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会，得到了日本JSPs的资助，到日本筑波大学学习，学习时间为2011年1月10日至2011年3月20日。目前还有一周时间就要回国了，但2011年3月11日（昨天）发生了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地震，据说这是日本明治时期以来最大的地震。地震级别为8.9级（后来又修订为9.0级）。发生地位宫城和茨城。其实日本的长野、新潟、神奈川等地也同时发生了地震。

地震发生时，我们吃完午饭，回到了研究大楼，正在工作。我们的实验室在五楼。这次地震给我和实验室的其他同事深深的震撼，我们都很害怕。

东京时间为14:46分（后来记录），地震开始时，只是轻微的晃动，接着开始变强。但和平时经常发生的小地震不大。实验室的meilin（一个秘鲁的女博士）很恐慌，她跑到了楼道，看外面的动静。她很敏感，她说是上次智利地震和她们国家以前的大地震，使她害怕地震。那次发生在秘鲁的地震时间为2001年6月24日，级别为7.9级，震中是她妈妈的老家，那次离她家不远。地震损失惨烈，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看到她的恐怖状，我们也跑到了走道上安慰她，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地震会这么强烈，以为这次地震和平时的那些小地震一样。Meilin坚持着要到楼下去。当我们刚到楼梯口时，地震突然开始强烈了，这个大楼如同一个振动机一样，开始剧烈的震动，我们站立不稳，只有扶着墙，勉强支撑。Yoshimura 连忙护着了meilin，杨伟也站在旁边帮忙。杨帆和我站在一起，扬帆拉住我，担心我被摔倒。杨伟掏出电话，给他的朋友，告诉他们地震发生时应该如何。其实在这时我的大脑里也在飞速的想着各种可能，包括求生的办法。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遇到了这种地震，我应该如何做。但遗憾的是，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想到我应该如何做，才算最好。

躲在桌子下，虽然避免了杂物砸伤自己，但很容易会使自己困在里面，如果有逃生的机会，但自己出不来，只有寄希望于外界的帮助，这种情况并不理想，如果外界救助不及时，后果很严重。其实最好的办法是逃出去，到空地，才是最安全的。但是大地震时，我们很难动弹，无法站稳，更不用谈逃了。所以我们在楼道里时，唯一能做的事是坚持，祈祷大楼的结实。不要出现意外。

大约1min后，地震终于停息了，我们赶紧回到办公室，取一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当我们进入办公室时，办公室已经是一片狼藉，书架上所有文件和书籍都散落到了地上，几个液晶电脑屏摔倒了地上，另外几个也倒在了办公桌上。是好是坏，现在不知道了。很庆幸的是，我的联想X200笔记本在桌上居然纹丝不动。但我们都无暇顾及，纷纷拿了东西就跑。我也拔掉电源，将电脑和数据硬盘胡乱塞进包里，然后背上装有护照和钱包的随身小包，电源线也不管了，也赶紧跑。跑到门口，我又停下来，返回办公室，拔掉了我们烧开水的水壶，并试图掏出办公室的钥匙锁门，但情急之下没有找到钥匙，也就作罢。我还从包里拿出我的相机，拍了几张照片，才急匆匆地跑下楼。安全后，我在想我居然还有心思拍照，这恐怕是把地震没有太当回事，实验室的其他人也说我很镇定，其实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想到地震的后果。

我没有想去电梯，因为我想万一中途停电，会很麻烦，我只有走楼梯。到达楼梯口，我发现楼梯口，突然多出了一道门。我没有理会，现在的主要目的就是赶紧跑出去。这时楼道也有一些人在往外冲，但秩序井然，没有拥堵，可能也是因为人员并不过多。很快我就到了户外。此时户外已经站立了很多的人，都是一群群的，观望自己的大楼。有点很淡然，也有的很害怕，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日本朋友告诉我他，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强的地震，我说我是第二次，他们很惊恐。汶川地震时我在昆明，震感和这一样，只是当时是我第一次遇到地震，没有惊慌的感觉，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汶川地震的震撼太强烈，这次日本地震使我感到了害怕。

我和同事汇合了，谈着刚刚的感受，询问他们的情况。他们也拿着电话和家人联系，想尽快知道家里的情况，但此时的电话已经很难打通。秘书Iguchi的2个孩子都在学校，赵副教授的小孩也在学校，因为这个时间是要放学的时候，他很担心小孩是否还在学校，如果在学校的话应该安全，因为有老师照顾，如果在路上或在家里的话，就有些危险。但是电话始终联系不上。今天福岛教授，由于儿子的婚礼，不在筑波，据说在冲绳，大家庆幸他躲过一劫。

Iguchi通过手机上网，查到了一些关于地震的消息，震中为宫城，8级地震，茨城6级。难怪这么厉害，现在知道这个数字后，很害怕。这个级别和汶川地震一样。但也很庆幸大楼的结实。在刚来日本时，他们告诉我这栋大楼可以抗8级以上，我当时将信将疑，现在看来不虚。结实的大楼在关键时刻就能为保护生命赢得时间。庆幸之余，也不得不佩服日本人，他们的东西货真价实，不是“豆腐渣”，否则，小命就留在里面了。

大约4-5分钟后，开始了第二波地震。我们站立不稳，纷纷蹲下或寻找支撑。我看到我们的实验大楼整体晃得，并发出可怕的咯吱咯吱的声音，以及物体摔倒的巨大声响。此时的大楼就像一只没有动力的船在风浪中飘摇。停在大楼前的汽车也在剧烈的颠簸，大树也在拼命地摇晃，一些自行车支撑不住，摔倒在地上。这次地震比第一次更强烈。

这次我没有了在楼里时的害怕感觉，因为我在户外，已经安全，而且重要的资料和电脑都随身携带了。我拿出相机开始录像，记录这段经历。

第二次大地震大约持续了1分钟（也许没有那么久，只是当时感到时间很慢）。但不久又开始了第三次大地震，情形和第2次一样。其实在这些大地震之间，发生了很多次小的地震，只是没有那么强烈的震撼。

3次地震后，虽然还有余震，但总算平静了，赵教授交代一些事情后，特别是关于我，要我紧跟着杨伟和杨帆他们。我告诉他不用担心，我的住地有几个中国人，他们懂日语，问题不大。然后他就匆忙赶往他小孩的学校。警察也开着车，拉开车载广播，沿途广播，估计是说通报情况，要求注意安全之类。

大约半小时以后，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的影响不小，估计今后的几天是不可能工作了，正好明天是周末。于是大家纷纷冒险进入了大楼，去取重要的东西。杨伟不想进去，我将电脑交给他后，也跟着进去了。进入大楼后，此时大楼已经停电，只有应急电源，电梯也停止了。我们也不敢乘电梯。我一边从楼梯上楼，一边通过玻璃窗看一些办公室的情形，发现很多实验室和办公室的物体都倒了，一片狼藉。

我进入了我们的实验室，此时Yoshimura、Iguchi他们也都进来了，正在检查损失。我发现办公室一片狼藉，比第一次地震离开时更加混乱，显然这是第二次和第三地震造成，后来看电视，才知道第二次地震就发生在茨城，震中离我们只有几十km，显然是这次地震造成了我们的损失。Yoshimura要过我的相机，拍下了他的电脑和资料被摔的惨状，然后简单的挪动了一下，避免后续的损伤。重要的仪器被妥善平放，避免被砸。然后拿上东西离开。

我绕过楼梯，来到了我们的实验室506号房，发现有大量的水从天花板漏下，估计是空调管道里的水。实验台、冰箱、烘箱、器皿柜等都已经挪位。与DOC测定仪相连的气瓶也倒地了，由于我不知道该气瓶的情况，我只能在实验室外观望，不敢进入。我立即返回办公室，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Yoshimura，他说他已经check过了，知道了情况，一会就去处理一下。然后我下楼了。Iguchi也赶回家去，看看家里的损失。我们都需要回宿舍检查各自的损失。于是，我们确定了各自的行动，和后面的联络方式之后，分别离开实验室。

我和扬帆一起，我们的宿舍紧邻。一路上，我们看到地上已经掉了很多的枯树枝，在天久保池塘旁边有一处地面出现了全新的裂缝，大约4cm宽，长3m左右。估计是地震的原因。十字路口，交通灯已经关闭，只有交警在那里指挥。车流量不大，秩序井然。

我回到了宿舍，我的房间也是一地的东西，书桌挪动了20cm左右，上面的东西很多都掉了，主要是文件，包括遥控器。其中一个瓷碗摔倒了地上，但没有损伤，很幸运。居然我刚买的那瓶红酒还站在书桌的书架下，没有倒，我赶紧将它放到地上。其余的东西没有问题，电视机，冰箱，热水壶都没有挪动。很幸运，没有任何损失。

我来到隔壁的赵老师房间，他来自北华大学。他原定13日回国。他这在整理行李，他告诉我地震把他整理好的全搞乱，但没有损失，只是需要重新整理。不久我看到了其他的几个中国人，他们都是惊魂未定，除了摔了2个杯子，基本没有损失。地震时他们正在宿舍，赶紧跳出了窗外。看到他们安全，我也十分高兴。大家商量着这几天如何避难，一直认为晚上就呆在我们宿舍的大厅里，这个大厅只有一层楼，和宿舍楼有楼道相连，但独立，万一有事情可以迅速跑出，应该安全。看来晚上看到是不眠之夜。

天黑以后，学校的广播通知，让大家到生活中心避难。由于我们追越宿舍27栋的条件不错，大约有近30个中国留学生来到我们这边避难。我们大家都说这也是难得的聚会机会，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大约到晚上9点的时候，一个叫肖伟的中国学生，他告诉大家，有一个免费的国际电话可以打。于是大家赶紧记下电话号码，接着寻找电话亭给国内报平安。我也跟着出去，大约半小时后，我和家人联系联系上了，妻子还有同事已经都知道消息了。由于妻子刚刚来过筑波，2月20日回国的，她知道这边的地理位置，所以很担心。当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很安全，她放心了。由于很多人排队打电话，我不方便占用长时间，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挂了，要她转告其他人。

果然当晚一直到天亮，有几次大的余震。大家都在惊恐中度过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