来单元是《反杜林论》的序言、引论和哲学篇。石师先简要说明恩格斯写作此书的历史背景，对杜林进行批判的特点，和全书的基本内容。经过两个月四、五次讨论后，石师特别提示我们不要忽视这些理论观点的内在联系，要注意到恩格斯有个重要意图，把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初步系统化，或者说通过批判论敌杜林，构建自己的新哲学体系！他还指出，苏联在30年代出版、米丁主编的《新哲学大纲》等，其体系的逻辑框架实际上出自《反杜林论》。从世界观(本体论),辩证法(方法论)和认识论（认识方法）,到历史观(一般社会理论),贯串其中一根红线是社会实践——人的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主要是改造世界的生产劳动——的决定性作用。石师强调指出，由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盛行，把《联共（布）党史》中的四章二节奉为金科玉律，不仅没有继承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正确哲学思想，而且在一些地方违背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他联系苏共20大的精神，赞扬赫鲁晓夫敢于冲破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他相信哲学界、理论界终究会破除教条主义，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实践精神，恢复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衡量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思想。石师这样的点评，是我们过去闻所未闻的。

石盘老师遵循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他经常告诫我们说，研究哲学，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要善于联系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从大量实际材料中，认识事物本质，找出事物发展规律性。他还说，哲学要反映世界（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因而研究哲学要深入某一实际领域、某个具体学科，作过细的研究，才能从中汲取思想的源泉。石师引用朱熹的诗句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于 光 远先生是石师的挚友，早在延安时期就相识，他们参加过“新哲学会”一些活动，建国后又在中宣部共过事。石师多次请于老师来同我们座谈，启发我们如何做，才能学习好理论、领悟好哲学。两位老师多次引用马克思的名言，“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文明活的灵魂”，指出理论研究要敢于发现新问题、概括新经验、形成新观点，这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革命的本质。石师和于光远老师还具体介绍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宣部研究理论问题的方式方法，介绍苏联二、三十年代和二战后理论斗争的经验教训。两位前辈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告诉我们，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要坚决批判个人迷信，摒弃教条主义。

1957年春夏之交,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中,石盘老师不幸 蒙不白之冤，被错划为“极右分子”。据说主要“罪行”是，借着批判“个人迷信”，攻击斯大林，影射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否定农业合作化、否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否定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等等。1958年初，他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对我们五个研究生直接的打击，就是失去了导师。我们只好转入政教系1956年秋举办的两年制的研究班。最后三个学期，在听苏联专家康-叶-莫洛佐夫教授的课中，虽然也有不少收获，然而，石师那种深刻的智慧、超俗的思想，己难已再现！原来，石师打算指导我们学习马克思写于1844年的哲学著作《经济学--哲学手稿》（何思敬译，宗白华校，1956年6月出版），也告吹了。当年，我们已无缘学习这一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最难懂的书”了。

   1961年石师解除“劳教”，回校工作。后被分配在外国问题研究所。我已在1958年夏留政教系工作，经常去四合院他住处看望。正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石师非常关心我个人的生活与科研教学工作，鼓励我要克服困难，在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方面做出成绩。他避而不谈几年“劳教”之苦，也不谈“错划”之后，其妻子带着一女一子离他而去之悲。倒是欣喜告知，程今吾同志将来北师大任党委书记和副校长。程是他在中宣部老同事，会替他落实政策！

  “十年浩劫”一开始，我这个小小讲师都被冲击、被批斗，在政教系“集训队”里被强制劳动，石师更遭到“红卫兵”惨无人道的逼害！他们无端要石师去学校“牛鬼蛇神劳改队”，强制劳动、交代罪行。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次检阅红卫兵前夕，石盘教授以其刚直不阿、笃信真理的精神，在校部主楼七层自己的办公室窗口，纵身一跃，用他宝贵生命来维护其高尚人格的尊严，来表达其对马克思思想的信仰！这是令我震惊和永远不会忘却的！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拨乱反正，对各种冤假错案予以平反。这是实行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前提。1980年1月30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石盘教授追悼会。北师大党委常委、教务长张刚同志代表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致悼词，宣布对石盘教授彻底平反昭雪，推倒一切诬蔑陷害的不实之词，对石盘同志革命一生、战斗一生，作了客观公正评价。除了北师大新老领导聂菊荪、何锡麟、马健民、王正之、任炎等同志和许多师生参加追悼会，石盘同志生前的战友陆定一、周扬、曾三、于桑、赵苍壁、余修、于光远、胡绳、熊复、张仲实、梅益、廖盖隆、叶蠖生、陈道、谷羽、秦川等等领导同志和著名理论家，或送花圈，或亲临追悼会，表示沉痛哀悼。石师在天有灵，也可安息了。

本文发表于<我的北师大年华--庆祝政教治教育系成立六十周年>北师大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作者现是华南师范大学退休教师  2015/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