惪之行五，和谓之惪，四行和谓之善。善，人【4】道也。惪，天道也。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5】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惪。

【分析】“不知乎？人谓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躯。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我己。”（《庄子·庚桑楚》）南荣趎所提到的“仁”、“义”、“智”问题可视作“中心之忧”的表现，因所考虑的方面较多，完全不知道如何去着手做，怎样做都有隐患，这就陷入选择困难，需要智慧去化解这种困境。老子能够解决是因为他同样经历过，这种推测符合常理。南荣趎由于年龄较大，生理机能退化，调整的难度高于其他人，因此庚桑楚建议他去找老子。文中的反向行为例如庚桑楚遣散有才智的奴仆和崇尚仁义的侍婢，但同时南荣趎向其求道又深受“仁”、“义”、“智”的困扰，就说通了。庚桑楚要保证自己不再陷入思虑，方有遣散仆役的行为，以“天”之道践履“悳”，就截然不同于儒家的“人道”之“善”了。他针对“尧舜”之辩主在“善”与“利”，足见“善”亦不被其重视，因老子有“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被庚桑楚摒弃的舜，在《中庸》里“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仅称赞了舜的“大知”、“好问”、“好察”、和“用其中于民”，亦属于简书《五行》的阐述范围。《中庸》中孔子同时指出“中庸之不可能也”的矛盾性，与南荣趎的认知困惑符合。《尊惪义》一篇中“有是施，小有利，转而大有害者，有之。有是施，小有害，转而大有利者，有之。行此度也，然后可逾也。”因首句名为“尊惪义”，可视作此类困惑在“道”之后“惪义”的发展过程中，与分析南荣趎处于得道之后的困境相符。

【译文】惪之行分为五类，这五类完成和谐统一被称为悳，前四行完成和谐统一被称为“善”。善，尚与人道并列。惪，则与天道并列。君子假如没有从自我与外在之中的内心忧患就不会有从此中心而来的智慧，没有此忧患而来的中心之智就不会有自我与外在和谐处理的中心之悦，无此中心之悦就会焦躁不安，如果没有焦虑不安就不会致力于和乐，不和乐就不会达到惪。

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6】之，谓之君子。士有志于君子道，谓之志士。善弗为无近，惪弗【7】志不成，智弗思不得。思不精不察，思不长不形。不形不安，不安不乐，不乐【8】无惪。

【分析】善-为，惪-志，智-思三种关系中，后者皆为前者的过程性内容。“形”作为居中的过程，在从精思而察、长思而形之后，才有“安”、“乐”、“惪”的过程。人工智能，“形”的结果仅是输出，不会有“安”与“乐”的体验。人脑在重大压力下思考以致出现焦虑或抑郁时，除了以结果作为“输出”之形，神经递质如血清素、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等，可能会出现分泌异常或失衡，这种失常可同时产生引发头部钝痛或压迫感,尤其在前额叶对应区域的额叶和太阳穴，这就是头痛之外“形”。由于出现头痛之外“形”和心焦之内“形”，因此需要“中心”之“安”和“乐”。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倏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出自《易传·系辞上》）其中有“恒，德之固也”与“恒，杂而不厌”，是儒家明确指出确有不同类型固化过程的文本。“复，德之本也”和“复，小而辨于物”则指征对万物细微的辨察对于“惪”的发展至关重要。

【译文】五行若皆固化于内并且时刻践行的人，称之为君子。士子立君子道的志向，称之为志士。不去为就不会接近“善”的人道，如果没有君子的长期志向就不会实现“惪”，如果没有思考就不会得到智慧。思考如果不精深就不能善察，思维如果不深刻长远就不会有所得，思考如果不是从混沌中以细微显明就不会表现于心，为了探求的目的没有得到其形之本原就不会从虑转安，心不彻底转安就需要尝试真正和乐的方式，不真正和乐就没有达到惪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