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学理论体系的思考

贾晓峰

2022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依托科技部，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面成功设置了“科技政策学”二级学科。这是国内第一个正式设置的“科技政策”学科（既往多数都是较为泛化的研究方向，且名称多样）。这对于“创新驱动发展”大战略下的我国的创新发展的管理和政策研究是一个很重要、很好的事情。

科技政策的学科化发展，将会在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研究内容和学科定位上为“科技政策研究”提供更为稳定的方向感、内容聚焦性更强，也可以支撑未来更为好的积累和沉淀。

笔者较早的开展了科技政策学基础理论体系的研究（2018年，承担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创新面上基金“科技治理视角的科技政策学理论框架探索”），并且“沉浸式”参与了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和方案设计。非常希望“科技政策”学科的壮大发展。有几点思考想在此分享，期待交流：

第一，科技政策学应属于政策科学、而非信息科学范畴。

科技政策学，并不是“信息科学、情报科学”，也不属于“经济学”范畴，而应该属于“政策科学”、宏观属于“公共政策学”学科范畴。科技政策学虽然学科暂时设置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科学下”，但其本身并不是“以信息、数据为研究对象”，以“模型算法为方法的”的“信息科学、情报科学”，而应该是围绕“政策形成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政策科学”。

第二，科技政策学应比当前流行的“科学学、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科技战略、创新管理”等领域（或学科）的范畴更为广泛。

其内涵应涵盖，围绕“科学、技术、创新”的发展规律以及“科学、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所开展的“构建适应性政策”的系列研究，其目标是发挥、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的正向作用，调节、避免“科学、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的负向作用。所以，本质上，科技政策学应该属于政策科学，数据、信息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

第三，科技政策学，并不是一个国际通用的学科，是高度“中国特色”的学科，但一定是一个高度国际风靡的研究领域。

首先，创新发展是当前国际主要国家发展的主基调，科学与技术已经是最为重要的经济要素，需要国家层面对其进行调节和管理，因此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创新发展相关研究，一定是国际最为风靡的研究领域。

其次，科学研究活动、技术创新活动、创新发展活动，在不同国家特点差异较大；不同国家中创新主体、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形式和职能差异较大，因此，科技政策研究在不同国家差异巨大。

再者，科技政策学在我国是要重点研究我国政治制度和体制环境下、我国科学技术创新组织形势下、我国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特点下，我国创新发展的制度、政策的问题。（这部分不赘述，详情参考博文“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政策学的新思考”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86113&do=blog&id=1350761）。

第四，科技政策学应是一个围绕创新发展需求、围绕科技管理需求的，“需求导向”的学科定位。

因此，科技政策研究的重点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是现阶段，其研究重点一定是支撑我国的创新发展战略。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都需要在我国国情下开展研究：比如

科技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系统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我国科技战略研究范式与科技战略的研究制定、科技政策的评价与过程、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框架与政策分析方法、我国特色的科学研发/技术创新/创新发展的组织方式与管理制度等等。

第五，科技政策学虽然是基于需求的研究内容安排，但其理论体系的构建依旧是非常重要的。

科技政策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的核心是区分科技政策学与科学学、情报学、技术经济学、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边界。

科技政策学理论体系，应涵盖科学学中对于科学的认识、科学活动规律的认识以及科学活动组织形式、政府调节科学活动组织和资源配置的做法等方面的内容。

科技政策学理论体系，应涵盖技术要素纳入经济系统后如何发挥作用的规律（即创新系统相关理论），以及政府、企业等主体调节科技作为创新要素的管理政策。

科技政策学理论体系，应涵盖中国特色公共政策相关理论，重点是政治学和政策学、政策过程、政策体系、政策评价、政策优化等相关方法理论。

第六，科技政策学目前最缺的就是方法论。方法论无法体系化、无法特色化、无法成熟，是制约学科化发展的重要瓶颈问题。

其中，情报科学、信息科学的方法一定很重要，但不要淹没在信息学的“迷雾”中。

其次，经济学的方法科一定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涉及到成本测算、绩效评价、边际效用等等。但这不应该是科技政策学方法论的核心。

再者，笔者建议，案例研究、理论研究、政策研究等公共政策的研究方法，一定应该是科技政策学的方法论核心，但是目前，这部分内容适配科技政策研究的特色化、个性化发展显然不够。

最后“科技政策学”该是时代化、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用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政策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