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以意象学为分析框架，系统梳理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260余年从王室私家花园到世界遗产的意象演变历程，拆解其“自我表述+量化监测”的制度设计经验，直面“读不懂”的普遍痛点，提出3条可落地的建设启示。邱园最值得借鉴的不是标志性建筑，而是把“意象治理”贯穿机构发展全程的制度逻辑。

引子：一个差点被拆掉的植物园

1830年代末，伦敦西南郊的邱园正经历它历史上最黯淡的时刻。财政削减，植物采集中断，园景荒废；更糟的是，“植物标签混乱不堪”——1891年邱园历史学家如此追记。到1839至1840年间，一个方案被正式摆上台面：拆除温室，改建葡萄园，销毁收藏。当时的邱园还只是王室私有园林，一座“纯粹私人的”植物园；毁了它，对帝国财政而言不过是一笔资产的处置。

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邱园没有被拆。1840年3月11日，它由王室划归政府管理；1841年4月1日，威廉·杰克逊·胡克（Sir William Jackson Hooker）就任首任园长。1941年的官方百年纪念以这一天为基准——理由是这一天之后，邱园才“作为政府机构”存在。

这段开头几乎概括了邱园全部的秘密：它的“国家化”，不是为了建设一个新意象，而是为了挽救一堆即将被销毁的收藏。而它此后两百年的历史，本质上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自我讲述”——用年报、战略、关键绩效指标、解说总规与管理计划，把“这座园是什么、该怎么被读懂”一遍遍写下来。本文依据项目研究报告《邱园意象体系演变与现状——以年报及官方文件为中心的考察（20261006）》，以意象体系的四层框架（感知—认知—情感—文化）为镜头，回看这场讲述的历史变迁，诊断它的现状，并追问：中国国家植物园能从邱园借走什么。

一句话先亮明观点：邱园最值得借鉴的，不是温室与宝塔，而是它把“意象问题”写进了年报、战略与KPI，用170年连续自我表述留下了一条可检验的证据链——研读邱园，读的不是结论，而是写法。

1 起点是被补写的：1759年与一座植物园的“出生证明”

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邱园的官方起点1759年，是130多年后由机构自己补写的。

1891年，第三任园长蒂斯尔顿-戴尔（W. T. Thiselton-Dyer）为纪念邱园成为国家机构50周年撰写《邱园历史至1841年》，开篇即交代：“1840年之前几乎没有可靠的记录存在，当时邱园纯粹是王室的私有财产。”关于1759年，他写道：奥古斯塔王妃（Princess Augusta）聘请威廉·艾顿（William Aiton）——切尔西药用植物园菲利普·米勒（Philip Miller）的门生——“在邱园建立一座植物园，即当时所称的药用植物园”。

科学属性一旦注入，邱园便与相邻的里士满游乐花园形成功能分异：前者按林奈分类系统排布，后者以愉悦组织。1762年，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设计的中国宝塔落成——十层、八角、高约163英尺（约50米），此后两个半世纪一直是邱园最稳定的视觉锚点之一。钱伯斯自己留下了一份“可读性”的早期证据：大温室东西长114英尺，中央设60英尺树皮温室，五回路烟道加热；而目标被明明白白写下——“几年后将成欧洲最丰富的植物收藏地”。

 邱园大宝塔，1762年落成，高约50米。它是邱园最稳定的视觉锚点之一，也是“异文化标志物”意象传统的第一层

下一个时代属于班克斯（Joseph Banks）。他建立的职业采集员网络与殖民地植物交换网，把邱园的半径从伦敦推及全球：1772年马森（Francis Masson）首航南非。而《邱园植物名录》（Hortus Kewensis）的三个版本把这一网络的口径统一起来——1758年希尔版收录3,400种，1789年艾顿版5,500种，1810—1813年小艾顿扩充版11,013种，逐一标注原产地、引入时间与引种人。经由此，欧洲人经由邱园“读懂”了全球植物。这就是意象学所称的“世界的微缩”：在植物园的边界之内，帝国与世界被压缩为可漫步的秩序。

2 1840：一次先于身份的拯救

衰退期给意象学提供了一个“失守”的完整标本。财政削减、采集中断、维护荒废之外，最刺眼的细节是“植物标签混乱不堪”——在植物园里，标签是可读性的最小单元；标签的混乱，即可读性装置的解体。1839—1840年的毁园计划几乎使意象体系的物质根基整体覆灭，而挽救它的论据只有一条：林德利（John Lindley）的报告指出，这是“欧洲最丰富的活植物收藏”。

于是有了1840年3月11日的移交，与1841年4月1日胡克的就任。1941年官方百年纪念公报的表述精确到必须原文照录：“邱园作为政府机构存在满一百年的完成日落在1941年4月1日，因为正是在1841年4月1日，在皇家园林由王室移交、成为国家植物园之后，威廉·杰克逊·胡克爵士……就任邱园首任园长。”

这里藏着一个值得中国读者特别注意的历史细节：邱园“国家化”的直接动因不是建设新意象，而是挽救即将被摧毁的收藏——意象体系的存续，先于国家身份的赋予。这与我国国家药园“自始附属于国家”的脉络形成对照：两条脉络的“国家”含义不同，但“国家之名须有实存之收藏”，这一点相通。

3 1855：一份年报里的“公共转向”

受众从专家换为市民——这一“公共转向”最早、最完整的一手证据，是1855年12月31日胡克园长提交的报告。这份报告同时是邱园年报传统的起点；从这一年起，年报连续编行，至今170年未断。

胡克在报告中写道：“在我执掌邱园皇家园林的15年中，没有哪一年比过去这一年更令我满意，因为公众从园林中普遍受益，既获得健康的游憩，也获得教学。”他又引述女王陛下委员会1841年的目标：“作为健康游憩之地——众所周知，这是1841年园林经历如此扩建与改良时，女王陛下委员会所怀有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目标以超出最乐观预期的程度达成，可由下表自该年至目前的访客记录证明。”报告附有1841—1855年逐年访客表，并记日访客量“有时达12,000人”，尤以“举家出游的中下阶层”为多。

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自我表述与量化监测，在邱园是同年起步的。第一份年报就带着访客表——讲述自己与测量自己，从来不是两件事。

建设同步进行。1845年，内斯菲尔德（W. A. Nesfield）以赛昂视廊与棕榈温室视廊为全园“赋予强烈的形式与可读性”（2020—2025年世界遗产管理计划附录D的追认）；1848年棕榈温室落成，1863年温带温室落成。ICOMOS在世界遗产评估中称这两座维多利亚玻璃温室“是邱园的标志性建筑”。所谓“建设即意象操作”：这一阶段每一项标志性建设，都同时是一次意象投放，其投放方向正是“公共转向”。

棕榈温室，1848年落成，Decimus Burton与Richard Turner合作设计，ICOMOS称之为“邱园的标志性建筑”

温带温室，1863年落成，世界现存最大的维多利亚式玻璃温室

但这里同时埋下了一个伏笔。2010年邱园景观总体规划的诊断是：自内斯菲尔德之后，“165年”间邱园没有统摄性的景观总体规划，发展“零散推进”。也就是说，标志物不断落成，而统摄性的意象治理工具缺席了165年。

4 2003—2025：世界遗产时代的意象自觉

20世纪，邱园的意象重构以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为节点：1911年日本门“九石门”落成，异文化标志物传统延续；1939—1945年战争园艺让机构叙事与国家叙事并轨（“为胜利而挖掘”）；1965年韦克赫斯特园（Wakehurst）并入；1978年低温种子库建成；1987年威尔士王妃温室开放；2000年千年种子库落成——种质保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公共化身。

机构自我表述的使命句在此期出现并稳定。2002年《邱园与全球植物保护战略》提出“激发并交付以科学为基础的全球植物保护，提升生活质量”；此后使命句三度变更（2015年科学愿景、2019年遗产管理版“成为全球植物与真菌知识资源”、2021年版），最终定型为今日沿用至今的句子：“我们的使命是：理解并保护植物与真菌，为了人类福祉与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

2001年皇家学会向五年期审查提交的意见书，记录了那一时点邱园的自我认知：“邱园的国际形象强大且无可匹敌。……这与十年前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其科学计划被认为分散，其在保护、经济植物学与英国本土活动方面的机构策略模糊不清。”同一意见书把“公众教育档案需要改进”列为弱项。换言之，进入21世纪之际，邱园的自我诊断是：科学强、教育弱。

2003年7月，邱园以文化标准ii、iii、iv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名主张的vi被ICOMOS以“关联不足以支撑”否决）。此后二十余年的主线，是“意象自觉”的体系化：2004年起年报KPI化，自我表述进入可度量时代；2010年景观总体规划把“可读性”首次写入愿景；2012—2014年战略重组（科学局、公共计划局、园艺局），组织架构与自我表述对齐；2019年首份解说总规确立四大叙事——Kew Science（邱园科学）、Kew Horticulture（邱园园艺）、Heritage Kew（遗产邱园）、Wild Kew（野性邱园）；2020年《变革宣言2021—2030》提出五大优先事项与2030年承诺，包括去殖民化叙事与“气候积极”；2021年科学战略与可持续战略相继出台；2024年景观演替计划把意象问题推到2090年的时间尺度；2025年7月，碳花园开放，科学主题园成为感知层的新装置。

2024年的演替计划尤其值得单独讲述。气候模型显示：到2090年，邱园30%（可能超过50%）的树木将不再适应新的气候，夏栎、欧洲水青冈、垂枝桦这些英国标志性本土树种在列；对策是引入小果朴、蒙特苏马松、勺橡树等抗逆树种。园长Richard Barley的表述是：“这不仅是邱园的事，而是一次广泛的号召，号召我们为周围的景观选择多样化的植物。”——意象体系的存续，可能要求更换构成意象的植物本身。这是“意象体系的动态性”最极端的一例。

威尔士王妃温室，1987年开放，将十个气候带压缩于一栋玻璃建筑之内，是20世纪邱园“保育转向”时期的标志性建设

千年种子库，位于韦克赫斯特园，2000年建成，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野生植物种子保存设施——种质保存的公共化身

5 现状诊断：最厚的是感知，最老的问题叫“读不懂”

用意象体系的四层框架对邱园现状作分层诊断，结论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反差：感知层最厚，而认知层的老问题，被机构自己写在官方文件里。

感知层的供给在四层中最厚：温室群构成全年可用的热带奇观，宝塔与视廊体系提供高度与距离参照；2020—2025年管理计划把“超越视觉的体验……远离城市的喧嚣”列为场所性格的重要方面，并以“异域感与田园感的并置”作为性格管理对象。艺术与感官装置连年加码：2023年《Petrichor》展、韦克赫斯特户外装置“星球Wakehurst”（吸引超40万访客）、2024—25年《Light into Life》展（42万人次参观，35%为首次访客）、2025年碳花园的“碳循环隧道”把CO₂浓度变化做成可感知的体验。要指出的是：邱园感知层的问题不是“贫乏”，而是过载——2010年总规“减少杂乱”的指令，针对的正是感知层的过载。

认知层的技术同样成套：内斯菲尔德视廊传统、2010年总规的连续视景与景观特征区、寻路项目、2019年解说总规、地图板“朝向观者所看方向”的设计规则。但2020—2025年世界遗产管理计划却白纸黑字承认：“邱园内的寻路是薄弱的，使园区内的导航与定向十分困难。当前灰色的指示柱系统维护不佳，访客的入园体验、地图与寻路标识之间缺乏一致性。RBG Kew的一个关键目标即确保访客能够自我定向……”

这段自陈的分量有三重。其一，它是“认知层失败是迷路”这一命题的世界级一手证据——不是研究者诊断，而是机构自我承认。其二，它构成一次难得的十年后检验：2010年总规把“提升可读性”写入愿景，十年后机构仍须以管理计划重申同一问题——设计意图与实现效果之间的落差，正是双侧结构最好的注脚。其三，邱园把残障访客等“最弱势使用者”的处境作为寻路判据，其严格程度超过笔者检视过的任何一份国内文本。

情感层的经营已写入官方文件：2023年1月启动的“1英镑门票”计划，2023—24年度覆盖47,000名低收入访客；社区准入计划同期覆盖23,000人；2023年5月的第四届社区开放周接待5,441人，同比增260%；管理计划行动项明令“维持圣诞灯光秀与Kew the Music音乐节现有受欢迎程度”；品牌指标亦进入KPI体系。情感层的来源不是知识信息，而是票价杠杆、活动节庆与“权威且美丽”的机构人格。

文化层有三处结构性特征。其一，科学身份是文化层的基座，且是“被争夺”来的——管理计划追记了“维多利亚时代围绕邱园首要身份——科学机构——所发生的争夺”。机构身份不是天然给定的，而是在历史争论中被确立的。其二，帝国遗产须被重新叙事——《变革宣言》承诺“快速‘去殖民化’我们的收藏……并围绕它们发展新的叙事”。其三，形象不总是在机构控制之中——管理计划附录D坦承：“RBG Kew并不总是控制着关于邱园流传的视觉图像——伦敦交通局制作了大量宣传该地的海报。”这是“意象是观察者与环境双向作用的产物”（Lynch, 1960）在机构层面的罕见承认。邱园当前的应对是把文化层直接立项：“品牌感知转变项目”（Brand Perception Shift）——“RBG Kew目前正在寻求在英国公众心中重新定位其身份”。

四层的共同上游是科学。2019年活植物收藏战略说得最透：“我们的活植物收藏处于邱园作为一座植物园的宗旨与身份的核心。”收藏既是科研资产，又是身份核心——感知层的温室是科学设施的展示面，认知层的命名与分类秩序是分类学的空间外化，情感层所依恋的是“权威且美丽”的科学人格，文化层的身份基座即科学机构。

邱园树顶步道，2008年开放，高约18米、长约200米，把树冠层观察这一科学对象转化为公众可漫步的意象装置

6 发展对策：能借走的不是宝塔，而是制度

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自2021年起陆续建立：北京、华南两园之后，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于2026年获批，“一南一北”演进为三园并立。对照邱园的这份报告，笔者认为有三条对策最值得写入建设方案，另有四项必须保留。

对策一：建立“自我表述制度”，把年报当成意象体系的装置。 邱园自1855年起连续170年的年报，构成“机构如何讲述自己”的连续语料；第一份年报就同时包含访客表与“健康游憩与教学”的双重定位。我国国家植物园应把年报制度（含KPI）列入政策工具箱——自我表述与量化监测同年起步，讲述自己与测量自己从来是一件事。

对策二：把“读不懂”写进官方文件，建立“承认问题—立项治理”的通道。 邱园认知层的失败两度被机构以官方文件承认（2001年意见书“教育弱项”、2020—2025年管理计划“寻路薄弱”）。承认问题本身，即是意象治理的第一步。配套的还有“科学可见性”工程：把科研的真实过程（而非仅结论）做成可展示、可叙述的内容——《珍稀与灭绝》展把IUCN极危物种从苗圃“隐藏之地”移入温室展示，“每一种植物的故事经由邱园标本馆、经济植物学收藏、图书馆与档案馆的实物，以及展示邱园专家工作场景的影片来讲述”；大规模数字化至2025年3月已使逾500万份标本可在线访问，剩余约200万份定于2026年3月前完成；科学收藏战略把“学名与俗名的对照”明确列为对非专业受众的可读性工程。国务院批复所要求的“讲好中国植物故事”，在邱园有可对译的操作。

对策三：建设与意象治理分开记账——建设即意象操作，但建设不自动产出意象体系。 从钱伯斯宝塔到碳花园，邱园有两百余年的“建设即意象操作”传统，其共性在于每一项标志物都与一项真实的功能绑定（温室＝迁地栽培，种子库＝种质保存，步道＝树冠观察）；而“165年空缺”与“零散推进”的自陈证明：意象治理须独立于建设而存在。标志物体系的第一条要求——真实功能的公共化身——由此可验。

四项保留同样明确。其一，帝国遗产不可复制：邱园意象体系的帝国根基（植物转运、经济植物学、殖民地网络）与其世界遗产身份绑定，中国国家植物园须建立自己的历史叙事，本草名实索引传统即是资源。其二，文化层深度不足：邱园是“可读性技术的标杆”，而非“文化立意的范本”。其三，治理语境差异：其非部门公共机构地位、五年期审查制度与议会拨款关系均无中文对应物，制度路径须经转译方可借鉴。其四，资源规模不可平移：1.2亿英镑新标本馆、大规模数字化投入、42万人次级特展，超出多数候选园的财力——可平移的是制度与工序，不是预算数字。

结语

2010年邱园景观总体规划用了一个词描述这座园：palimpsest——“重写本”，羊皮纸上层层擦写、层层留痕的文本。邱园把自己的意象体系写成了一部重写本：1759年的科学属性、帝国的世界微缩、1840年的崩塌与拯救、1855年的公共转向、2003年以来的意象自觉，每一层都保留着可读的痕迹。它至今仍未完全“收敛”为体系——寻路自陈为证——但它收敛的过程完整可见。

这份“过程样本”正是中国国家植物园最需要的那份材料。我们的意象体系正在写下自己的第一层。此时研读邱园，读的不是结论，而是写法：一个机构如何用170年，把“我是谁、我为什么值得被读懂”一遍遍写进官方文件，并留下可检验的证据。读懂邱园，从来不是读懂一座园子，而是读懂一种把自己讲清楚的制度。

邱园档案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缩写 RBG Kew）

City：Richmond, Surrey（里士满，萨里郡）

State：England, United Kingdom（英格兰，英国）

Mail Address：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Richmond, Surrey TW9 3AB, United Kingdom

Website：https://www.kew.org

Telephone number：+44 (0)20 8332 5000

Fax：+44 (0)20 8332 5197

Affiliation：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主管的非部门公共机构（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 NDPB）；依1983年《国家遗产法》（National Heritage Act 1983）设立的豁免慈善组织（Exempt Charity）

支持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