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半个世纪来，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及其关系备受关注。博主曾写过              

贝勃定律的科学释义－两种文化的一个案例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52929

本文是对两种文化关系的一个动态考察。原文刊于东南大学学报2014，4,16-23；《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4，5，143-144。曾分数次上传，此处经多处修改后以（合集）刊出。

摘要：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界正在由科学文化向人文文化推移，这种推移既发生在文化的内容上，也表现在所参与的主体上。推移，具有深刻的知识论依据。随着边界的推移，在身后的并不是“碾压”人文文化的科学文化，而是两种文化的结合；在面前的是对 原始人文文化的促逼，对新人文文化未开垦处女地的解蔽。从根本上说，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标志着人的成长。

在斯诺1959年第一次提出两种文化之时，“科学还处于被人文轻视的状况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只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这倒很有点像中国古代的情形——工匠阶层是根本不能与士大夫们平起平坐的。斯诺是要为科学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科学能够和人文平起平坐。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在随后的年代得到科学界的热烈欢迎。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有很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一种文化正在日益侵凌于另一种文化之上”。

所引文献中最后一句话所说的显然是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的“侵凌”，当前持这一观点者不在少数，因而有必要对这种情况作进一步探析。

笔者将在“半个世纪”或更长时间所发生的科学文化由被轻视到反过来“侵凌”人文文化的变化，称为两种文化之间边界的推移。本来属于人文文化的领域不断被科学文化蚕食，也就是科学文化向人文文化的推移；与此同时，“似乎”却很少或较少发生反过来人文文化向科学文化推进的现象。

这种推移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两种文化所涉及的对象间边界的推移。既然述及两种文化，必然有相应于此的两类对象。相对而言，科学文化的对象主要是科学技术及其成果，关注事实、规律和物质层面；而人文文化则以人性、终极关怀为其核心，关注价值观和善恶美丑。前者正在势不可挡地进入后者的领地。

其二涉及对于同一对象的不同“关照”，这就关系到两种文化的主体，科学文化的主体主要是科学家，以及广义的科技工作者；人文文化的主体主要是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广义的文艺工作者、人文学者。科学文化的主体正在渗入人文文化。

还有必要区分边界的推移和发生在边界上的相互作用。

其一，“推移”过程相对宏观，沿量子阶梯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上升，可以清晰辨认和感知；边界上的相互作用则发生在相对微观的层面，例如如何看待科学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一项新技术从立项到产品和商品化进而被消费的全过程如何逐一被选择。正因为边界上的相互作用发生在众多细节上，所以一般较难觉察。

其二，“推移”的主要表现形式“看起来”是由科学文化单方向进入人文文化，看似没有人文文化进入科学文化，至少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与此同时，发生在微观层面的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顾名思义，不是单向，而是双向同时进行。

本文分析边界的推移并试图揭示其来自知识论的依据。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不是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的“侵凌”，而是对原有人文文化的促逼，对新人文文化未开垦处女地的解蔽；推移，留在身后的并非只是科学文化，而是两种文化融合的硕果，简言之，边界的推移是包含这两种文化在内的文化整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标志着人类自身的成长。

一、内容和主体在边界上的推移

科学的边界在扩展，首先是在本体论上。

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在内容上大致朝着以下方向拓展：

其一，探索更低层次和更早时期的物质，也就是沿宇宙的演化方向回溯。欧洲启动的大型强子对撞机验证标准模型和希格斯波色子的存在，就是在这一方向上的最新努力。

其二，探索更高层次和更晚近出现的物质，探究各种生命形式，揭示生命的本质，进而进入大脑和意识领域。在这一方向上，标志性成果包括人体基因组工程、蛋白质折叠和人工智能的发展。

其三，扩展，研究物质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研究物质处于各种语境中的状况及新质的涌现。

其中，第二个方向涉及到生命和意识，直接踏入人和社会领域；第三个方向，一旦关乎语境，不可避免涉及到主体及其价值判断。于是，科学文化便在本体论上登堂入室，进入人文文化的领地。即使第一个方向，有人认为，探索宇宙的奥秘已与了解人性的秘密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了21世纪人类的宏大主题。

其次是方法。17到20世纪上半叶主要沿用传统的科学方法，如抽象、分析、归纳、演绎、综合、类比等。20世纪中叶后，现代科学方法，如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调论，以及超循环理论和突变论）登上舞台。由于对象的复杂性、嵌入性、涌现性，以及与主体的相互作用，主体需以其全身心去把握，这一点正与诸多后现代思潮中对“body”的强调不谋而合，以及关系到直觉能力。“也许，我们对我们周围世界和我们内部世界的洞察将一起到来”[i]。

如果说传统的科学方法主要用于较为简单的对象或认识复杂对象的初级阶段，那么兼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复杂性科学直接探讨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进而引入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他们完全可以互易——的价值观，因而必然深入到人文文化领域。至于实验方法及其各类变种，在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均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有学者已经提出“实验哲学”。最新出现并随即得到更多人认同的还有基于大数据的“计算社会科学”。

科学规范和科学精神对人文文化的影响是显见的，主要发生在上述微观层面，对此已经有大量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在科学渐次进入人文文化之际，技术不仅亦步亦趋，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技术由钟表、热机和电机——大致限于基本物理运动（机械运动、热运动和电磁运动），经19和20世纪的炸药和化纤，也就是化学运动，发展到今日之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由无机界、有机界而精神，一步步踏进人文文化的领地。21世纪初露端倪的会聚技术，会聚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认知科学，全面进入人脑和意识领域。机器人沿着程序化由易到难的道路推进，渐次将人的思维机器化。

有趣的是，在人类的各项活动中首先是科学被机器人所取代（虽然只是其中最简单的部分）。当有人感到人文文化受到科学文化“侵凌”之时，科学家却“引狼入室”，主动要求“被”侵凌。英国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的罗斯·金教授研制的机器人，能够像科学家一样做实验，对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假设。整个过程与人类科学家的典型科研方法非常接近。罗斯·金称，“它必然要出现，是因为需要它来处理21世纪科学中的挑战。”[ii]机器人在更远的将来会从实验室技术员的身份提升到实验室领班的角色[iii]。

类似地，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进步和技术路线图数据库建立，产业技术路线图软件的制作在技术上也没有重大障碍，可以按照不同国别的需求在程序上实现，趋势是智能化[iv]。虽然对此还存在争议，但这一进展本身无疑意味着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

更重要的是，较之以往的技术，这些新的技术更加直接地改变了人的交往和心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的高层需求，进入原有的人文文化的领地，其中以互联网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影响尤甚。IT从深度和广度影响个人与社会，前者指对精神和心理的影响；后者为IT的“外部性”，将越来越多的人，将他们的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越来越简便的方式，“网络”在一起。

以各种方式存在的技术产品，例如仪器设备、药物、傻瓜相机、电脑等构成形形色色的“科技黑箱”[v]。科技黑箱，“科技”之义为包含了大量乃至艰深的科技知识；“黑箱”，意为消费者并不知晓其中的知识，如同面对黑箱，只需按规程操作便可得到预期的输出。

科技黑箱使得每一个消费者----不仅牛顿，都能直接“站在巨人的肩上”，以及站在当代人，站在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的肩上继续前进，无需学习（这一点影响深远）背后的科技原理和制作过程，因而极大地加快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进，也就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边界的推移。科技黑箱就是人类的“获得性遗传”。知识正是通过这一途径而达到最大限度的共享。

每一代新科技黑箱的出现，就为年青的相对‘无知识’（这些知识已被集成于科技黑箱之中而为他们所共享）的一代的崛起与赶超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落后地区和国家的赶超提供了机会。在这样的“崛起”和“赶超”之时，科学文化也就跨越式的从深度和广度进入昔日人文文化的领地。

两种文化边界推移的另一个标志是科学文化的主体正在悄然进入人文文化的领地，润物细无声。

以前面提及的技术路线图为例。对技术路线图感兴趣者大部分隶属于技术和经济管理领域，个别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自身也有技术背景。相对而言，这些人大概可以归入“科学文化”一方。他们在技术路线图方面的工作多与案例，与具体操作相结合，嵌入于中国，乃至一个省、一个行业的语境之中[vi]。正是在具体的实践或与境之时，研究者对中国企业、行业的实际关注跃然纸上，价值观的引导显示出勃勃生机，体现出浓浓的人文情怀，元气淋漓。而且，在关于技术路线图的研究中，科学文化的一方也熟稔人文文化一方的理论。有作者论述行动者网络是技术路线图的理论基础。

科学网上写博客的博主基本上都有相当的科学或技术功底，同时又大多关注人生，关注社会。于是博文的一个特点是从本体，从事实和规律的层面做起，将各自所熟知的科学技术原理与人生和社会结合起来，也就是在探讨科学文化之时向人文文化渗透。更令人关注的是“科学松鼠会”，写出大批有趣的科普文章并组织了很多活动，博客的人气之高到每天点击超过两万次。有人认为，科学文化必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化[vii]。

总之，科技工作者向上兼容，乐意并切实走进人文文化的殿堂[1]。令人遗憾的是，人们似乎没有看到人文文化一方以同样的热情和势头介入科学文化的领地，而是通过“人文”、“人本”、“地方”和“后现代”概念等固守往日的领地。

二、边界推移的知识论释义

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有着知识论的依据。以下从两个角度论证：其一，低层知识必然向高层渗透；其二，抽象和理想化的知识回到具体的现实和语境中。

1.低层知识进入高层，可以由历史和逻辑得到说明。所谓历史，即知识的历程;所谓逻辑，即知识的结构。

知识的历程极其复杂；相对而言，科学史较少受其他因素影响，较为清晰，呈现出较为单一的路径，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陈方正先生在详加论证后指出[i]：

……现代科学在过去三百多年的发展路径，的确是以数学和物理学为先锋，然后扩展到化学，最后扩展到生物学，而且后来者踏在先行者奠定的基础上前进，而不可能另辟蹊径；至于物理天文学、地质学、气象学、宇宙学、环境科学等更高层次领域的发展，也同样不能脱离此模式[1]。

就天文学一门学科的发展来看也是如此，从天体的相对位置开始，被称为“几何学天文学”，到了牛顿时代，才有了力，解释天体为什么会运动，可以称为“力学天文学”。到了19和20世纪，探讨天体的能量从何而来，也就是天体的产能机制，等等，于是有了天“体”物理学。

陈方正先生所揭示的科学的发展路径有着来自世界1的依据。

其一是运动形式。人类目前所认识的运动形式有6种：基本物理运动、宇观和微观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以及意识运动，宇观和微观物理运动的情况较为复杂，其他4种运动形式之间构成由简单到复杂的序列。科学的上述历程，大致即沿着运动形式的这一序列。

其二是量纲。几何学涉及的量纲最为简单，仅长度和弧度等，运动学加上时间t，力学再加上质量m。接着电磁学、化学，还要加电流强度和磁场强度，以及参加反应的物质的量，等等。生物学的量纲多到数不清。于是，随着研究的对象由简单到复杂，相应学科，知识体系的量纲就越来越多。与量纲有关的概念是信息量。涉及的量纲越复杂，也就是对象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大。科学始于几何学，然后沿量纲由简到繁逐步增加的次序发展，这一次序有着深刻的知识论依据。

在博弈论的角度看，科学从自然界中最容易博弈的对手开始，循序渐进，由重复博弈发展到演进博弈。一开始是丈量土地和杠杆，对手的“招数”最少，可重复性最高，只要寥寥数招，便可洞悉对手的伎俩，那就是欧氏几何与阿基米德力学，然后渐次推进，直至基本粒子、生命和意识，以及非线性、复杂性的领域。实证科学始于几何学和力学绝非偶然。同时代的其他民族大多主要面对的是动植物，其策略虽逊于人，也复杂到难以胜数。

本文第一部分中述及，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技术由机械-热机-电机、化工技术、IT、生物技术，发展到以人脑和意识为对象的会聚技术，所遵循的也是运动形式由简单到复杂，以及量纲由简到繁的次序。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实验室主任汉斯·莫拉维克“觉得机器人的发展大体上重复了生物的进化，所涌现出的一代代机器人的性能类似于不断增加的动物神经系统的复杂性。”[ii]

扩展到更大领域，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而论，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体上由相应于较低层次的生存需求，渐次上升到相应于较高层次的社交和自我实现。再以梁漱溟所提出大致相当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人的三大关系”而论，如果说科学技术（和经济学）主要处理人在生理上与物的关系，那么文化（狭义。广义的文化包含科学技术）主要涉及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原始社会，人的三大关系不分，人类的各项活动彼此不分。在文艺复兴运动后，以研究自然界为己任的自然科学率先从人类的各项活动中分离出来，随后是技术[2]。

科学技术一旦独立随即便进入并改造原先的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如泰罗制，还有工会、国会，以及人是机器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样的重写和重铸一再发生，并由较为简单的生理层次渐次进入更为隐匿复杂的心理层次。医学模式从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即说明了这一点。过去认为疾病是单纯躯体发生病理转变的一种表现。新医学模式理论则认为：人在社会中生存，会受到社会各种因素变化的影响，人的心理也会发生改变，二者共同作用于人体。

由知识的结构可以加深对知识历程的认识。所谓简单、基础，有较少的量纲和信息量等，也就是知识较易从特定对象中分离出来，较易从对象所处的特定语境中分离出来，以及较易排除特定主体的影响。由此得到的知识，就是与世界1和世界2相分离的世界3，也就是普适性知识[iii]。同样，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上，人的生理需求并无多大差异，易于得出普遍的知识，而心理需求就高度个性化和语境化，以及复杂多变。在医学模式的演替中，显然生物医学模式比起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要简单得多。

几何学的对象最为简单，最少甚至没有量纲，因而顺理成章成为科学知识乃至人类所有知识的共同基础，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人所皆知。几何学只需加上时间、长度和质量等量纲，便成为研究机械运动的力学。阿基米德力学与欧几里德几何差不多在同时问世也非偶然。力学再加上温度等量纲便成为研究热运动的热学，加上电流强度和磁场强度等成为研究电磁运动的电磁学。力学、热学、电磁学，合起来也就是以基本物理运动为对象的经典物理学。其他所有的运动如化学运动、生命运动、意识运动，以及微观与宇观物理运动，虽然各有千秋，但无一例外都包含了基本物理运动。因而，经典物理学也就成为自然科学中各门学科的共同基础。

将经典物理学嵌入于原子和分子的框架中即为化学。经典物理学与化学，以及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等共同限定于地球的框架内即为地质学（在生命起源后还要结合生命科学）。经典物理学与化学等学科嵌入于生物大分子、细胞、器官和个体之中，是为生命科学。生命科学同时又嵌入于更大的生态环境之中，受到后者的深刻影响。经典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嵌入于大脑的框架内就构成认知科学的基础。认知科学受到外界特别是社会更大的影响。在这样一系列的“嵌入”之时，量纲也愈见复杂。量纲越复杂的领域，知识越深地嵌入于特定的对象之中，嵌入于特定对象所在的特定的语境之中，并与特定的主体相互作用。

经典物理学置于高速微观和巨大质量领域是否即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按朱清时等的说法，面对纠缠、叠加与塌缩，佛教徒已恭候多时。

在上述序列中，数学、经典物理学等依次成为化学、地质学、天文学、生命科学，以及认知科学的基础。前者相对于后者，正是普适性知识，与特定的个体无关，与语境——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无关，以及与主体无关。普适性知识一旦嵌入于特定语境，即成为各门新的学科。数理化天地生，这一人们似乎随意说出的次序，其实有着深刻的知识论依据，位于前列的学科必然会不断进入靠后的学科。放在更大的尺度，也就是科学文化向人文文化推移的知识论依据。

2.相对抽象和理想化的知识回到特定的现实和语境中

列维-布留尔在研究原始思维时发现，概念彷佛是它的先行者——集体表象的“沉淀”，差不多经常带着或多或少神秘因素的残余。要使一切通用的概念都只表现事物和现象的客观属性和关系，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实际上，只有极少数概念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科学理论中所使用的概念[iv]。既然科学概念“做到了这一点”，因而也就成为“通用的”概念，可以渗透到所有其他领域。

前述“通用的”技术路线图，若是在特定时期，在特定主体群的相互作用下，进入特定的行业和特定的地区，也就是“普适”的知识嵌入于特定对象、语境、地方性和主体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之“后”，就在于把近现代抽象和理想化的知识，把“本质”和“基础”之类，与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世界相结合。一句话，由抽象回到现实之中。

简言之，普适性知识正因其非嵌入而渗透到各种个别的和复杂的领域，以及与主体相干。普适性知识是人类所有知识的共同基础，所有可以交流和共享的人类知识，或多或少都包含有普适性知识。这一点实际上是交流和共享的必要——虽然不是充分——条件。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所传承和创造的大部分知识，是经由上述由简到繁的过程，以及普适性知识扩展的过程。祛除一切干系的普适性知识，就是抽象的“真”，而与形形色色对象、语境和主体相关的知识，便进入“善”与“美”（或“恶”与“丑”）的领域。真善美，这一看来同样是人们似乎随意说出的次序，其实也有着深刻的知识论依据。

科学文化侧重于普适性知识，人文文化则强调知识嵌入于“地方”，也就是个性、与境，以及主观性。科学文化正因其普适而易于渗入人文文化领域。由低层到高层，普适到地方，这就是两种文化边界推移的知识论依据。

三、边界的推移：身后的与未来的

对于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还有待揭示，推移，在边界之锋面的身后留下了什么，在锋面的前方又揭示了什么。

1. 在两种文化边界推移之时，留在身后的并非是碾过或“侵凌”人文文化的科学文化，而是人类的全部文明。实际上在这种“推移”的哪怕微小的一步，前行的一方也接受了所进入领地的洗礼而改变了自身，如物理学进入化学就提出一系列新的概念，如“分子轨道”等。

至于“科技黑箱”如电脑、互联网和数码相机等，通常被认为纯属科学文化，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见第一部分及文献6）结晶。科学知识只是制造科技黑箱的前提，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对此做了充分论证。科技黑箱为价值观所左右，在社会体制的母腹中孕育，从立项、设计、制造到商品化，每一步都经由社会的选择，是包括科技在内的整个社会造就了科技黑箱。科技黑箱本身就是两种文化的结晶。

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貌似科学文化攻城略地，实际上每一步进展都是在人文文化的关照之下，经由人文文化的选择、制约和引导，注入了人文文化的因素。即使在使用中，科技黑箱也会越来越深地受到消费者的影响。例如，使用一个月后的电脑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工程知识同样“鲜明体现了科学技术维度与人文社会维度的深度交织与融合”[i]。

其实，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的批判，也就是在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中打下了人文文化的印记，从而引领和拉动人类文化整体的发展。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对自己曾经的历史——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批判，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那些对科学文化持偏见的人恐怕没有想到，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无论在自然界还是社会之中，不仅是科学文化，而且是人文文化。因而，他们的所谓批判，无疑是在动摇自己的根基——不仅来自事实和规律，而且植根于历史和文化。

科技黑箱不仅是身体乃至大脑的延伸（器官说），而且是“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马克思）。这些“器官”只是以科技为基础，更重要的是承载着“人类学意义”。有必要认识自己“人类学意义”的身体而不是抛弃，引导和控制身体的成长而不是拒绝，以及在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和身体的基础之上提升自己的精神。所谓“人类学意义”，难道不正是人类自身的生存、繁衍和发展，在价值观引导下的选择，以及形形色色社会关系的博弈，在科技黑箱上的映射？

再以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批判为例。在经济学进入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时，与物理学进入其他自然科学的情况一样，必然对简单抽象的经济人假设等，也就是经济学自身的出发点和基础进行反思，经过对经济学自身的改造并接受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引导。

例如认识到经济人假设的局限，从而将伦理道德纳入研究领域，后市场经济正在形成之中；认识到人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市场波动受大众心理影响，经济决策不是个人独立的理性行为。个人即使仅仅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也是从试验和错误中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只存在“有限理性选择”。信息经济学否认市场竞争在信息不对称下的有效性，指出政府规制和监管的重要性。非线性经济学发现规模效应导致路径依赖，先占市场而统治市场的技术标准不一定最优，垄断企业的称霸可能是逆向选择而非优胜劣汰的结果，需要反垄断法打破恶性竞争。

“看不见的手”只存在于工业革命前小规模的市场经济，现代的混合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和非政府非赢利的社会经济。带有科学文化色彩的经济学在向人文文化较浓的其他学科推移的每一步，都在改造自身，接受后者的筛选、制约和引导。

扩展到真善美的视野，有一段话[ii]可以形象地说明三者的关系。“如果给绕瞬时转轴转动的刚体再加上一个约束，让它成为做定轴转动的刚体，自由度下降一个，却成全了门、成全了辘轳，门之所以成其为门，就是因为那个定轴。”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就是单纯的力学，就是“真”，是普适性知识；而后半句话，将“真”置于特定的语境（地方性）之中，满足特定主体的目的和审美，受特定的价值取向的选择和引导，也就是善（也可能是恶），乃至美（也可能是丑）。真，既是善与美的基础，也是恶与丑的基础，由此进一步说明“真”对于善与美的非嵌入特征。

在这一关于“门”的隐喻中，自然界的“自由度”下降了，而人的自由度却增加了，这难道不是人文文化？

“科学（包括技术——引者）传播在本质上是实验室的权力关系对整个社会的标准化重构，同时又是社会对科学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去标准化’重构”[iii]。这句话的前半句是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的“重构”和改造，后半句说明了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的选择、整合，以及引导。

一句话，在边界的推移之中，留在身后的，是两种文化的结合。

既然在科学文化向人文文化推移的每一步，都在微观上发生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的“推移”，为何人文文化的学者没有觉察、体验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双方向对方“推移”的方式不一样（笔者将另文详述，此处仅简要说明）。

在知识阶梯上，科学文化由下而上推移；在知识形式上，科学文化由普适性知识向特定的对象、语境和主体渗透；凭借科技黑箱，科学文化以更有效及人机界面友好为依据，向更广泛和更高层与个性化的实践领域推进。这种推移因科学文化背后科学永无止境的发展而显得浩浩荡荡，引人瞩目，似乎每日都在攻城略地，登堂入室。相比之下，人文文化的推移则在于把好每一个关口，筛选、制约、引导，嵌入于地方。这样的推移，润物细无声。用一句有特色的话来说，就是“默默地”。

有人说，技术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扇扇门，我们能否拒绝它的诱惑不进去？一旦进去了，那么人的命运不是受制于门的位置和形状，以及过道和房间形状的制约？貌似如此。实际情况是，最终是由人自己决定，何时、在何处、向谁开哪一扇门。如果说，科学文化为向人文文化的推移而自豪，那么人文文化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对科学文化的选择而自信。

2.面对科学文化的步步推进，人文文化原来平静的海洋中掀起轩然大波，同时在前方展示了新的世界。

科学知识和科技黑箱越来越丰富，于是就有对知识的选择：说还是不说，说这件事还是那件事，由什么媒体、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向谁说；以及在何时何处开哪一扇门，生产何种科技黑箱，用还是不用科技黑箱，用什么和怎么用（如双刃剑）等等。操作电脑的一大特点就是菜单，使用者时时面临选择。简言之，面对日益丰富的科学文化，有待做出选择，选择者就是人文文化，而选择就是权力。日益丰富的科学文化实际上赋予人文文化以更大的权力。

再者，随着科技黑箱的人机界面日益友好，操作愈益简单便利，如傻瓜相机之类，使用者也就越来越多。愈加方便的科技黑箱其功能却愈加强大，也就是科技双刃剑的那一刃都愈加锋利，这就赋予更多的使用者更大的责任。

问题在于，人文文化对此还没有做好准备之时突然有了权力，不知该如何应用，也没有意识到并承担责任，奥格本的“文化滞后”说明了这一点。在此意义上，科学文化就构成对人文文化的促逼。实际上，人文文化正是因了这样的“促逼”而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进入到前所未知的境界，例如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特别是两个方向的合流，如蛋白质折叠和神经网络计算机）与人类的命运、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气候会议）中的地位，等等。

与此同时，科学文化，特别是生态学、复杂性科学和人工智能，在“促逼”已有的人文文化之时，也为未来新的人文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可能。

既然自近代科学革命后科学文化兴起，就已经开始发生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为何之前没有觉察，甚至在上世纪50年代还需要斯诺以“两种文化”为科学文化张目；而仅仅半个多世纪，双方的位置似乎发生了某种互易或“倒置”？

其原因就在于本文所论及的“推移”。科学文化在兴起之初，其科学内核是机械论，因而与人文文化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人文文化居高临下俯视、批判科学文化。曾几何时，科学文化一路高歌猛进，越来越迫近人文文化的传统高地；在“人机界面友好”的旗帜下，日益与人平起平坐。人们对技术的态度由批判转为恐惧。两种文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在相当程度上正因为此，人文文化感到前所未有的“促逼”。

由此可见，面对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人文文化应当确立充分的自信，不要乱了自己的方寸，而是高举双手欢迎科学文化；更应当主动前行，以保持两种文化之间——在人机界面日趋友好之际——“必要的张力”（库恩），从而继续引领科学文化，推进人类文化整体的发展。

3.两种文化边界的“细碎”和模糊

两种文化的“边界”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此处要强调的是，随着边界的推移而变得更为细碎、模糊、“狼牙”和分形。

后现代科学[iv]的一大特点是对复杂性的研究。被近现代科学在抽象和理性思维中所舍弃的对象独特的个性和地方性——特定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偶然性、涌现和扰动等等，在复杂性的视野下重新呈现。

与近现代科学的严格边界不同，后现代科学的边界细碎、模糊。前者之所以边界清晰，在于所讨论的是对象的共性和一致的规律，在于其内容的量纲简单；后者把抽象的概念引向现实，重视个别的对象及其地方性，自然边界细碎，其量纲复杂到不可胜数，自然边界模糊。所谓“维度诅咒”，换言之，即《三体》中的一句名言：“方寸之间，深不可测”。在数据当道的时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无法编码只可意会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把大数据和“意会”结合起来。

每个细节和瞬间既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又以与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并且处于演化发展和“涌现”之中；因而宽容与理解并不单纯是道义上的要求，一方面具有本体论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宽容和理解构成了认识和实践本身。宽容、理解和协作是对默顿规范中竞争性规范的扬弃。

在对象的多种乃至无限的变化可能中，价值引导浮现；在语境的无限扩展中，主体介入。一旦科学家的探究集中到特定语境中的个案与瞬间，也就彰显了主体的独特个性，喜怒哀乐、思维定势，以及社会背景（联系SSK），等等。

所有这些，难道不正是人文文化？从一滴水看太阳，每一颗尘埃都有佛。后现代科学在如此进展之时，与同样与时俱进的艺术和宗教的界限日渐模糊。实际上，后现代科学本身就是后现代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属科学文化，后者无疑是人文文化，二者的借鉴和互渗（《原始思维》作者列维-布留尔的专用语），表明两种文化边界的消融，彼此的融合。

后现代科学强调选择的重要性。选择，是对默顿规范合理的怀疑性的拓展。直觉不仅有认识意义，而且有实践意义。学习处理复杂性就是学习更加直觉地生活。直觉，即在于置身于复杂系统中做出决策，使系统进化，并且与之一道进化。此处的关键词是“置身于”，主体位于系统之中而不是之外。另一个关键词是“进化”，“系统进化，并且与之一道进化”，于是价值判断必然介入其中。而决策的核心，在于当系统面临分岔点时进行选择。

显然，在进入未知不确定领域之时，在更多地依赖直觉之时，后现代科学自身的不确定性也在增长。不确定期待选择,不确定呼唤创造。英国著名诗人济慈在19世纪写道，在怀疑和不确定中生活的能力，是创造力的基础。由怀疑到选择和创造，科学进一步深入人文文化的领地。

随着由现代科学到后现代科学的转型，科学规范和科学精神的内涵与外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较之近现代科学和默顿规范的严格甚至刻板，走向宽容、理解与协作，以及选择与创造，从而回应了来自人文文化的各种质疑。后现代科学的范式易于得到人文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甚至可以说，它们本身也就是人文文化的范式。

然而，两种文化边界的消融和彼此的融合并非意味着二者之间从此没有相互作用。在科学的前沿，面对越来越逼近人体的生物技术，面对日渐触摸到人的心理和人际交往的人工智能，面对数个世纪以来“受迫害和奴役的”自然界的报复，两种文化的边界依然清晰，在边界上发生的交锋正未有穷期。

科学文化侧重于普适性知识，人文文化则强调知识嵌入于“地方”，也就是个性、与境，以及主观性。科学文化正因其普适而易于渗入人文文化领域。由低层到高层，普适到地方，这就是两种文化边界推移的知识论依据。

四、人的生成

上述种种归结到一句话，就是人的生成。

“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也一定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黑格尔）。长期以来，这句话被理解为体现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唯心主义，殊不知，若是以人为认识和实践对象，那么人的知识（世界3）和实践活动由下而上的推移，实际上也就是主体（世界2）的生成过程。随着知识和实践活动的逐级提升，人也就渐次成长起来，由低到高，由单一到复杂和联系。知识的社会建构，也就是社会的知识建构。社会正是在建构知识的同时建构了自身[1]。而在经典作家看来，实践活动对人的生成的影响更大。

科技黑箱由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推移，也就是相关知识如力学、热学、电磁学、化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心理学，乃至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逐一黑箱化或被遮蔽，这一点对于主体意义重大。其一，使用者无需如这些科技黑箱的发明制造者那样，再一次深入全面地学习这些知识；其二，越来越多地免除让使用者去做单调重复，以及危险和不可能的工作，而是由科技黑箱在幕后代劳。随着科技黑箱不断提升，低层知识逐一被遮蔽。

遮蔽的同时又是解蔽。科技黑箱越来越多地接过机械和程序化的工作，让更多的人在其所提供的新的平台上从事新的发现和创造。机器人科学家“令人向往，是因为它让科学家们解放出来，以便让他们做出更为突出的高水平的创造性进展。”[2]不断提升的科技黑箱不但提供可能，而且对主体提出更高的要求。各种终端设备和互联网既为广泛的沟通和交流提供平台，也要求更广泛的沟通和交流，由此方能体现其价值。解蔽，就是人的解放，人的主体性由此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展现。

低端科技黑箱的消费者几乎唯有遵循规律，消费者的行为受到严格限定，譬如卓别林的《摩登时代》。随着科技黑箱层次的升高，主体操作的自由度和影响越来越大，来自社会及内心的“道德律”——规范即日益显现。“简言之，科技黑箱在‘遮蔽’了普遍与必然之后，即为个性与偶然（创造）去蔽；遮蔽了数理化乃至科学技术之后，即为文化的繁荣去蔽并开启更大的空间（动漫、虚拟现实技术等）；遮蔽了历史决定论之后，为目的和价值观对行为的引导去蔽。在每次去蔽之时，也对被去蔽者提出更高的要求”[3]。

眼下学术界对技术的立场从批判到恐惧[4]，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这样的去蔽和解放缺乏准备而感到恐惧。网瘾便是现实，而“娱乐至死”则是警告。或许在差不多两个世纪前，歌德已经在他的《浮士德》中做出了预言。

人的成长，意味着沿量子阶梯和马斯洛需求层次对自己和所处的世界具有科学的认识，从而将这一成长过程建立于事实和规律，也就是普适性知识的基础之上。在认识的基础上把相应的实践活动托付给技术，以面对更高层次和更不确定的世界和未来，更紧密地与他人和世界相关，以人类命运的名义更频繁地做出选择，在拥有更大权力的同时也承担更大的责任。

斯诺在1959年提出“两种文化”，只是挑明了当时的既有事实，在这之前，两种文化实际上已经存在。近代科学革命兴起之时，也就是科学文化萌芽之际。放在文明史上看，近代科学革命是人类第一次科学地认识自己，因而必然从最简单的运动形式，也就是机械运动开始认识自己。启蒙运动揭示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的天赋人权，成为构建社会的出发点，两次工业革命意味将人类的所有实践活动，从直接面对自然界，转为建立于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一开始是机械）的基础上，亚当斯密发出不受任何权力和意识形态干预的市场经济宣言。这就是萌芽之初的科学文化。

而后，科学文化一路向上攀登。对人的认识从机器、化工厂、细胞的王国、生物到社会中的人，社会在天赋人权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也亦步亦趋，遮蔽与解蔽同步，朝着人的方向提升。近代之后的这一发展过程本身，实际上也就是人的发展过程或人性的生成过程。

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就是人的生成和成长。

不是每个人都跟得上两种文化边界推移的步伐和节奏。

伴随人的生成，还有人工智能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