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1939年，荷兰土木工程师蒲德利作为国际联盟技术合作体系中的工程顾问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其来华初期从事道路工程咨询，1933年后逐渐转向水利，参与黄河、长江、淮河、永定河等河流治理及工程调查，推动水文测量、测绘、工程资料积累、青年工程师培训及水工科研机构建设。1935年中央水工试验所建立后，蒲德利与荷兰工程师Alma、Heuvel等共同参与早期中荷水利科技合作；1936年邀请荷兰测绘专家Schermerhorn来华，推动航空摄影测绘技术应用。1937年获国民政府三等大禹勋章。抗战爆发后继续留华，1939年受中国政府委托参与金沙江查勘试航，与中国水利专家张烔、水运专家胡运洲共同开展西南战时水道调查，后在老君滩试航事故中遇难。蒲德利的历史贡献不在于主持建成某项大型水利工程，而在于参与了中国水利由传统河工经验向现代工程科学、资料测量、科学试验、科研机构和专业人才体系转变的过程。研究认为，蒲德利应被定位为1930年代中国水利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国际技术合作参与者、早期中荷水利科技合作的重要纽带以及抗战时期西南水道查勘试航的国际友人。

关键词：蒲德利；中国近代水利；国际联盟；中荷水利合作；水利现代化

1 引言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我国经历了一个由传统河工向现代水利科学和工程体系逐步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既有自身社会和工程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也与近代国际科技交流密切相关。20世纪20—30年代，我国已出现一批接受现代工程教育的水利工程师，并开始尝试建立现代水利行政、工程教育和科研机构。与此同时，国际联盟及美国、德国、荷兰等国专家以不同方式参与我国水利建设。在这一国际合作过程中，荷兰工程师蒲德利具有特殊地位。

蒲德利（François Joseph Martial Bourdrez，1901—1939）1901年7月出生于荷兰海牙，受过系统的土木工程教育，曾在荷属东印度和欧洲从事工程工作。1931年进入国际联盟后来华，最初参与道路建设，随后逐渐转向水利。他在中国期间曾参与黄河、长江、淮河和永定河等河流的工程工作，并推动水文、测绘、工程资料积累以及青年工程师培训。1939年，蒲德利在抗战背景下参加金沙江查勘试航并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遇难。

既有研究对蒲德利的关注多散见于中荷关系史、水利机构史和金沙江开发史的论述中，缺乏以其在华活动为中心的系统考察。部分文献存在来华时间表述不一、历史定位过高或过低等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现代水利早期现代化的角度，对蒲德利1931—1939年的活动进行重新考察，重点讨论以下几个方面：蒲德利来华的制度背景与职业路径、其在华水利工作的具体内容与方法、他与中国现代水利科研体系形成的关系、中荷水利科技合作在中国水利现代化中的作用以及其经历对当代国际水利科技合作的启示。

2 来华背景与工程经历

蒲德利出生于荷兰海牙，后进入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代尔夫特大学的工程教育具有鲜明的现代工程科学传统，强调数学、力学、测量与工程实践的结合。这一教育背景对其后来的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中国从事水利工作时，并未将水利简单理解为筑堤、挖河或建设单一工程，而是重视工程调查、测量、地图、水文资料、工程试验与工程规划的系统性结合。这种工程方法与现代土木工程教育的知识背景存在明显联系。

大学毕业后，蒲德利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这一经历使他接触到热带地区复杂的工程环境。与欧洲相比，荷属东印度具有不同的降雨、河流、地形和土壤条件，要求工程师在实际工程中处理复杂的自然条件。中国同样具有幅员辽阔、河流众多、洪涝频繁和自然条件差异显著的特点，因此蒲德利在华工作时较少简单照搬欧洲经验，而是强调必须深入现场认识实际河流条件。1928—1931年，蒲德利为荷兰飞利浦公司工作，参与欧洲不同国家的工厂建设，进一步形成了综合工程能力。其职业经历表现为土木工程教育—海外工程实践—综合工程建设—国际工程顾问—水利工程的路径，这使他能够同时处理道路、桥梁、测绘、河流和水利工程等多类问题。

1931年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蒲德利进入国际联盟工作。当时中国正积极寻求国际技术援助，在1931年初即向国际联盟提出道路和水利工程技术援助要求，国际联盟随后决定派遣工程师赴华。蒲德利于1931年11月进入国际联盟服务，并于当年年底前后开始来华工作。因此，蒲德利来华不能简单表述为1933年中国聘请荷兰水利专家蒲德利来华，而应置于国际联盟技术合作体系的整体框架中理解。

3 在华工程实践

3.1从道路到水利转型

蒲德利来华初期（1931—1933年）主要参与道路工程，他与波兰工程师Mieczysław Okęcki共同为中国政府道路建设提供咨询，参与东部主要城市之间现代公路网络建设。这一时期的工作为其后来转向水利提供了重要经验。道路工程本身离不开地形测量、河流调查、桥梁、排水、涵洞、洪水与地基等问题，因此从道路进入水利具有明显的专业连续性。

1931年中国中部洪灾以后，水利问题受到政府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蒲德利的工作重点也逐渐转向水利。荷兰方面资料明确指出，从1933年起，他越来越多地参与水利工程，并开始广泛考察中国河流，这成为其中国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蒲德利在中国水利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现场调查，他走遍中国许多地方，亲自观察河流，并直接向中国水利主管部门提出工程实施及知识积累方面的建议，他曾参与黄河、长江、淮河和永定河等河流治理工作。

传统河工并非没有调查，但现代水利要求将现场经验转化为可以测量、记录、比较和验证的数据。蒲德利所参与的现代水利实践，逐渐形成了现场调查—资料测量—工程分析—工程设计的技术逻辑。他参与的河流并不局限于一个地区，黄河需要面对泥沙与河道问题，淮河突出洪涝与排水问题，长江涉及洪水、航运和河道治理，永定河则具有北方河流特征。不同河流的问题不能用一种工程方法简单解决，这使其工作逐渐体现出综合河流治理意识，即现代水利工程必须从具体工程进入流域认识，这是中国传统河工向现代流域工程逐步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3.2水利基础资料体系建设

蒲德利特别重视中国水利基础资料建设，他推动水文部门和大地测量部门的建设，并认为中国许多地区缺乏可靠地图是水利和工程建设的重要障碍。现代水利工程设计需要流域面积、河道断面、水位、流量、洪水资料、地形、地质及河床变化等基础数据。如果这些资料不足，即使工程理论先进，也很难形成可靠方案。因此，他在中国水利工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推动人们认识到现代水利首先必须建立现代水利资料体系。

1936年，蒲德利邀请荷兰测绘专家威廉·舍默尔霍恩（Willem Schermerhorn，1894—1977）来华。舍默尔霍恩是国际知名的摄影测量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于1945—1946年担任荷兰首相，但在中国时期主要参与航空摄影和地图测绘工作。蒲德利邀请舍默尔霍恩来华，是为了帮助将航空摄影资料转化为地图。这一技术对于当时中国具有明显的先进性，使航空摄影、地图测绘、工程规划形成技术链条。中央水工试验所后来建设了中国水利史上唯一的水利航空测量队，与此项技术引进具有历史关联。

3.3中荷水利科技合作

1934年9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央水工试验所，1935年1月，中央水工试验所正式成立，开始我国水工、土工、水文等专业系统科学研究，成为我国水利科研的发源地。在这一过程中，蒲德利推动了有关方面建立专门水利科研机构，并与Maurits Alma、Nicolaas van den Heuvel等荷兰工程师合作参与中央水工试验所建设，包括大型水工试验厅和水工实验室建设。蒲德利主要发挥国际联络、工程咨询和组织推动作用，其他荷兰工程师在水工试验设施建设和技术工作方面发挥作用，中国工程师则承担越来越重要的本土化工作。

蒲德利还推动建立了面向已毕业中国青年工程师的继续教育课程，他推动中国青年工程师继续学习，意味着国际技术合作开始从专家输入转向能力建设。1937年，蒲德利与Heuvel获得国民政府颁授的三等大禹勋章（大禹像三等金色水利奖章），这一荣誉说明中国政府对其工作给予正式认可，也表明国际工程师已被纳入中国现代国家水利建设体系并获得制度性认可。

3.4金沙江查勘试航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遭受战争威胁，他于9月离开南京到中国南方继续工作。1939年，中国政府组织金沙江查勘试航，查勘试航队由国际联盟驻华工程顾问蒲德利、中国经济部水利司技士张烔、西南运输总处运输委员会委员胡运洲及5名水手组成，其目的是寻找抗战时期西南交通和物资运输的新通道。后因遇险翻船牺牲，时年38岁。蒲德利遇难后，中国政府授予蒲德利、张烔、胡运洲烈士称号，并兴建纪念祠堂；社会募集资金筹设蒲张胡图书馆和奖学金。金沙江查勘体现了中荷工程师的合作模式。

4 蒲德利水利思想与历史定位

综合其1931—1939年的工作，可归纳出五个主要特点：⑴重视现场调查，以河流调查为水利工作的重要基础；⑵重视基础资料，特别关注水文、测绘、地图与河流资料；⑶重视科学试验，参与中央水工试验所建设，使工程设计逐渐建立在模型试验等现代方法基础上；⑷重视综合工程规划，从道路、河流、航运和水利之间的关系理解工程问题，而非将工程割裂开来；⑸重视人才与制度，推动青年工程师继续教育和科研机构建设。即以调查认识河流，以资料掌握河流，以试验验证工程，以规划服务流域，以机构延续知识，以人才实现技术本土化。

从工程、资料、科研、人才与国际合作等方面来说，蒲德利的历史贡献可分为五个层次：一是工程咨询贡献，参与道路、水利及河流工程建设咨询；二是河流调查贡献，参与黄河、长江、淮河、永定河等河流治理和调查；三是水利基础资料建设贡献，推动水文和测绘等基础工作；四是水利科研制度建设贡献，参与中央水工试验所建设；五是人才培养与国际合作贡献，推动中国青年工程师继续教育，并形成中荷水利科技合作网络。

蒲德利是中国现代水利早期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国际技术合作参与者和中荷水利科技交流的重要桥梁。从工程史层面看，他是1930年代中国现代道路和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重要国际工程顾问；从科技史层面看，他参与了水文、测绘、水工试验和工程人才培养等现代水利知识体系的形成；从中荷关系史层面看，他是1930年代中荷水利科技合作的重要代表人物；从抗战史层面看，他在抗战时期继续参与中国工程建设，并最终在金沙江查勘试航中殉职。

5 对现代水利发展的启示

蒲德利的经历对当代水利发展具有多方面启示。

第一，越是数字化，越不能忽视基础资料。今天已进入数字孪生流域、智慧水利时代，但其基础仍然是可靠的水文、地形、地质、遥感和工程资料。1930年代蒲德利所强调的测量和资料，在今天并没有失去意义。

第二，现代水利必须坚持流域系统观。水利工程不能只考虑一座坝、一条堤或一个水库，必须综合考虑洪水、水资源、河流、生态、航运与土地利用。这与蒲德利从河流现场出发的工程方法具有一致性。

第三，科学试验仍然是工程安全的重要基础。中央水工试验所的历史说明，大型工程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和工程试验基础上。今天虽然模型技术已从物理模型扩展到数值模型和数字模拟，但理论—模型—原型—反馈仍然是现代工程科学的重要路径。

第四，国际合作的最高目标是能力建设。蒲德利留下的重要经验是，技术合作不能停留于外国专家替我们做工程，更高层次应该是联合研究、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建设、技术本土化与自主创新。这对今天中国水利国际合作仍具有现实意义。

第五，水利人才必须兼具科学和工程实践。蒲德利的经历表明，真正优秀的水利工程师不能只是设计人员，也不能只是理论研究人员，必须能够读懂自然、掌握数据、理解工程、组织调查、解决现场问题。这正是现代复合型水利人才需要具备的能力。

6 结论

1931年蒲德利来到中国时，中国现代水利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工程教育、工程人才和技术体系，但现代水文、测绘、工程试验、科研机构和国际技术合作仍处于发展阶段。蒲德利进入中国的历史意义，正在于他参与了这一转型过程。蒲德利最大的贡献并不是留下某一座以其名字命名的大型水利工程，而是参与推动了一种新的水利工作方式。先调查再测量，先掌握资料再设计工程，通过试验验证工程，通过科研机构积累知识，通过人才培养实现技术延续。他所参与的中央水工试验所建设最终形成了持续发展的中国水利科研传统。

1939年金沙江查勘试航使蒲德利的生命与中国抗战时期的水利、航运和交通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他与中国工程师张烔、胡运洲共同进入金沙江险滩，在实际试航过程中牺牲。此后金沙江调查工作仍在继续，并逐渐形成了更系统的水道和资源调查资料。

蒲德利不是中国现代水利唯一的建设者，中国水利现代化具有明确而深厚的本土动力，中国工程师和科研人员发挥了主体作用。但蒲德利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连接点，他把荷兰及国际联盟的工程技术、测绘、水文和科研经验带入中国，并参与了中国工程师、科研机构和国际技术力量之间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蒲德利的真正遗产不是某一项工程，而是一种现代水利知识生产和技术合作的方式。这套逻辑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价值。对蒲德利最有意义的纪念，不应仅仅停留在个人传记或英雄叙事层面，而应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水利科技史、中荷科技交流史以及抗战工程史进行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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