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定位
    三分之二的作家三分之一的学者我开始是从诗入手，后来晚几年才写散文，开始把散文认为是副产品。可是后来散文写得认真了，读者也很多，受到肯定，所以，诗和散文是我的两个眼睛，必须同时运用才看到一个立体的世界。那么同时呢，我自己分析自己，我是三分之二的作家三分之一的学者，这个学者是什么意义呢，因为我写评论，我又做翻译，这两样东西要靠学者的修养。这当然也要靠作家修养，诗歌散文的创作是作家的事。所以我从事的这四种文体写作，跟创作跟学问都有点关系，不过我觉得三分之二是在作家，三分之一是在学者。关于诗歌新诗选即将出版余光中先生说，我从台湾到大陆，最早是在1992年，到现在已经16年了，前后出书恐怕有20本左右。这里面的种类很多元，有翻译，也有评论，也有散文，也有诗歌，所以加起来至少有二十种之多，有的编印得比较好，有的比较差。
　　今年还会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一本，因为我是南大的校友，他们会帮我一本诗选，这个诗选是以怀古跟乡愁为主题的，大约会在今年五月出版。大陆的媒体都叫我诗人，可是早年我出书大多都是散文，近年来诗集才慢慢多些。
　　《乡愁》变成了一张名片
　　这首诗我写的时候只花了20分钟，所以有人说你的才思如此敏捷，我说那也不是，这种感觉我有20年了，不过正好我找到一个出口，就把它拖出来了。当时我写也没有想到它能不胫而走，“小兵”立了大功。所以现在大家很容易贴标签，说我是一个乡愁诗人。我还有很多别的诗，比如写亲情了爱情了友情了，写人物了、写山水了都有,(甚至有一些写道家的、佛家的都有。可是很多读者跟我打交道也就仅有那首诗了。现在是变成了我的一张名片，反而把我的脸给遮住了。只见名片而不见其人。
　　诗歌的小众化不可怕
　　谈到大陆诗坛现状，余光中先生说大陆诗坛我不是很了解，因为大陆诗刊很多。大概最早介绍我的诗刊是成都的《星星》诗刊，最近我有很多诗发表在南京的《扬子江》诗刊，当然北京的《诗刊》也发表过。好像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真可谓是诗派林立啊，最早当然是朦胧诗了，朦胧诗人我见过舒婷，北岛。朦胧诗最后呢，诗派很多，主张也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必须要在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出一个流向来。
　　现在问题倒不是诗派如何，而是诗歌的边缘化，整个的文学市场也被流行诗所推挤，所以诗变成小众的东西，我觉得小众也无所谓。我们现在回顾唐诗，真正大众化的，究竟有多少？就白居易是大众的，或者宋朝的柳永大众化的，那么像李后主就是小众化的，唐诗三百首都没有把他纳入，可是李后主还是一直传到今日啊。问题是如果连小众都守不住的话，那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诗人本身应该反省
　　诗歌的命运当然是有起伏，目前看来呢，诗运不是很畅，当然是跟媒体有关系，跟书的市场、取向也有关系，可是我觉得诗人本身也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接受诗的人不多，自已是不是可以把诗写得更雅俗共赏一点？如果能够写得更雅俗共赏，让一般读者更容易接受，那也许诗运会打开一点局面。
　　很坦白地说，我觉得现在诗的问题，我不仅指的是中国大陆，还有台湾香港，或者新马的华人诗人等等。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是诗歌的平衡。在我们上一个世纪的20年代，那个时候新月派是格律诗。格律诗写久了以后好像有一个问题，就是太整齐了，太整齐了就失去了活力，过分整齐缺少变化，这就是格律化的问题。因此30年代就兴起了自由诗，那么自由诗当然就是从格律诗的过分“韵文化”里面跳出来，得到自由，可是呢，在另外一方面，跳出来“韵文化”又跳进了“散文化”，问题就在这。因此现在的诗人，要考虑如何避免过分整齐的格律化、韵文化，如何避免太散漫的散文化，如果能够取得一个平衡，整齐之中有变化，变化之中不失其秩序，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假如不能克服这一点，不能取得一个平衡，那么诗运会继续不畅，小而言之，就是个别的诗人诗集没有销路，没有读者，大而言之，这个诗运会受到阻碍。
　　诗歌的黄金时代目前没可能
　　诗歌的黄金时代将来有可能实现，不过目前来说没可能，或者说还很难指望。现在整个文化界所遇到的问题很多，因为网络开辟了另外的一个阅读空间，所以大家也不读报纸也不读杂志。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作品，也不需要编辑的取舍等等，你说这个诗歌的标准在哪？这是一个问题。平面媒体跟网络好像互不相通，这也是问题。
　　还有一个基本的问题，现在我们的读者越来越少，听众越来越多，观众越来越多。我觉得做一个读者比做一个听众或者观众要更加难能可贵，为什么？第一他语文要有一定的修养，他要通过语文来读一篇作品。语文是用一个抽象的符号来表达一个具体的经验，所以你的语文水平要相当够。语文水平并不是认识多少字，而是碰到的典故你知不知道，碰到的历史背景你知不知道，碰到的象征、影射你知不知道，所以这个对读者的要求比较高。读者要能通过这个抽象的语文，把这个语文背后的经验能够抓到，这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听众、普通的观众坐在戏院里面或者坐在电视机前、电脑前面那么简单。比较起来，做一个听众和观众比较被动，读者比较主动，要多花脑筋多运用想象力。你看电视，孙悟空来了，猪八戒来了，它就在你面前吧，可是你要是通过文字，你要想象猪八戒什么样子孙悟空又如何翻一个筋斗，你的想象力要多运用要多体会。
　　奥斯维辛之后不见得没有诗
　　奥斯维辛之后不见得就没有诗了，现在还有诗的嘛，现在还有人在写也还有人在看，也还有人办诗歌朗诵。人类的浩劫是不断的，可是人的精神还是不断地在克服，在死里求生，败而复活，就像海明威写的那个《老人与海》一样，可以被打倒可是不会屈服。我们经历了很多次浩劫，大概文革的时候不能想象有一天还有文学吧，可是现在不还是有文学的嘛。像英国清教徒革命的时候，清教徒是很反对戏剧的，所以英国有18年任何戏都不能上演，戏剧就中断了。可后来不是又恢复了？这就是人类文化的可贵。关于散文诗意的幽默幽默在我的诗里表现过，散文里也有，有的是整篇散文都以这个为基调，也有的并不是特别讲幽默，有一段或有一句。我觉得幽默应该是很自然的流露，我也说过幽默是丰富的想象力加好奇的心理，在很健康活泼的情况下自然流露，并不是刻意追求灵光一闪就发生的事情，所以幽默不能刻意去做。钱钟书他很有趣，他批评两个大作家，其中一个就是鲁迅，太严肃了。钱钟书的散文里也常有幽默，围城里也这样写。而林语堂就太想幽默了。我觉得大作家未必要幽默，但我更喜欢有幽默感的大作家。因为很多伟大作家他是不幽默的，大艺术家也不是很幽默，我就觉得梵高就不怎么幽默，但他还是一个大艺术家。托尔斯泰也不是很幽默，雪莱也不是很幽默，也不妨碍成为大作家大艺术家。可能有幽默的作家更容易亲近一点。
　　诗歌和散文的差异不是绝对的
　　诗歌和散文有很大的差异，但不是绝对的。大致上讲呢，诗是更能够抒情，散文有时候可以说理可以议论，也可以叙事。散文的功用好像比诗要多，可是诗的强度更大。诗的抒情的力比较足，同时呢，诗是比较简短而精练的，所以抒情起来比较快，比较强烈。散文是比较长一点，可以讲得复杂一点，比如说吧，苏东坡的作品，他写前后赤壁赋，当然是美文了，但是他毕竟还有跟读者维持的一个很清醒的关系，而且他要交代现实的这一面，所谓现实呢就是时间空间构成的一种东西，因此《前赤壁赋》就会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这个时间，苏子与客。周游于赤壁之下，他先交代了一下，然后才想到曹孟德怎么样，最后他又回到现实……他的这个框架还是有点现实感。
　　可是他写起诗来写起词来就不一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马上就跳进去了。所以我觉得呢，欲抒其情啊，宜于用诗，欲记其事呢，用散文比较方便一点。那么你如果去郊游写诗的话，不能够罗罗嗦嗦讲一大堆事情，写散文的话，还可以转来转去，把事情完全讲清楚，是不太一样的。我自己有时候也有同样的一个经验，诗写过了，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记下来，就用散文再写一遍。
　　二十年来的散文热
　　因为改革开放的关系，这20年创作当然是比较有自由的空间，同时也因为不那么强调要健康写实了、社会主义了等等，所以作家有充分的空间自由地发挥。最近浩然去世了，浩然是小说家，他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大师”，仅有独存的，现在回顾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那个年代大概最受欢迎的两个散文家就是秦牧和杨朔了，尤其杨朔主题正确，言语也比较明朗，当时也是在那个环境之下，这样子的散文就比较有代表性。现在读者大概不满足仅有这样一种样式的散文了，所以就有了余秋雨的长篇文化散文，也有了钱钟书夫人杨绛女士比较生活的亲切的、同时读者也接受的散文。这20年的散文我看的并不是很多，我所看的散文选集，往往也把我的选进去了，书就寄给我了。其实大杂志都有登散文，像上海的《收获》，湖南不是出了《文学家》吗。我比较接触的是上海周泽雄的散文，他的理论也很有趣。现在台湾专业散文越来越多，什么叫专业散文呢？它写某一种职业，比如旅游，就有很多人来写，或者专写女性的世界。这种散文和小说在大陆的杂志上面也看到很多。
　　古文和生活息息相关
　　此外，读者要懂得一点古文。也许有人会问：文言和我有什么关系？最近一百年就已经废止了。没有这么简单。我常常在演讲的时候问听众：你觉得平仄对你有没有关系？他说有什么关系，我又不对对子，我又不写七言律诗，我管平仄干什么。我说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中国人开口讲张三李四不讲张四李三？他们答不出来。我说这就是平仄的关系。四字成语它有一个原则就是简单、对仗、铿锵，那对仗跟铿锵就牵涉到一个平仄的问题，张三是平声，李四是仄声，张四李三就乱点儿。同样的我们说千方百计是平平仄仄，对不对，这个千辛万苦是平平仄仄，我们没有讲千苦万辛也没有讲千计百方，这个就是常理。中文一个基本的美学在里面，如果你这一点没有把握到，你根本不要想做一个好的作家。平仄还在控制我们日常口语的平衡，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关于文学奖
　　汉学家的话没有那么重要
　　针对一些汉学家说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很多，余光中先生认为这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他说，我想一个真正的作家也不是为了让外国人垂青而写作，所以一个欧洲人、一个美国人对我们的评价没有那么重要。至于说中国没有散文没有什么好的文学，这是胡说八道，不可以这样讲的。我们也可以说你们德国也没有产生什么了不起的作家，不能毫无根据地这样说来说去。我觉得中国人要自信一点，不能因为瑞典人说你不好你就不好了。他们的话没有这么重要。同时我觉得，我们对诺贝尔奖也不要那么看重，我一直的看法就是不要把诺贝尔奖看作世界文学奖，把它当作西方文学奖就比较好一些。因为它主要就是给西方语系的，偶尔给东方。世界有十几亿华人，华人作家遍布世界各地，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大奖。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评奖标准，而不一定要靠18个瑞典老头在那里指指点点。
　　屈原得到诺贝尔奖会怎样
　　文学奖既是幸运之星，又是死亡之吻，这个话也不是我开始讲的，西方早就有这样的说法。西方有些作家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就江郎才尽，无以为继。最有名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川端康成，一个就是海明威，两个人都是得了奖之后自杀。这个就很奇怪吧，功成名就还有什么遗憾的？那是他江郎才尽了，至少海明威是这样，川端康成的历史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不过自杀是发生在得诺贝尔奖之后，这也是很奇怪的。我今天上午在研讨会闭幕典礼上还讲到，如果屈原在投江之前得到诺贝尔奖，他是不是就要考虑不去投江了？
　　作家要能够经受得住成功的考验
　　作家要能够经受得住成功的考验，挫折当然是每个作家都有的，成功之后也许就无以为继，也不会更上层楼，也可能就变成江郎才尽，或者说呢，你成名之后你有了一些读者甚至粉丝，你怕失去他们就不敢改弦更张，就墨守原来的风格，这样就会固步自封。我想一个作家跟任何艺术家一样，应该比一般的人更容易厌倦他固有的风格，因此不断地征服也不断地舍弃。冯至有首诗写的很好，我不记得是他还是卞之琳，总之是说艺术家像一只老鹰在天上飞，不断地征服不断地放弃，因为它要飞；你不能征服这片天空就坐定了，那它就要掉下来。关于家庭四个“假想敌”我的那篇四个假想敌的散文，写的时候正是我的几个宝贝女儿都十几岁的时候，都是可以交男朋友的时候，也就是我的“忧患意识”开始的时候。我这样写来，表面上很紧张，其实我也是在幽默，也在反躬自嘲。可是呢，我在演讲的时候也常有读者问，你这四个假想敌出现了没？我说是一场虚惊，就出现了两个，还有两个没有结婚。因为现在的女性都很独立，经济独立，知识也很独立，认为人生的归宿未必借由婚姻来实现，有时候结婚也未必比单身就幸福，所以我这四个女儿里面还有两个没有（结婚）。我们也不刻意要把她推向文学，她们当然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家里就有这些书，文学艺术的书，来往的客人也都是文人学者比较多，当然从小就把她们影响了，她们有这种心理的习惯跟取向。所以呢，我的大女儿是学艺术史的，她帮一些画家写序言，也翻译了好些艺术方面的书。二女儿是学英国文学的，她跟我在大学里面是同事，同行。三女儿呢，,刻意跟老爸分道扬镳，她的学士学位是历史，硕士学位是传播，博士学位是市场学，我叫她柳三变。最小的女儿是学设计的，美学的设计。
　　和夫人讲四川话因为感情
　　我讲四川话是因为感情，因为在抗战的时代我在四川读中学。那时候我在重庆读中学，我夫人在乐山读小学，当然没有见面，因为交通不方便；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之后一开口就讲四川话，所以一直讲到现在，就没有改口讲普通话。
　　我们夫妻两个有很多同好，我们都很喜欢音乐也很喜欢艺术，尤其是绘画，所以我们家里CD之类或者绘画的图书很多，再加上我们的女儿也有这种爱好，游弋其中我们觉得很有乐趣。至于行动方面，我们喜欢旅行，我现在每天还是开车的，那是十年前我们去欧洲，往往就租车来开，在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都开过车。今年夏天我们三代同堂要飞到阿姆斯特丹去，然后三代都上一艘油轮到挪威去看冰川，因为全世界的冰都在化了，不看要没有机会了。
　　第三代不可能做我的读者
　　我的第三代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不过很遗憾的，他们不可能做我的读者，因为他们中文太差了。关于徐州化战争为文化徐州当然在历史上是大大有名了，逐鹿中原就是从这儿开始，八方豪侠汇中州。不过我这次来呢，并不是来参加逐鹿，不要参加战争，听说五千年有五千次战争，很频繁。我是来从事文化的活动，所以有人要题字，我就题了两句歪诗，也不成对子：自古英雄争沛郡，惟今众彦汇徐州。我希望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化战争为文化。徐州除了古代的英雄出很多，现在也出了很多伟大的人物，像李可染，大画家，我们都引以为豪的。（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