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课本里有袁子才《黄生借书说》:“书非借不能读也。”这句话令有书而不读书的人欢喜万分——像我,书比从前多了百倍,读的书却不如从前的十分之一。自己的书多了,连图书馆都不去了,因为图书馆的书不如我的好。图书馆本来的好处是,系列的著作比较齐备,可以依次看干净——遗憾的是,多数图书馆都达不到那个要求。
第一次从图书馆借书是在中学,借了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通俗哲学》,毕业后给了一个想自学的老兄——奇怪,怎么没还给学校呢?学校也没让我赔,大概因为我为学校做过一点儿好事。
在大学借的第一本书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前两卷总论,那是我与科学史的渊源的开始——不过后来几乎只看西方的科学史了。(有一个故事说,李老前辈能读中国古籍,却看不懂《人民日报》,这事儿太不靠谱了——我们读的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有一卷是他翻译的,不是文言文,而是白话文。)应该恢复老先生的原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而中国古代的科学似乎断代了。
丰子恺回忆马一浮先生说,
……我是每小时平均要吸三四支香烟的人,但在马先生面前吸得很少。并非客气,只因为我的心被引入高远之境,吸烟这种低级欲望自然不会起来了。有时正在闲谈,另有客人来参加了,于是马先生另换一套新的话兴来继续闲谈,而话题也完全翻新。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记得青年时,弘一法师有天对我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这个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为了追赶前辈,我也有过一个读书计划,要把图书馆里喜欢的书都接来看看——每天看一本,能看多少是多少。进入这个计划的第一本书是跟爱因斯坦师傅学的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还有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我见到的那个译文不太好懂,找来原文看了才明白那些白话的意思)、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等。自然都是关于“思想”的,不会是技术性很强的数学物理。可惜这个读书计划没有坚持到底,所以距离先辈越来越远了。
偶然看到老笔记本里抄了杜预(杜甫的先祖,曾为《左传》作注)给儿子写的古谚:“有书借人为可嗤,借书送还亦可嗤。”(见《殷芸小说》卷七)这两句话后人一直想不通:有借有还很自然嘛,怎么“嗤”呢?即使上句是小气,告诫小子不要借书给别人,下句却实在没有道理——难道借书就应该不还吗?
唐代以来,这两句话更离谱了:“借书,俗曰借一痴,借二痴,索三痴,还四瓻。”(宋孙宗鉴《东皋杂录》)“瓻”是一种酒器。这等于说,借人家一本书,要还人家一坛酒,真是越扯越远了。黄山谷就有诗句说,“勿辞借我千里,他日还君一瓻。”连字书《广韵》和《集韵》在解释“瓻”时,也不忘说明它是用来“借书”的。
我有那么多书,不想要的时候,大概可以拿去换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