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记我的恩师”，而不是“纪念”，因为我的恩师刚50出头，正当壮年，呵呵。他就是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陈衍景教授。

前段时间我写过海外博士经历的博文，感谢了我在国外的导师AlanClark教授，其实，真正带领我走上矿床研究的道路，并从始至终在关心帮助和提携我的是陈衍景老师。认识陈老师有近20年了，我的人生每一步都有他鼎力相助的经历，当然，最让我从内心敬佩的就是他在科研上的闯劲和严谨（如他的名字一样“衍景”），他是我心目中当之无愧的“泰斗”，虽然他个子并不高，呵呵。

还记得第一次认识陈老师是我在北大读大二的时候，1995年某个夏日的晚上，那个时候地质行业极不景气，几乎所有专业地质院校和大学地质系都在酝酿改头换面，很多地质院校改为“理工大学”，很多地质系被改为“地球科学系”，北大也受不了了，因为一年只能招到不到30个学生，而隔壁地理系改为“城市与环境科学系”之后人员大增。于是乎系里组织学生干部和骨干青年教师的座谈，听听“改名”的意见。我和陈老师就这样第一次见面了（估计他早忘了这件事），我已经记不得陈老师当时发表了啥高谈阔论，反正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精瘦、黝黑、健谈、果敢，幽默。这次座谈最后的结果就是：教育部不同意。意见是：全国有两个地方“地质”不能改，一是中国地质大学，二是北大地质系（中国第一个地质学门-京师大学堂），但后来北大还是改了，因为合并了别的系，这是后话。对我而言幸运的是：我认识了陈老师。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1997年，大三快结束了，要选专业做毕业论文了，说实话，我那个时候有些稀里糊涂的，因为真正所谓的专业兴趣还一点都没有，我还在考虑到对面城环系（地理系）去读研呢，因为我从小就钟爱地理（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还在地理中文核心刊物“地图”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不过，我的命运就从大三选择专业和导师永远转变了。大三的专业我选择了矿床，理由很简单，这个专业比较实际，跟经济最密切，要说兴趣，让大家失望了，真的是半点都没有。选老师的时候我有些犹豫了，想选老一些的老师，似乎“名师出高徒”嘛，当时陈老师只有35岁，博士后刚出站的副教授。但后来我决定还是选择跟陈老师做毕业论文，因为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太深刻了，似乎有一种磁力将我牢牢吸引了过去，而且可以去新疆出野外，那个对我“诱惑力”也很大。我通过我的大学班主任刘树文老师跟陈老师推荐了一下，陈老师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呵呵，估计是看我胖乎乎，敦实，能干些粗活啥的。在我之前，有93级（我是94级）的三位学生在跟陈老师做研究生，都是我很好的师姐和师兄，只可惜他们后来都没再做地质了，于是乎我光荣的成为陈老师第一个“衣钵弟子”，幸亏我跟陈老师只差14岁，要不然人家还以为是“陈氏父子兵”呢。

决定跟着陈老师做本科论文的大三暑假，陈老师就带着我和师姐师兄们去新疆出野外了，我那个兴奋啊，可以说是“亢奋”，拿着个破相机乱拍一通，还拍了好多鸡鸭猪羊之类，那个时候可都是胶卷的，呵呵，幸亏陈老师大方，没让我自己掏腰包。这次野外让我领略地质内涵的同时，也让我深深感染到陈老师治学的严谨。印象最深的就是实测天山公路一段剖面，当时我们有好几辆车，我跟陈老在一个车上，在后面一些，其他几个车带着另外几个合作单位的老师在前面，结果他们总是速度很快的长距离才停一个点，陈老师本来对他们都很客气的，后来发火了，严厉的批评了大家的工作态度，后来竟然又折回去好长一段重新开始，以至于到预定休息地都快晚上了。

开始做本科毕业论文了，我才开始慢慢了解陈老师所做的工作，也就是他成名之作：造山型矿床。我开始读他的文章和著作，我很佩服他博士论文一毕业就出书，现在矿床学科能博士论文出书的很少了，而且竟然是涂光炽老先生等题词！这充分说明陈老师工作的质量和影响力，更让我吃惊的是，陈老师博士毕业的时候竟然有几十篇文章发表，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这个精瘦黝黑并不高大的身躯里究竟蕴藏着多少能量？那个时候对“造山成矿”似乎国内环境很不好，没几个人相信，国外也刚刚起步，而且与中国地质情况不太一致。陈老师通过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发展并充实了这一理论。我还记得90年代末期陈老师在北大地质系讲座都受到很多质疑，多数人认为他的这套“造山成矿理论”行不通。搞得我们这帮学生也有些垂头丧气的，感觉好像不入主流。但陈老师没有放弃，他以他特有的坚韧性格，敢于硬碰硬的作风，不畏权威的精神继续建造他的“中国特色造山型成岩成矿作用”理论。2009年出版的国际权威矿床学教科书上终于第一次出现以中国人命名的矿床成因理论模型“陈氏模型”。只可惜矿床学科很小，没能引起国内多大轰动，远不如哪个影视明星得了个伤风感冒之类啊，呵呵。

陈老师是个很有性格的人，在生活上和学术上都如此。他英文口语不是很利索，也不怎么参加国际会议，但他特别注重中文写作，因为他告诉过我们，矿床研究很有区域性，矿床的东西都写英文，如何让国内地质一线的工作人员看呢？这不是让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吗，让国内矿床发展走向死胡同吗？陈老师在45岁之前的文章多是中文，在他2004年评为杰青时，只有一篇英文文章，能评上简直就是奇迹，完全是因为他在国内矿床学界的特殊贡献他才获此殊荣的。但英文文章太少在现今这个时代显然成为别人“攻击”陈老师的一个利器，陈老师也觉得应该加强与国际矿床学界的交流，他是一个雷厉风行，敢说敢做的人，于是乎，短短几年间，他的英文文章以每年10多篇的速度在增长，一下子又成为国内矿床学界发表英文论文最多的人之一。而即使如此，他依然每年还发表多篇中文文章，他从不做违背他原则的事情。

陈老师的“铁嘴钢牙”在很多地方可能得罪不少人，以至于他在很多事情上饱受挫折，一个如此才华横溢的人，读了两次博士后才转为副教授，而这个副教授竟然一作就是12年！你能相信吗，陈老师的正教授竟然是在他获得杰青（2004）和973首席科学家（2006）之后的2007年才评上的！如果这样的情况放到别人身上，估计自杀的都有一个加强连了，但陈老师虽然性格如此刚烈，他却忍了下来，我还记得我出国之前有一次他评教授失利，我们学生都受不了了，于是乎我们几个学生直接跑到校长楼为他“申冤”，当然是“无功而返”。听说2007年北大给陈老师评教授的时候，他已经无所谓了，他一直比较得意的一个绰号就是“史上最牛的副教授”。更让我敬佩的是，这么多的经历却丝毫没有影响陈老师对北大的感情，不知道有多少他可以离开北大到外面展翅高飞的机会，他都放弃了，依然勤勤恳恳的在北大做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带领着一群他爱护的小朋友们。这让我这个在北大呆了七年的“老北大”很汗颜。

陈老师是我心目中的泰斗，不光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还因为他对学生的真挚情感和无私帮助。应该说我自己就是最大的受益者。陈老师的帮助不仅是对我，甚至我太太当年考北大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也是陈老师帮了大忙。他对学生的帮助经常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他为了帮学生，自己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精力，钱财，礼品。而我呢，惭愧的讲，我至今送陈老师最“珍贵”礼物可能就是几条外销的中华烟（这其实还是‘害’他啊）。当年我在北大春风得意，是因为陈老师带领我写了两篇中国科学的文章（与其说是我写的，其实就是陈老师自己写的），那个时候很少有硕士生能发表两篇中国科学文章，更何况是“不怎么出文章”的矿床学科？而且陈老师还让我做合作者在科学通报和岩石学报上都有文章，以至于我硕士毕业时有好几篇SCI文章，那个时候在地质系还真了不得了，在陈老师的鼓励下，帮地质系拿到了至今唯一的一个“北大研究生学术十杰”。陈老师想让我读他的博士生（直博），由于他是副教授，只能找别人暂带，他当时还满怀信心的说，等我正式开始转博时，我就是他正式的第一个博士生啦，呵呵，谁能想到到2007年他才招入第一个博士生！我一口答应并开始读直博，但我失信了，到了第二年，我就想出国了，没想到陈老很大度的同意了，他也认为我出去闯闯很好，于是乎我们那年陈老师的几个学生几乎都出国了，留下孤独的他。出国后，我经历了很多困难和挫折，陈老一直在鼓励我，有时候甚至是“骂”我了，他一直都在随时准备帮助我。第一年迫不得已回中国新疆出野外就是陈老师出全资帮助的，连国际机票都是他负责的，而后来我做的这个项目废掉了，陈老师连一个字都没吭声，因为他知道我自己更难受。他知道我那几年在国外的艰难，项目不成功，成果不见踪影，自2001年出国，到2008年博士毕业，我其实什么新的成果都没有发表，放到正常情况，我的学术生涯可能就此告终了。但陈老师却利用一切力量，鼓励我保持学术的连续性，千万不要中断，他鼓励我发表了两篇硕士阶段的论文，然后他自己和师弟师妹们也都把我作为相关文章的合作者，使我在那几乎空白的7年时间依然有较连续的学术记录积累。最为感动的是，他让我作为他构思多年的一篇论文第二作者，我并没有做很多贡献，这篇文章2007年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至今SCI引用率达100多次，在矿床学界极其罕见。我出国很多年，做的方向也不再是以“造山型矿床”为主，但陈老师念及我当年做过的一些工作，也考虑到我在国外的新成果还不是很多，他依然把我列为他所获的教育部一等奖作者之列。回到国内，陈老师几乎是呕心沥血的为我马不停蹄的奔跑973的项目申请，经过艰难的1年申请，终于在第二次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这些帮助可以说数都数不清，我无法一一列举。

如今，在陈老师的感召和鼓舞下，我回国了。他在2010年一次澳大利亚国际会议上就明确告诉我，回国发展机会多，要抓住机遇，而且要提高自己的硬件素质，这次见面可以说是我决定回国发展的分水岭，通过2年的仔细考虑，调查和成果积累，我终于全职回到国内发展，开始了人生崭新的一页。现在的陈老师（我被称为是“小陈老师”，呵呵）依然像“老母鸡”一样关心着我，有时候还“骂”得我“狗血淋头”，但从他每一次猛烈的教诲中，我都受益匪浅。我跟陈老师说：您放心，无论走到哪里，我这个“陈小胖”（陈老师最喜欢我的一个绰号）都不会给您丢脸的。陈老师无愧的良心让我们这些学生也永远走在人生的正道上。

这就是我的恩师–我心中的泰斗，陈衍景老师，一个治学严谨、硕果累累的矿床学家，一个性格直爽、响当当的北大教授，一个心地善良，内心纯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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