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科学精神内容和结构研究时，我们围绕着七个围度，设计了38个因子编制了问卷，随机测试了152名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科院，中南大学的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经spss经验，问卷信度r=0.940（信度0。8—0。9就是非常好的问卷），在所有的因子中，唯一一项：科学精神应具有公共责任意识被spss剔除。测试显示公共责任意识在国人意识中集体缺失，三鹿奶粉事件验证了这一现状。

由于责任意识的先天不足，加上有国家免检、明星效应的晕环下，消费者没有反思共责意识的思维习惯，选择理性必然模糊。免检的标准和后续管理是建立在对人性把握缺位的条件下一种非理性行为，免检的表现是一线弃权，一线弃权的本质是推卸责任，转嫁风险。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本应有起码的职业底线，但在社会转型初期，市场管理不规范，潜规责主导发展，企业放弃社会责任是不争的事实。为经济而经济的价值导向目标和缺乏责任约束的心理结构及制度，使消费者认知失调。

公众一直有一把内在的尺度：认为我们文化基因中道德底蕴并内化为企业的责任，一向不会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人。但这种带着感情色彩的规范和价值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相反，“在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突发事件中，人们那天真烂漫的幻想被历史的车轮碾的粉碎”.人们对应急缺乏管理，灾难不期而至时，焦虑和恐惧成为普遍的社会符号。人们被迫调整时，才发现长期的习惯和心理依赖让选择的空间变的那么狭小。“洋奶粉要钱，国产的要命”，“爱惜生命，远离奶粉”“抵制国货，购买洋货”，戏谑中折射出放大后被伤害的民簇感情。

在对科学精神的研究中，发现了公责意识的缺失，如果结论正确，那么补课就是关系发展存续的大事了。政府公责的缺失，导致监管缺位；企业公责意识的缺失导致风险失控；个人公责意识的缺失导致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