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是说2D世界里（地球表面）的边界，地域。界则是说与2D世界垂直方向的层（layer）。天堂、人间和地狱，这是界，简单分是三层，细分起来地狱就有十八层。境界的说法有些远，与人们生活密切的要数档次了。档次，说白了就是分格排列。被排的一方也许不喜欢这类做法，但是为了认识、识别、管理等等的需要，这个作业是有必要的，只是可以做得不那么赤裸裸、让大家都没有面子。

意义是说宏观的、大局的视点、而意思则是个局域的、微观的视点。做研究对个人而言，首先是要有意思。没有意思的话就不能投入精力。而所谓研究的意义，虽然有当事人可以说明的一面，还有不以当事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一面。客观地说，当事人可以说明的多是研究的背景。所谓宏观、局域，在提法上虽是空间的概念，但是基于时空的等价性，这类说法也可以用在时间域里。每天新闻的侧重在于“有意思”，而“有意义”的事儿往往是在事后才能表现出来、被人们认可。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卢沟桥事变。当时人们并没有能认识到“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1]，也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区域战事的起始”的意义。

有了这些基本修养后，再看《学术研究的境界》，就可以知道其说法的不伦不类了。“学术研究的境界”的提法，按常识的理解是说做研究的人的侧面，而作者想要说的，是研究的档次。

很多人不能理解医疗、医学研究的特殊性。简单的说，这个领域的人做事情是要有资格（执照）的。这一点，法律界也是如此，需要有资格。立这个资格意味着需要有些特殊的思考、特殊的标准。小学、中学的教师也需要有资格，而大学的教师、比如象饶老师这样的，就不需要有什么资格了。一个理解可以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可以有。另一个理解是由于中、小学生在发育途中，避免被“不合适的人”的意见、思想影响了。

虽然举国上下都在说“创新”，但是国人对创新的理解基本上是不到位。这位饶老师虽说是留过洋，但是由于不是在“主力部队”、没有打过什么攻坚战，所以对“创新”的理解只能是写皮毛。在学术上，概念不值钱。当然也有例外，所谓科学革命就是范式、概念上的革命。这种事例一般很少，跟哈雷彗星差不多。

评价一个事情也反应了对科学的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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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老师所说的
张亭栋的工作有两点很突出：1）通过确定疗效和发现适应症而改观砒霜治病这一领域，2）持之以恒的一系列工作主导领域二十余年。

基本上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标准。都说要与国际标准接轨，那么这样的理由拿到国际上去人家怎么看、怎么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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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亭栋的工作，按有些文章提到其实在1970到1980年代做过上千例病人，但作为论文报道的数量不到两、三百。可以设想，不担任医院领导的张亭栋，在中国工作，难以获得全部临床资料，特别是其他科室（如内科）的资料。而任何时候如果检验科不配合，他们也不可能有全部数据。发表论文无法用缺乏临床病历和缺乏血液检验的病例，只能用数据全的部分病例，很可能是少部分病例。

这样的说法在今天，能有什么作用？只能说做研究不规范。扯上行政职务的做法更是要把问题搞复杂的做法，很不值得提倡。尤其是在今天的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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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老师的这类思维也是很奇怪：
科学发现也不在于技术的复杂、新颖，而在于对于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寻找治疗的药物，最重要的是找到，而不是用高深的技术。近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试管婴儿，关键步骤是换各种溶液，其中并无重大科学概念、技术含量也很低，而且已经有试管老鼠的先例。

下线部分的文字，很难相信是在圈儿里混的人。这样的思考只怕是人家要不带你玩了吧？试管婴儿是作为不孕医疗技术的评价，如何就与试管老鼠去比较了呢？

不要把青蒿素与全反型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治疗早幼粒白血病混在一起。对后者的评价是理解了治疗的机制。这在整个癌症治疗领域里无疑是杰出的事例。而张亭栋的工作，与无数多治疗癌症的临床医生一样，没有什么特色。青蒿素未获奖，应该说是事出有因，不能“归罪”于是中国文化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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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