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抗衰老基因疗法的人体试验计划于2026年开始，这是由波士顿的生命科学公司（Life Biosciences）计划的人体试验，该基因疗法可能逆转细胞衰老并恢复组织功能。目前，Life Biosciences正在测试是否可以通过基因重编程人类细胞来减缓甚至逆转衰老的影响。Life Biosciences是由哈佛医学院教授大卫·辛克莱（David Sinclair，就是率先开发NMN抗衰老药物那位）于2017年创立，该公司即将成为首家进行人体临床试验的公司，其疗法通过不改变细胞核心功能的方式重焕细胞活力来针对衰老。该公司正在开发一种细胞重编程治疗，如果成功，可能治疗多种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包括阿尔茨海默病、2型糖尿病和帕金森病。

      简言之，由于年轻细胞 → [表观遗传标签乱了] → 老年细胞（功能差） 

               ↓          注入 OSK 载体（简化版山中因子：Oct4、Sox2、Klf4）               

               ↓          [短暂激活] → 擦除错误标签 → [立刻关闭]   

              ↓           细胞“重启” → 恢复年轻功能（不变成干细胞！)

           总之：这并不是“长生不老药”，而是“细胞系统重启术”，能让75岁的老眼像50岁的眼一样工作；让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细胞重新分泌胰岛素；让阿尔茨海默患者的大脑少长点“老年斑”。Life Biosciences的技术设想是用OSK三把钥匙短暂打开细胞的青春开关，擦掉老化标签，然后锁上——安全返老还童！

            这一长寿科学的发展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从人口过剩的社会问题到“过度美化”抗衰老作用的种种批评一直不断。目前，长寿产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期。根据Market Research Future的数据，2023年全球市场价值192.9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增长至630亿美元。由杰夫·贝佐斯（亚马逊老板）支持的Altos Labs正在追求与Life Biosciences类似的细胞重编程来对抗衰老；总部位于香港的Insilico Medicine正在开发人工智能技术以加速针对年龄相关疾病的药物发现；由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资助的Retro Biosciences旨在将人类寿命延长10年，并计划在2025年底前启动其阿尔茨海默病药丸的人体试验。

            随着人类衰老，DNA会积累表观遗传标记，这些化学标签（主要是甲基化）会改变基因表达并导致疾病。然而，在受精后大约一周的胚胎发育初期，表观遗传标记会重置。2020年，Life Biosciences主席Sinclair发现了一种表观遗传重编程方法，能部分复制人体自然的年轻化过程，将受损组织恢复到“更年轻”、功能状态，而不将其转化为多能干细胞（类似胚胎的干细胞）。本质上，该疗法重编程细胞的表观遗传标记，在细胞层面恢复青春。Sinclair的方法成功恢复了老年失明小鼠的视力。3年后，该基因疗法恢复了先前失明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视力。该公司计划于2026年初启动首次人体试验，重点针对青光眼和NAION（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这两种病变是失明的主要原因。Life Biosciences公司的技术计划要扩展到更多年龄相关疾病，或许最终同时重焕整个人体。如果成功，对人类死亡率的影响将极其巨大。2型糖尿病、心脏病和阿尔茨海默病位列美国死亡原因前列。在发达国家，超过90%的死亡实际上是年龄相关疾病。Life Biosciences声称其疗法的目标不是要达到永生，而是显著降低死亡率。

          对于延长寿命所引发的社会成本，批评者警告，此类疗法可能带来新风险，包括人口过剩、医疗资源转移和加剧年龄相关多方面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抗衰老基因疗法的益处大于风险。抗衰老疗法可以延长人们最积极参与社区、家庭和工作的时间，增加老年人群的社会经济贡献。尽管如此，对抗衰老医学社会连锁反应的担忧依然存在。《哈佛医学生评论》的一篇论文认为，将衰老归类为疾病可能强化年龄歧视刻板印象并边缘化老年人，因为它将值得尊重的自然过程医疗化。这种担忧延伸到美容滥用。一些人担心，长寿突破可能被重新用于促进美学增强而非健康，类似于最近Ozempic（一种糖尿病药物）日益被用于短期减肥的趋势。

          Life Biosciences的这种治疗不是为了让人看起来美丽或创造一个仅由漂亮人组成的社会，它是帮助那些曾经活跃的75或80岁老人，让他们重新做年轻时能做的所有事情。另一个担忧是获取机会。衰老干预疗法的获取很可能不平等，可能将那些难以获得资源的边缘化群体抛在后面。因为任何医疗环境中的不平等总是令人担忧和存在的。长寿疗法的基本预防措施可能更容易在广泛范围内实施。与其试图将昂贵药物送到较贫穷的国家，不如在疾病发展到需要这些昂贵药物之前进行健康管理和干预，实际上更容易、更民主、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