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农田利害条约》《农田水利约束》名称得失谈

——不宜用“《农田水利约束》又称《农田利害条约》”

——宜使用“《农田利害条约》又称《农田水利约束》”

——宜“重《农田利害条约》、轻《农田水利约束》”

陈昌春

       有多篇文章介绍：“（北宋）《农田水利约束》又称《农田利害条约》”。我对这两个名称都比较陌生。不过，产生了疑问，《农田水利约束》与《农田利害条约》哪个更原始、更正式，难道会同时使用两个不同的名称作为法令向外分布？

      《王安石的〈农田利害条约〉与黄河下游农业发展研究》（2010），提供的文献出处与《宋代的〈农田水利约束〉》相同，都是《宋会要辑稿》。

       《黄河河政志》收录了北宋《农田利害条约》，但标题使用了《农田水利约束》，正文中仍是《农田利害条约》。

 　　张芳先生的《中国农田水利史》介绍了《农田利害条约》的出台背景与效果。不过 ，张芳先生未对《农田利害条约》又称《农田水利约束》作出更多的解释。

       下面列举一些书籍中“《农田水利约束》又称《农田利害条约》”的例子：《河南水利300问》（2014）一书称：“《农田水利约束》又称《农田利害条约》，是由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王安石作为其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主持制订的”。 《中国地学大事典》（1992）称：“熙宁二年(1069)11月，北宋朝廷颁布了《农田水利约束》，又名《农田利害条约》”。《陕西省志 第13卷 水利志》（1999）称“宋之《农田水利约束》(又称《农田利害条约》)”。《水资源管理法律问题研究》（2015）称：“《农田水利约束》（又称《农田利害条约》）”。《宋史》（陈振,2003）称：“十一月即颁布农田水利法(称《农田水利约束》或《农田利害条约》”。《水文化大众读本》（2015）称：“王安石变法前期，颁行《农田水利约束》（又称《农田利害条约》）”。《中华文化与水 上》（2005）称：“宋朝的《农田水利约束》(一名《农田利害条约》”。《黄河水利史研究》称：“农田水利约束”(又叫农田利害条约)”。

       《北宋〈农田利害条约〉》（整理点校）一文讲明了与《农田利害条约》的前后关系。

       那么，《农田利害条约》又称《农田水利约束》，是很随意的替换，还是“其必有深意存焉”？我认为是后者。这涉及对王安石变法的整体看法及民众的适应程度。不知此前有无文献做过更名原因分析。蒋超先生的《王安石与〈农田水利约束〉》指出：“司马光上台以后，几乎废弃了王安石变法的全部内容，但‘唯留水利一科，谓百害中获一利‘。”

      在我看来， 王安石主导制定《农田利害条约》，应是强调有利有害的。《农田水利约束》属于对王安石变法的修正与变通。就名称而言，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在保留“水利”一科的同时，已经进行了“换汤不换药”的温和改造，将言词比较犀利的“利害”改为不痛不痒的“约束”了。   

       水有利害，水利也有利害。以邻为壑可能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水利灾害”故事了。谈到水利的“利害”，潘家铮先生曾强调应研究水利工程“兴弊除利”的副作用，提倡出现一门新学问——《水害学》。《水利灾害学》，放在当前，也是一门尚未出生的新学问。不过，说是新学问，司马迁应当早就想到了，“甚哉，水之为利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