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仁形于内^①谓之惪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惪之【1】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惪之行，不形于内谓之【2】行。智形于内谓之惪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惪【3】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注释】①形于内：“形”，《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中有“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恍惚之数，生于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句中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与后文我所分析的内嗅皮层神经活动特点已经极其接近。医术所要求的精确性高于哲学体系，可作为“道”相关内容的合理参照。

“故形脏四，神脏五，合为九脏，以应之也。”（《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有赵本注释“形脏四者，一头角，二耳目，三口齿，四胸中也。形分于外，故以名焉。神脏五者，一肝、二心、三脾、四肺、五肾也。神藏于内，故以名焉”，这种基本区分将大脑思考、视觉、听觉、语言、味觉嗅觉、胸部感觉等设为外部，因此现代焦虑症状所涉的胸部感觉仍不属于“形于内”的内容，而心部相关内容心悸和心率增加应属于“形于内”的部分内容，否则此段均应为“形于心”。因《五行》中下一部分单独讲“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可以推断“心”的脉象表现仅仅是“形于内”的部分内容。

“形于内”，综合仁、义、礼、智等多方面认知内容与行动的关系，可能指神经意义上的行为固化或者强迫心理，而“惪”之行则“和”之。人的行为一般没有被规定了的目标，因此“形于内”是具有过程性的实践内容。“仁形于内”、“义形于内”、“礼形于内”、“智形于内”、“圣形于内”皆归于“惪”的神经活动管理过程，可经不同形式的理性内容固化和强化，最后通过“无为”而“和”之。“仁形于内”指对外界社会交往以仁爱外界的感性形式看待的感知固化；“义形于内”指以义外的形式处理社会关系的行为固化；“礼形于内”指使用礼仪的形式完成节度生活行为的固化（注：《论语·为正》中颜渊有“不违如愚”的表现特点，而孔子转而告诉他人“回也不愚”的真正原因“亦足以发”，这一行为在专论“为正”的章节中有其特殊之处）。“智形于内”指以明确的方法论和出世智慧完成针对外界矛盾的思维固化；“圣形于内”指可察知“天道”为一的状态并完成与其他四行相“和”的心理与行动的缓和过程。

《庄子》中记载南榮趎被老子治疗的过程：（1）第一阶段，“‘目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盲者不能自见；耳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聋者不能自闻；心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与形亦辟矣，而物或间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谓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趎勉闻道达耳矣！”，可看作南榮趎已“闻道达耳”的过程；（2）第二阶段，南荣趎曰：“不知乎？人谓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躯。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愿因楚而问之”，可视作“形于内”的思虑阶段，其“愚”的说法与颜渊的“愚”过程类似，接受的老子治疗方法是“召其所好，去其所恶”，可以认为是想干的就去干，讨厌的就不干，有放纵之意；（3）第三阶段，南荣趎曰：“里人有病，里人问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犹未病也。若趎之闻大道，譬犹饮药以加病也。趎愿闻卫生（注：庄子听乡野传说较多，比较可能是“未生”的谐音谬误）之经而已矣”，可视作遵从自己的放纵喜好尚未实现解除病患，接受的老子治疗方法是“儿子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即像孩童一样全然没有目的地生活（注：效法孩童的“槁木”与“死灰”可能与居丧式的“槁木三年”的具体作用并不类似，需要进一步区分辨别）。道家老莱子有仿照婴儿“戏彩娱亲”的行为，“老莱子孝养二亲,行年七十,婴儿自娱,着五色彩衣,尝取浆上堂,跌仆,卧地为小儿啼,或美鸟鸟于亲侧”（出自《列女传》），可用以考虑道家论述中“婴儿”的具体涵义。

子思学派儒家对道家的改造即是“惪”的充分发展。子思学派将“惪”的“无为”过程继续发展至“和”，将“仁”、“义”、“礼”、“智”在“道”完成之后继续扩展，将“惪”的实现过程继续与个人认知行为相关联，其中最特殊的改造是以“慎独”明确君子之道到“善”的中间过程。

【译文】五行：仁者之心被心理与行为活动强化就称为“惪之行”，没有被明确强化处于散在状态只能被称作普通的“行”。好义之行被事物发展“宜”的训练强化就称作“惪之行”，意气行事去作为的只能被称作普通的“行”。好礼之行被礼仪和敬天所节度固化就称为“惪之行”，普通的礼仪行为只能被称为普通的“行”。善察、节度等智慧的思维形式被明确感知以及展现出来被称为“惪之行”，无法形成明晰条理的思维形式被称为普通之“行”。察知圣的天道现象并将其比类完成道悳践履的合一称之为“惪之行”，无法完成道惪合一被称为普通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