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金栋学弟的缘分，来自洪钧老师的《内经时代》。他是《正说内经——<内经时代>补注》的作者，我为《赵洪钧医书十一种•内经时代》写过序言。是洪钧老师的扛鼎之作，把我们连在了一起。最近，金栋学弟《医经钩考》定稿，他写好了“自序”，希望我也为他写个序，显然是他的抬举以及我的荣幸。

《内经时代》之所以获得学界推崇，因为它是“中医发生学”的奠基之作，试图回答“中医理论来自何处”的命题。人们知道，“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作为哲学的终极之问，是由轴心时代的哲学家柏拉图（Plato，Πλάτeων，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最早提出的。我觉得，这也完全可以成为“中医三问”。

作为一种学科，或知识体系的中医学，定义（或定位）“我是谁”举足轻重。例如人类，这个名词可以从生物与文化两个层面来定义，也可以是双重定义的结合。生物学上，人被分类为真核总界-动物界-后生动物亚界-后口动物总门-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羊膜总纲-哺乳纲-真兽亚纲-灵长目-类人猿亚目-狭鼻猴次目-类人猿超科-人科-人亚科-人族-人属-智人种，也称高等动物，拥有高度发达的大脑。文化人类学上，人被定义为能够使用语言、具有复杂的社会组织与科技发展的动物。

同理，要定义“中医学”，就不能就中医论中医，就中国文化论中医，而要将其置于全球文化、科技、历史的大背景之中。否则，你可能因为没有找到参照系而自说自话，无法获得学界认同。其实，该定义涉及学科发展和评估的大政方针，我们许多不切实际的规划和措施，就是因为没有认清它的内涵与外延。但由于与本书关系不大，这里点到为止。

作为下游的“到哪去”，曾经是我们这一代中医人的“焦虑”所在。1987年9月，湖北中医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研究生会合作，出版了《前途•命运•思考——第三代中医论丛（一）》（湖北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是那个时代的芸芸学子的困惑。因为，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药化学和药理学作为中医科学化的最早尝试，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

2006年底，我到北京开会碰到鄢良学弟（国内培养的第一位医学史博士，也是当年中医研究院的研究生会主席），谈到《前途命运思考——第三代中医论丛》出版即将20年，他提议搞个学术纪念会，大家再聚一聚弄个20年后的“再思考”。我也联络了洪钧老师、裕民学兄等，后来因为大家忙，且缺乏行政支持，就拖延过去了。

最近，我在从事“医学思想史三部曲”（《医学思想通史：从轴心时代到科学时代》《学科思想史：人类征战瘟疫的足迹》《疾病思想史：30种重大疾病认识与干预的重大转折》）的构思和写作，就是为了回答“中医三问”。中医“到哪去”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大家针锋相对，各说各话。这里也不展开，先说说“从哪来”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从人类的诞生→语言的诞生→文字的诞生→文化的诞生→医学的诞生，来追索中医“从哪来”：从医学实践看，本能医学起源于人类诞生以前，随后是经验医学、循证医学（或精准医学）；从医学理论看，神灵医学、哲学医学发轫于人类文化诞生之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文化信仰的产物，因此它五花八门，直到分门别类的基础医学（实证医学）诞生之后，才逐渐形成一体化的理论体系。

过去，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想把哲学医学与神灵医学分开，这是划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之后的一种思维惯性，认为二者是势不两立的产物。其实，在科学诞生之前，哲学医学与神灵医学都是轴心时代的产物，它们相互补充，浑然一体，不是文献中的只言片语（如扁鹊的六不治“信巫不信医”等）就可以泾渭分明。我更倾向于将它们称之为文化医学，因为在轴心时代，不同地域产生了不同的医学，其理论体系与其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于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古代医学。但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一是限于逻辑思维的不足，二是限于观测手段的不足，无法奠基科学的实证精神。

1980年代，自从洪钧老师的《内经时代》诞生以后，与“考证”攸关的“中医发生学”逐渐成长了起来，金栋学弟的这部《医经钩考》可谓应运而生。它不仅为中医理论“从哪来”提供“砖瓦”基础，也为回答中医理论“是什么”“到哪去”贡献实证研究。所谓“医经”，指以《内经》《难经》为主的医学理论著作。而“钩考”一词来自《周礼·天官·司会》“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的郑玄注：“逆受外钩考之。”清·孙诒让《周礼正义》说：“《鬼谷子·权篇》陶弘景注云：‘求其深微曰钩。’《国语·晋语》韦注云：“考，校也。钩考亦谓钩求考校之，察其是非也。”可见，《医经钩考》即是对中医学的基本术语、学说寻根问祖，梳理源流，察其是非：三皇五帝、天文历法与中医理论起源的关系；从医经七家到《黄帝内经》；阴阳五行学说的渊源、与易经的关系以及在中医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如何理解“道”“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与“易图”，及其与中医理论的关系；医与易、巫、道的相互关系；五脏六腑的生理、病理学说的建构与来源剖析；十二经脉、二十八脉的来源与脉诊、脉学的构建与价值；《素问》《灵枢》若干术语索源；五运六气的形成、源流与价值；扁鹊学派与《难经》及其他；本草与经方的若干理论问题；围绕中医理论起源的相关问题。

当然，关于中医发生学的专著不仅如此，初步可考的还有：何裕民的《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文汇出版社1994年出版），图娅的《言天验人：中医学概念史要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如辉的《发生藏象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年出版），严健民的《经脉学说起源·演绎三千五百年探讨》（中医古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赵京生的《针灸关键概念术语考论》（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年出版），谭春雨的《中医发生学探微》（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出版），邢玉瑞的《中医学概念问题研究》（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年出版）。近年来的博士、硕士论文也比比皆是，如马强的《先秦两汉经脉腧穴演变研究》，林磊的《浅论经脉概念的起源及经脉理论的演变》，邱伟杰的《<黄帝内经>针灸理论的数术研究》，顾翔的《中医天人相应理论的发生学及当代文献计量学研究》，齐元玲的《心藏象理论发生学研究》，孟庆岩的《<内经>运气学说的发生学研究》，刘晓明的《基于发生学的<黄帝内经>治法理论研究》，王宏利的《<黄帝内经>脾藏象术语文化要素研究》，张天奉的《中医证候的科学求真与文化探源》，鞠宝兆的《<内经>藏象理论体系的发生学研究》等。我相信，通过一系列中医理论“从哪来”的考证，“是什么”和“到哪去”也呼之欲出。

也许，该有一个“智慧”的回答：今天的中医是轴心文化的产物，来自远古的洪荒，奔向未来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即“弄清楚、说明白”的科学洗礼）。

聂广（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研究中心）于深圳慢城

2024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