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初六，广州的天气又阴冷了，又下降到罕见的摄氏5-8度。春节数日活动太多，真有些累了，我在家中休整。下午，老同学濮君从上海来电话，告知另一位老同学喻君2月11日上午8时病故。接电话时大家都感到很难过！我请他代表北师大1958届哲学研究班全体同学，向喻兄家属致哀，并在举行告别仪式时，送个大花圈表达老学友悼念之意。濮君说，他还会代表“北师大上海校友会”送花圈。喻兄是离休老干部、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教授，年己过了八十一了，算是“高寿”了。我马上拨通电话，向其长子表示沉痛哀悼。喻兄近年身体不好，前几年我去上海参加学术会议，特登门探望。其时他刚做过脑部手术，比较虚弱，由其夫人照料。不幸其夫人在去年先走了。好在几位子女能接起来。他的大孙子工作多年，最近是靠孙子在身边照料的。听到这些情况，我心中渐觉宽慰些。俗语云：世上新人超旧人，应是新桃换旧符。这是自然规律啊！喻兄解放初期在上海某中学任政治教师，1956年考上北师大哲学研究班时，年己近“而立之年”，是研究班30多位同学中，年纪最大的三位“老大哥”之一。他生性沉默寡言，但十分面善，富同情心，对同学情如手足，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年轻的人。尤其是1957年初那场急风骤雨的“政治风暴”，在“呜放”阶段，年青的同学，满怀激情，稀里哗啦地放炮。大小会上慷慨激昂，会后连夜写出“大字报”。可是他几乎是不说话，小组会上表态也是“不痛不痒”，有人说他“太保守”，老兄一笑了之！而当“反右斗争阶段”开始，他倒暗中关心“被批”的同学，劝他们“风物长宜放眼量”。那时，我年仅22岁，是新党员。因家庭社会关系拖很长才“转正”，虽是“大班长”，但很谨慎。我冷静观察，对全班同学表现心中有数。暗中认定他跟另一位李兄差不多，是头脑清醒不会发热的“大好人”。他们的无声言语对我富有教益！由于基础较差，喻兄学习很刻苦，几乎把课余以及周末时间，都在用功读书。他们最反对有“激进分子”要停课搞运动的主张，叫我应向领导反映意见，说他们年纪大了，有这个学习机会不容易。他同李兄对逻辑学特别感兴趣。当时我班导师是苏联专家康.叶.莫洛佐夫教授，他讲课有个优点，概念清晰、分析缜密。喻兄等非常认真听课仔细钻研其讲稿。在课余，他与李兄常去向政教系马特教授请教。马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逻辑学家，他们主动积极虚心求教精神，是班里仅有的！研究生毕业后，喻兄回上海师范学院政教系任逻辑学教师；而李兄则回武汉在湖北大学任逻辑学教师。我经过“文革”的巨大冲击，才悟到这两位仁兄之“不简单”，他们凭自己的阅历和经验，早己知道“左”倾路线之严重性，在50年代末直至6-70年代，就有意地避开哲学这种意识形态凸现的学科，而找到适合自身条件之专业啊！这是我在研究班很尊敬他们，在毕业后一直保持联系的一个原因。当天晚上，我把喻兄仙逝情况，通报给在广州市的老同学；又挂电话给远在哈尔滨的老支部书记、在西安与北京的两位老支委汇报。也谈了委托在上海的濮君，代表全班老同学送花圈之事。大家都很伤感。我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对死者，而是对生者的不幸！”来宽慰老大哥们。不过，我拿出了“通讯录”，俏俏地统计，我们毕业刚好半个世纪，全班31位同学都全部退休或离休了。大家是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出版部门的教授、研究员、编审或是副教授、副研究员、副编审。应该说是社会的“精英”、文教事业的“骨干”，为祖国、民族、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其中己有五位学长仙逝了，他们先于我们“向马克思报到”了！这应该是无憾的。  2008/2/27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