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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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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 《王观堂先生挽词》
清华大学除了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亦是京城一大旅游胜地，借此以激发孩子刻苦用功的父母络绎不绝。但在热闹的清华园的一处偏僻的角落，这已有些颓圮和斑驳的石碑上的文字，却每次都是我动容。
这篇写给王国维先生的挽词，同事也是陈寅恪给自己的祭奠。正像《茶馆》收尾时给自己预备下之前的常四爷一样，此时的陈寅恪仿佛早已预见到了自己学术生命的结局，竟一语成谶。
2012年，中国的教育投资终于达到了GDP的百分之四。然而在并不拮据的教育投入下，中国的科研却正像足球一样由世界的末流滑向亚洲的末流。实验室并不缺少经费，然而结果却是很多985高效二十年来产不出一篇世界一流文章。日日忙碌在实验室之余，有多少人能静下心的反思下中国的科研界怎么了？
一如清华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和饶毅在《Science》上联名发表的文章《China's Research Culture》中论述的一样，如果说足球界的低靡在于体制，科研界的不振更多的却是文化层次的问题。在此之外，我想谈谈思想方面的问题。
中国人从来不缺少创造力，不缺少聪明才智。近而言之，科研界的大投入低产出在于急功近利，在于利益勾结，“人治”而非“法制”；远而言之，是缺少思想上的自由。这不得不使我们反思，为什么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民国时期，在教育经费极度缺乏的条件下，中国竟有为数不少的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学成果。根据史料不难看出，当时的民国政府对于清华和北大并没有太多的干预，而给予他们“教授治校”的全力。一切政治退出学术，才能保证科学创造所需要绝对的思想自由。否则在思想的束缚下有何创新性可言？
另外，像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提到的一样，“自私”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在官商勾结蝇营狗苟的社会环境下，科研界和学术界不可能得以保全。人人都想谋取私利，导师不甚关心学生的学术成长，如此怎能有师承，怎能有开创？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682389-5670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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