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份，李勋哲去厦门参加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其实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基本上就是邀请几个国际友人过来撑场面，一大堆中国人用蹩脚的英语交流一些早就写在论文里的研究罢了。这种国际会议，通常就是大牛们见见面、聊聊天、拉拉关系，青椒们借机在大牛们面前混个脸熟方便以后申请基金。学生们呢，一来瞻仰大牛，二来借机发表的被专刊收录的SCI论文，三来趁机会出去访问访问景点罢了。

会议第一天早上，李勋哲右边坐了两个女生。一个红衣服，一个穿白衣服。会议刚开始不一会儿，只听见红衣服女生说：“真没劲啊。讲的都是些宏观上的大话，还不如自己去看几篇综述或者看几本专业书呢。”

白衣服说：“要不咱走吧！出去玩玩去！”

红衣服说：“去哪儿逛啊？”

“我想今天在鼓浪屿呆一天，明天去普陀寺和厦门大学转转，你觉得如何？”

“我没意见。把其他几个同学也叫上吧！”

“好啊，我给他们发个短信。”

过了一会儿，两个女生就收拾着东西走了。会议开到下午时，会议室已经空了不少位子。

在会议第二天午餐时，李勋哲和三个不认识的大学青年老师坐在一个桌上吃饭。从几个老师的交流中，李勋哲听出几个老师是分别来自南越理工大学、金陵大学和春城大学。几个老师攀谈了几句，相互交流了各自的信息，就开始相互诉起苦来。

南越理工大学的黄老师开始抱怨：“我已经快两个月没有时间去做实验了。上面交代各种各样的项目材料，一个还没有弄完另外一个又来了。”

春城大学的老师说：“我感觉现在的科研人员都已经变成了搞文字工作的了，搞实验研究和教学反而成了副业，只能挤时间去做。”

金陵大学的老师也吐槽道：“杂事多不说，工资还低。我们学校的讲师每个月全部加起来就只不到五千来块钱，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我现在孩子刚出生，老婆休假在家，父母也接过来照顾老婆，自己那点钱根本就不够花。为了养家糊口，只能想办法多写文章赚奖金。”停了一下，他又说：“我们学校现在对上课没有要求，对科研倒是重视得很。”

春城大学的老师说：“我们学校也是，不重视教学只重视科研。上一个课时才几十块钱，发表一篇SCI文章得到的奖励就可以抵得上几百个课时的课时费。所以老师们都不愿意去花心思去好好搞教学，只想搞科研发文章挣钱。”

金陵大学的老师苦笑着说：“现在的大学都是这样。把科研成果当作一个评价一个老师的最重要指标，完全是本末倒置。这种考核制度就是逼着老师们都去弄项目，弄文章。简直是逼良为娼。”

春城大学的老师说：“是啊是啊！我们学校的那些老师会搞文章的人混得风生水起。而不会搞文章的呢，即使课上得很好，也连副教授都评不上。”

金陵大学的老师说：“如今的大学校园已经成为了劣币驱逐良币、好人变成坏人的酱缸。会造论文的人混得风生水起，老老实实教书育人的人却生存都成问题。再这样下去，大学里恐怕就只剩下会搞文章的人了。”

春城大学的老师继续说：“在这样的学校氛围里面，我们只能为了绩效达标，只敢跟风做些热门的研究，以便能够‘多快好省’地出论文，却很难能够真正静下心去做一些深入的有价值的研究。这样做出的论文大都是‘短平快’的豆腐干论文，我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价值。”

说来说去，大家一致觉得如今搞科研其实就是养家糊口、混口饭吃罢了。什么科研的理想、什么实现自我价值、什么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做贡献，都不过是扯淡罢了。“如果一个人连基本尊严都难以维系，又哪儿有资格去谈理想。”

末了，春城大学的老师悲叹道：“学者的使命本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是我们现在这些大学老师们，都在干些啥啊？每天就是为了点可怜的薪水，像陀螺一样地围绕着项目啊、论文啊、经费啊这些东西转。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反正我感觉我写的文章基本对社会毫无价值。写文章完全就是为了职称和奖励，自己却只能昧着良心这么干。”

李勋哲记起师兄肖楠很想去南越理工大学，就怯怯地问那个南越理工大学的老师：“你们学校现在对于新教师招聘有什么要求呢？”那位老师说：“我们学校现在都只招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博士了。国内的博士，没有留学经历的话，手头上至少也得有个六七篇的SCI论文才能进来，而且进来也只能做师资博士后。两年博士后出站只后，能不能留下来也还不好说。”

李勋哲一句话也不敢吱。他暗自问：“哎，自己以后是不是也会成为身边这些满腹牢骚的科研工作者们那样，整天在论文、基金、职称的世界里马不停蹄地忙碌？”

也许是因为读了太多伟大科学家的故事吧，当一名科学家就是他的理想，“站在人类认知的最前沿，为开拓人类的认知而奋斗”。一直以来，他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尽管在科研的道路上蹒跚着摸索了四年，还是没有取得什么拿得出手的、可以改变世界载入史册的成果，但是在这些年里，他确实为实验期待过、激动过、失眠过。他觉得自己是喜欢做科研的，也是适合做科研的。他又一次迷茫了，自己的人生路在何方？

吐槽完科研，金陵大学的那位老师开始吐槽学生：“现在的学生们也都是混个文凭，上课一半玩手机一半睡觉，考前又求着老师划重点，突击考试混个及格。哎，这样下去，不知道将来中国的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子。”

春城大学的老师说：“也不能怪学生吧。大家都知道在学校里认真学习成绩与将来的发展之间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学生也就只是想混个文凭好找个工作罢了。我感觉中国的教育近几十年都不会有太大发展。”

南越理工大学的老师说：“还是赶紧挣钱吧！挣到钱了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我们学院的院长去年把他女儿送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去了。真是虎父无犬女。”说着，脸上挂满了羡慕和憧憬。

厦门会议结束，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李勋哲遇到了一个年纪在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长途火车上无聊，那中年男人就和李勋哲闲扯起来。攀谈中，李勋哲了解到这位大叔家在安徽合肥，是安徽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一个部门主管。他这次是去厦门出差负责一个电厂的建设。

不知道怎么扯着，就扯到了中国目前贫富差距的问题。中年男人认为贫富差距是非常合理的：“这个社会本就不应该人人平等。完全平等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如果大家都完全一样了，那谁还想去努力工作？都混日子去了！同样是从厦门到上海，有的人坐飞机去，有的人坐火车去。坐火车去的人，有的坐软卧，有的坐硬卧，但是更多的人只能挤在硬座车厢里面。这就是社会的层次差距，但是这种差距是必须存在的。你觉得让所有人都坐飞机，那现实吗？”

“确实，完全平等就没有竞争，也就没有进步。”李勋哲附和着说。

“为什么说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是合理的呢？因为人对社会的贡献是有大小差异的，而社会的财富是按照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的大小来分配的。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越大，社会对他的回报越多。”

李勋哲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嗯，你说得对。一个人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越多，社会给予他的回报越多。”

“所以，处于社会中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价值观：一个人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是和社会给以他的回报是成正比的；处于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因为只有为社会创造价值，才能够得到社会给予我们的回报。有了这样的价值观，人人就都能够踏踏实实地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以便获取社会给予他的财富。一个人有了这样的价值观，自然也就有了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为什么这个社会就应该有贫富差距呢？”

“社会不会亏待一个对社会具有实实在在的贡献的人。我30岁以前也是一套房子都没有，但是我如今已经在合肥有了三套房子。我孩子高中毕业我就送他去美国读书了，一年二十万学费我也觉得没什么。我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些？因为我对这个社会有实实在在的贡献！这些年我从基层做起，到现在也算是参与设计了数十个电厂了。”

李勋哲想：怎么现在稍微有点钱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喜欢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恐怕这归根结底就是对自己本国文化和教育的不自信吧。

大叔还在以过来人的姿态继续教育：“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大都只看重待遇和工作的劳动强度，却几乎很少有人会考虑自己接下来是否能够学习到一项能够为社会社会创造价值的技能，这是非常短视的一种做法。一个大学毕业生在选择自己的人生路时，最该考虑的是：自己能不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学到一项能让自己立足社会的、赖以生存的真本事，能够最好地为社会创造价值，一个人对社会创造了价值，社会自然会给他相应的回报。”

喝了口茶水，大叔继续说道：“一个人二十五岁以前的生活条件是上天注定的，但是一个人如果他三十五岁的时候如果还是每天为生计而发愁，那就只能说是你自己的问题了。你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博士，在能力、学识方面肯定还是比社会的大多数人要好些，将来至少还是能吃得开的。我相信，十年以后，你考虑的就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怎么实现自我价值的问题。所以，现在多学点知识技术很有必要。不要等你衣食无忧、想要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啥也不懂，啥也不会。”

李勋哲悲叹说“哎，中科院的博士也不吃香。说实话我就没有觉得自己学到了什么技术可以为社会做贡献。我现在做的研究方向也偏向于基础研究，没有什么工业化的可能性。”

躺在火车狭小的卧铺上，李勋哲感叹万千。确实，人生在世，应当追求的是为社会创造价值。那些对社会有实在贡献的人，吹起牛来都显得底气十足，铿锵有力的，自信满满，给别人带来的都是积极的正能量。想想自己这些年身边的那些科研工作者，顶着博士学位的不在少数，可是各个说起话来都显得底气不足，或满腹牢骚。为什么做科研的这些人大都满腹牢骚，戾气扑鼻？是搞科研的这些人的自身性格的问题？还是国家学术环境的问题？还是科研这个职业的问题？

也许，科研本就不是一个好职业吧。古往今来，在科学研究领域，除了少数人有重大发现重大突破外，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出什么有价值的工作：既不能推动一项技术的工业化，又不能开拓人类思想的认知。如果一个人所作的工作没有为社会创造价值，那么这个人也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想想团队里做科研的人，为了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而殚精竭虑，甚至是过度透支自己的身体。可是，这样的牺牲和付出值得吗？不仅社会不会认可你，自己也不会认可自己。他突然想，这个世界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何必非要往科研这条自己并不喜欢、也不认可的路上挤呢！？

开会后回到研究所，李勋哲不仅没有快马加鞭做实验，反而对实验的热情又下降了不少，经常都是坐在办公室上上网，混混日子。直到有一天，李勋哲看到一个穿着军装的军人，肩上跨个大包，一手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一手搀着步履蹒跚的老母亲上了公交车。李勋哲被这一幕触动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用自己的肩膀扛起所有的责任。他突然有些羞愧：跟他比起他来，我们遇到的困难算什么？我们真的没有资格叫苦。也许真的是经历的苦难太少，所以才把一些小小的不如意当成天大的磨难。实际上真正有资格说苦的人是从来不会抱怨自己的苦的。想想和那些风吹日晒在工地上干活的农民工，和那些起早贪黑、还要遭受城管欺凌的小摊小贩，我们真的是非常幸福了。实际上，我们学生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能够心无旁骛地去做研究，不需要考虑经费的问题，不需要考虑家庭的问题。每天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不修边幅地去办公室里看看文献，写写论文，去实验室里做做实验。人啊，应该要知足！就在这时，师兄肖楠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了领域的一个顶级杂志，李勋哲突然感觉挺有压力，想要超越肖楠。于是，他又重新投入到实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