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朋友

                            叶明

茫茫人海能与之结为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缘分。朋友的存在，会给自己的人生增加许多绚丽的色彩。当你有困惑和苦衷的时候，朋友会陪着你，安慰你，甚至会搀扶着你走出阴霾，度过苦闷的日子。那些热情洋溢的语言，那些温暖人心的关怀，流淌在朋友间的心房，沁人心脾，慰以心扉。朋友，有你的存在，生活变得更加充实；有你的存在，世界将会变得更加辽阔。朋友是一种不用言语内心默契的一种关系，感恩遇见，感恩有您！

我有一位半个世纪交往的朋友，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要与深远的影响。

           患难与共的知青

这位半个世纪的朋友叫李四南，我和他的友谊始于20世纪70年中期，那时，我们一同在南京市江浦县护国大队插队，他在麦庄生产队，我在油坊生产队，两队相隔500米。1975年的夏天，我们大队组织知青担任教师开展了扫盲活动，扫盲的主要对象是20多数的女性农民，我们那里重男亲女，而、三十的女性农民基本没有上过小学。扫盲活动为我们大队知青相互认识、相互交流创造了很好的机会。每月在大队部，有一次扫盲“教学研讨”活动，各生产队有一位知青做扫盲教师参加，半天时间，相互交流教学内容与教学进度。因此，“教学研讨”活动不仅初步培养了我做教师的潜质，而且开启了我们一段持续里半个世纪的友谊。

 李四南是南京六中的73届毕业生，我是南京十中的74届毕业生，我们都是1974年插队，但他是4月份去的，我是12月份去的。我和他同年出生，但比他低第一届。他所在队好象只有他一个知青，没有独立的知青住房，他住在一个年轻队长家。他读书很多，智力超群，善于交际，对人诚恳。他有很好的家世背景，父亲李进，原名李硕诚,笔名夏阳，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又是一个作家兼江苏文化届领导人，创作了江苏解放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斗争的路上》，电影剧本《红色的种子》、话剧《雨花台下》（顾尔镡、鲍明路、夏阳编剧，张辉、田野主演），以及大量的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理论、评论作品和政论文章，长期担任江苏文联副主席，当时是江苏省省文化局长，母亲是江苏省戏剧学校的党委书记。一个姐姐是南京航空学院的老师，哥哥是国家培养的外交官后备人才，参加过较长时期的语言培训，但没有获得外派的机会，因为文革开始，这个计划取消了。

李四南将地下传抄的陈毅《梅岭三章》默写给我，陈毅元帅向死而生的胆魄，激励我们继续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华章。陈毅的职业规划：“学马列、喜文艺、习工科”（ 《水调歌头·自叙》），为我后来的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模版：“喜文学、习工科、学哲学”，也是后来读电子工程专业本科与哲学专业研究生确立了理论依据。

挑河堤背唐诗转移疼痛的方法就是他教我的。每天机械地挑土，单调乏味，而且双肩疼痛。我就尝试一边挑一边背《唐诗100首》，大多数是四言绝句。这是一个转移疼痛的好办法，现代神经科学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一做法的科学依据。

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运动中，大队组织文艺宣传队，李四南拉我加入。我不会唱，也不能跳。因不太想出演“批邓”的节目，我推荐选择了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我担任朗诵任务。在李四南的策划下，结合自己作生产队现金保管员的经历，我创作了一个戏剧剧本，主要内容是生产队利用公共积累，搞一点副业，倒卖本地的山货以增加收入，干扰、破坏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最后犯了错误。李四南利用他的关系，为了适合当地农民的喜闻乐见的口味，请戏剧学校的专业老师谱了扬剧的曲子。

一九七六年夏天，我专程从农村回城，目的是去复城新村---一桩西班牙小洋楼，李四南家“接龙”读《基督山伯爵》。那个年代，很难看到小说，外国小说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江青曾开出三十多本世界名著的书单，其中最出名的是《基督山伯爵》。在我之前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她的阅读时间是整个下午。接下来是我，整整一个晚上。我们在李四南父亲的书房沙发上坐着，一动不动，如饥似渴，一本书必须在几个小时里读完，否则就没有机会再读了；我从未看过如此精彩的小说，对大仲马佩服的五体投地，当时还想再看一遍。但后面接龙的人也在焦急的等待。天亮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放下《基督山伯爵》，离开他父亲的书房。李四南告诉我，那个女生是南京艺术学院学美术系的工农兵学员徐乐乐，徐乐乐现在已经是当代炙手可热的中国画女画家。在院子门口，还见到了身穿风衣的著名演员、知青文学的“鼻祖”---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人民文学》1964年第6期）作者黄宗英，还跟她谈了一些知青生活得负面情况与我们的真实感受。

相互激励的学友

在他一个人独居的知青宿舍里，李四南介绍了他的自修方案，有计划地读一些大学的教科书，选读当时能找到的经济学、社会学的著作认真阅读。李四南学习计划给力我很大的启发意义，在他的引导与鼓励下，使我在农村没有被动接受命运的摆布，而是积蓄力量，“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不动摇，不消沉，不抱怨，不负气，现在这种情况总会过去，以后一定会有机会报效国家。

1976年，我曾向匡亚明（南京大学校长）请教，哲学该读什么？匡老可能是针对我的知识水平与认知能力等情况，给出了“私淑”设计的学哲学的具体路线：先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日常生活中了解哲学的基本概念；然后读由斯大林主持编著的政治理论书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由斯大林撰写的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熟悉哲学的基本框架与主要观点；最后再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这些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但能满足基本的学习需求，书也比较好找到。遵循这个读书计划的路线，我利用农忙之余，比较认真的读完了前两部书。《反杜林论》还没有开始读，就被招工进入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做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在前两部书上下的功夫，为接下来的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为了帮助我能够读到需要的书籍，李四南请他父亲帮忙，给我写过一封办理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因为那时我没有南京户口，没有任何证件，无法进入南图阅读与借书。李进给我写了一个纸条，求助分管南图的高官，走后门办张借书证。这样，我就可以回南京借几本书，带到农村阅读；还书后再借……。

在农村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持学一点东西，哪怕知识结构不完整，也是一种囫囵吞枣地的阅读，总比浑浑噩噩、无所事事要好很多，客观上为我们后来进入科学领域客观上奠定了最初的思想与知识的基础。

在自学的同时，利用雨天或者晚上，我们两经常就一个问题，在我的住所，或者是他的住所，进行深入讨论，交换各自的看法，相互批评对方的观点，不求达成一致的看法，只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争论的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我们各自回去读书研究，下次见面时再继续讨论。这种长谈，没有伪装高深，无需虚情假意，直接考验与锻炼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这就是我们戏称的“两个人的读书会”。 这种方式为我后来做学术研究与公开演讲准备了最坚实的始基（Ἀρχὴ）。

1977年8月中旬，李四南告诉我一个重要信息：国家可能要恢复高考，具体方案正在制定，还没有公布，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做好准备。我们上大学的机会就终于快要来了。

在“冬季高考”的南京市初考（1977年11月28日）通过之后，李四南电话通知我，晚上六点钟去南京工学院听马文蔚老师，给我们做一次物理的复习。这是我唯一一次听的复习课。马文蔚老师从50年代就从事大学物理学教学，内容非常熟悉，举重若轻，通俗易懂。请马老师给我们讲物理知识做一个串讲，各知识点的相互联系，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三个小时的复习，那真如醍醐灌顶，获益良多。虽然，我自认为大多数内容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在提问与讨论中的表现，好像马老师还是比较满意，对我考大学给予很大的鼓励，那晚参加复习的三位考生，1978年都先后考进了大学。

学术研究的“推手”

1978年春，我考入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专业，李四南考入南京邮电学院有线通信专业。大学毕业我们分别在不同城市工作，我在常州计算机厂做有线通讯设备研制，他邮电部数据传输研究所做数据通讯研究，

1982年10月，李四南到常州邮电局实习，给我带来了有关参考资料，帮助我顺利独立完成有线调制解调器（MD2400）发端的设计。他还顺便引荐了南京大学78级学生、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程玮，她在常州编一份文学期刊，我和她经常在她的清潭新村的宿舍里，进行彻夜长谈。这农村插队与常州工厂这两个阶段都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与李四南、程玮的彻夜长谈，但不促膝，却获得了极大的温暖与鼓励，激发了我奋发读书的热情，为迎接下一步的挑战准备好思想的基础。

1983年春天，我去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安装与调试我参与设计的设备调制解调器（MD2400）。周末，我去到南礼士路邮电部数据研究所，拜访在那里做助理研究员的李四南。当时北京的休息日，一般吃两顿饭，我们在一起吃了早饭，然后去拜访北京邮电学院的陈俊亮老师（1933。10.10--）。陈老师本科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电讯系（1955年），研究生毕业于苏联莫斯科电讯工程学院，获副博士学位（1961年）。在陈老师家里，他向我们介绍了，20世纪60年他主持研制的有线600/1200波特及无线600波特数据传输设备，主持研制中国第一颗“东方红”号卫星的无线信道数据传输系统研究项目，当时正在从事“DS-2000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研制，建立了程控交换机诊断的基本理论，提出了程控软件测试与维护新的方法，让我买大开眼界。后来，陈老师成为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有《数字电路逻辑设计》等教材。

晚上，他邀我一起去拜访一位泰州老乡。他告诉我，这位学法语的作家，叫高行健 ，北京外国语学院62届毕业生，是你们南京十中57届的学长。我们来到王府井大街上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间老、破、小的房子房间里十分凌乱，几乎没有人间烟火，废弃的稿纸到处都是，衣着与布置很杂乱，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他身高一米六八左右，40多岁，十分精神。他与铁路文工团编剧刘会远（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共同创作的剧作《绝对信号》，导演是林兆华。

  我们在互相寒暄之后，听高行健兴致勃勃地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在排练他与刘会远再度合作的新剧《车站》，以一个车站为背景，通过一群人在车站等待公交车却始终等不到的故事，隐喻了人生的等待和无奈，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导演仍是林兆华。

    我们一同回忆在南京十中的五年幸福时光。高行健是1952-1957年，我是1969-1974年，我们相差17年。他回忆起这段中学时光，感慨地说：“我的底子是在那打下的。我的中学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梦里。” 在中学里的时候，高行健已经把西方主要翻译过来的作品都看了。从早期的古典，一直看到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等。图书馆里，大量的文学与科学的图书，给了高行健极大的营养与滋润，这是他梦想开始萌芽的时期，中学时光的美好与纯粹，为他的成长之路铺上了一层温暖的底色。

另一个星期天，李四南领我去北京大学，见他的女友——北京大学79级国际经济系大四学生。她是南方人，父亲是福建省外贸厅长，三明市委书记。她请我吃了黄澄澄的小米粥，这是我第一次吃小米，真香。在北京大学学生食堂的餐桌边上，她兴致勃勃地介绍了给她印象深刻的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两位年轻老师：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毕业，都留校任教，年龄稍大一点入学时刚好是年龄小一点大学毕业。年龄小的是洪君彦，十分聪明但不用功，课讲得生龙活虎，学术文章不好好写；年龄稍大的是厉以宁，他是金陵中学校友。大学毕业后留在系里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使厉以宁有机会接触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20余年资料室青灯黄卷式的生活，是他知识积累的重要阶段，他讲课的资料极其丰富，很受学生欢迎。这时，我开始注意到洪君彦与厉以宁的学术动向。可惜，洪君彦没有什么信息，只是后来在章含之的回忆文章，作为一个负面角色出现，而厉以宁的大量论文与著作却是劈天盖地地涌来。

李四南来调入国家科委研究中心，开始做科技政策研究，他与人合作翻译了F·卡普拉的《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卫飒英、李四南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 1939年2月1日— ）是奥地利裔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系统理论家、深生态学家与科学作家。他以《物理学之道》《转折点》《生命之网》等全球畅销书闻名，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文化传播者之一。

 《转折点》将系统论扩展至社会、经济、政治、健康与文化，直指现代文明危机的根源，提出系统转型方案：医学从“对抗疾病、治疗器官”转向整体身心观、身心交互、预防与生态健康——疾病是系统失衡，而非局部故障；批判GDP主义、增长崇拜与线性经济，倡导稳态经济、循环经济、生态价值、社会公平、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模式；反对集权、等级、碎片化治理，主张分布式、参与式、网络化、自组织的社会结构，呼应生态系统的弹性与多样性；重新肯定“联结、关怀、合作、直觉、生命保护”的女性化价值，矫正西方文明过度强调“竞争、控制、理性、征服”的失衡。在80年代启蒙时期影响了一代学人著名思想家金观涛为该中译本中译本写了序言。

李四南在国家科委发展中心做科技政策研究，吸收我参与有关研究（我的硕士研究课题是技术论方面的理论研究），主要有第五代计算机研究的可行性论证，我独立承担了《第五代计算机对劳动就业的影响》课题研究。我依据《资本论》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中有关论述，根据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际与地区在技术革命推动下的劳动力转移的数据，较为深入地讨论了第五代计算机发展的背景下，劳动的性质与劳动者群体发生的分化，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边界愈加模糊；劳动者的就业岗位数量、结构发生的变化，结构性失业成为常态。因此，在人力资本投资或接受相关培训的条件下，新的技术进步就不一定减少就业甚至可能会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劳动力的部门转移有了新特点，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等到第二产业有了一定发展后，劳动力又由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主要吸纳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来。据此，提出了关于劳动就业的宏观政策与微观措施。这项工作为后来的中国信息化的测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不久，我经李四南推荐，获得了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中心的面试机会。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中心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好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没有之一。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是整理我对实践哲学与技术论的研究心得；二是梳理了我在科技政策方面的学术兴趣；三是收集了面试考官的个人背景，这是李四南无意中提及的。

面试其实就是我与考官的无主题漫谈。只有一个考官，时任国家科委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胡平问了一些关于我个人的学历与工作经历以及研究兴趣，我回答了他不少尖锐、深刻与敏感的问题。

交谈结束后，胡平在送我出门时，我抓住最后的机会，当面大肆渲染《科学的春天》的文采与思想，绘声绘色地描述当年该文带给我们这一代青年学子的震撼，这不仅是真情实感，当然也是借机投其所好，拍一拍面试考官的马屁，以成功获得入职资格的目的。走下楼梯时，胡平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悄悄地说：“《科学的春天》是我起草的！”

不久，国家科委給学校发了录用通知，结果，当时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院校，根本不予理睬，学校以“我们只听教育部的”为由，严辞拒绝了。我的第一次特殊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家机关机会的机会，就这样被无情地剥夺了。虽然无比可惜，更感到愧对的是，我辜负了李四南的一番苦心与精心安排。

李四南将他参加的中国信息经济初步分析报告寄给我学习。该报告给出了我国信息经济的宏观度量，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份额和就业结构分析等。由于当时我也在做信息技术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宏观影响，立即着手研究美国PB报告---波拉特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成果，为信息经济学提供了一整套可以“ 操作”的理论和方法。考察一个国家信息化程度，必须首先和着重考察形成社会信息化的经济基础—信息经挤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写出了《信息经济学：信息时代的经济学》，该文曾投稿《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并拟定发表，但是未果才转投上海的《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第59-62页）；几年后又写出《社会经济信息化研究——江苏信息经济的测度》（《情报科学》1989年第6期，第37-49，52页）。前者是理论性学术论文，主要阐述社会信息化的宏观测度的理论与方法，详细说明显性信息业与隐性信息业的划分与测度以及四大产业结构的分析方法，为信息社会理论提供可靠的经济依据，为政府部门调整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制定 发展战略及有关政策的重要依据。后者是实证性论文，具体完成了对江苏信息经济的测度。   1988年，李四南参与邀请厉以宁在国家科委发展研究中心做的学术报告《技术创新理论的由来与发展》，将自己整理的演讲稿寄给我，十分震惊，怎么会有人可以将西方经济学浓缩在几千字的文稿中。在厉以宁的引导下，我开始研读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两部巨著，根据厉以宁及其老师陈振汉的研究，使我对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2.8—1950.1.8）有一个清醒而全面的认识。

我阅读了大量的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写成一篇文献综述性质的文章《国外技术创新的八种理论》。1990年初，《国外科技政策与管理》拟准备在同一期刊登我写的论文。按照刊物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同一期不允许刊登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但是由于我的两篇论文恰好是同一主题，研究质量也比较高，刊物主编写信建议我，一篇用真名，一篇用笔名。我写作论文没有用过笔名，我也想不出什么名字，只好用我唯一起的名字，那就是我刚出生不久的儿子的名字。由于另一篇独立的思想观点较多，所以，偏资料综述性质的论文（叶梦尘，国外技术创新的八种理论》[J]，国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0（2)：25-30）就用了我儿子的名字。该文较为准确地总结了技术创新的基本原理与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体现在市场结构论、经济增长论、线型序列论等段落，为后面的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

我学术上的起步是受到李四南的推动，使我在信息经济学与创新经济学，一度在国内成为较早的探索者，也奠定了我今天学术成就的始基。

1989年，他已是国家科委的处长，原本要赴美公干出差，相关出国手续已经办好，在7月份离开中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MBA，后来做人寿保险。他在美国的艰辛，他从来不说。

2000年前后他回国创业，推广“无线接入”， 拉“云烟”入股，参股“江奎”，收购“金思维”，在这些投资中，他邀我参与过一些活动。我还在他的引导下，撰写过建立深圳“医药谷”园区的构想。以后，布局“空间房地产”，又因国家通讯政策改变，成为泡沫。再以后就杳无音讯了。

在他母校纪念77级上大学30周年，他曾是那所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他的同学找到他。其实，有好几年他一直在南京，似乎隐姓埋名。他的学识与能力均在我之上很多，人脉关系那更是望尘莫及。我不知，他后来发生了什么变故，遇到了什么困境？

真正的朋友，是喧嚣世界里的静谧港湾。无需刻意讨好，不必伪装模样，彼此坦然做最真实的自己当你深陷低谷，他默默递来肩膀；当你光芒万丈，他由衷为你鼓掌。友谊不是酒肉相伴的热闹，而是灵魂契合的共鸣，经得起岁月消磨。哪怕久未联系，再见时依然温暖如初，这份纯粹与真诚，便是友谊最珍贵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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