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16日，胡盛志先生发表博文《实践未必出真知》。由于立意新颖，具有观念的“颠覆性”，我阅读再三，引发了很多思考。胡先生列举了晶体学方面的理论进展，并介绍了L.Pauling的工作，这对我来说颇为新鲜，从中学到一些知识。

    我十分赞赏作者的胆量，也赞同作者的观点，即“实践未必出真知”。以农民种地来说，日起而作日落而息，几十年辛苦耕耘，反复“实践”，虽然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很少发现什么知识，也不能成为农业科学家，建立什么创新性的理论，这是理所当然。因为，（1）缺少必要的科学知识；（2）缺少理性发问和思考；（3）缺少有目的的观察实验；（4）缺乏理论创新和构建能力。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其实，“实践出真知”这句话，既不是对“不懂行”的人说的，也不是针对一般人说的，而是发现“真知”的人，在总结自己的“知识发现”过程时说的，一般来说没有太大问题。胡先生“叫真”语言文字，提出“实践未必出真知”，将这个观念“颠倒”过来，题目确实新颖和有冲击力。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反问题”，即“真知必然出自实践”。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其原因有二：（1）知识产生于科学家的实践活动；（2）“真知”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知识。这里分述我的观点，最后再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一、知识产生于科学家的实践活动

     生产实践、科学实验、社会实践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离开了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人类是无法获得任何知识的。1905年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学说，他最先是查阅各种地质资料，并从大陆轮廓的吻合性、古气候、古生物、古地磁等方面寻找漂移的证据；然后是开展动力学的分析和大地测量的观测，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证据的积累，更多新的知识被发现了。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认为是“纯理论思维”的产物，似乎与任何传统的科学实验无关。其实，当人们仔细考察相对论的创立过程，还是可以发现很多“理想实验”，如“同时性的相对性”实验，爱因斯坦“升降机实验”等，前者是狭义相对论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广义相对论的理论基础。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所谓“真知”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知识，是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规律的知识，如果未被实践证明，它只能是假设或猜想，还不能称之为“真知”。开普勒被称为是给宇宙立法的人。18世纪中期，在第谷30年天文观测的基础上，开普勒曾总结是天体运行的18条规律。但是，在后期的观测实验中，开普勒的众多定律均被实践否定，只有三条定律与观测事实相符，科学史删除了多数错误的定律，保留下三条正确的定律，这是实践检验的最好例证。

    实践未必出真知。因为，科学首先是科学家的思想，是知识形态的东西，只属于有准备的头脑，缺乏“什么是科学”的理性教育，再多的观察实践也是白搭。我国古代天象观测优于西方，但直观的“天圆地方”与科学相去甚远，更不要希望提出什么天体运行理论了。因此，在科学研究中，如何提出理论假设，如何猜想事物的状态，如何构建新的科学理论，大概都是创新性教育必须加强的内容；

    真知必然出自实践。培根以来，现代科学被称为实证科学，科学只相信事实和证据。任何猜想和理论假设，只有获得实践的验证，才能得到科学界的承认，成为“科学知识”。20世纪初，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假设，因为缺少实证材料，被人们称为地质学界的“浪漫诗人”。后来随着观察事实的增多，特别是海底扩张和板块构造的发现，该理论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还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提出初期只是理论假设，并未得到科学界的广泛认可。随着全日蚀观测，验证了相对论的神奇预测，爱因斯坦才名扬全球。

   如果一个猜想或理论假设，不允许“怀疑”或“证伪”，那只能是“靠权力”推行的宗教。新中国60年，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出现了或左或右的错误认识，如“大河有水小河满（违背自然规律）”，把人们的思想给搞乱了，开展这些问题的讨论还是很有必要的。

三、正确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今天，当我们在讨论中国科学的发展时，要有辨证的观点：既要反对缺乏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也要反对否定实践作用“唯理论”论。理论是重要的，一个民族没有理论思维，就不能站在世界科学的顶峰；实验是重要的，任何科学知识产生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离开了实践的检验，任何知识只能理论家的“猜想”。在自然科学研究上，中国科学过分强调观测实验，数据的积累并未导致理论的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上，中国不乏敢说大话的“理论家”，但因为缺乏事实根据和实验检验，而常常受到国际同行的渺视。

    知识是思维的产物，实验未必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知必然出自于实践。在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在理论猜想与实践检验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先从理论出发提出好的idea，然后设计恰当的观察实验，以充分的事实证实这个的猜想，这才是科学研究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