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高校和科研院所给予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一般采用“333”分配模式，即1/3奖励发明团队，1/3奖励院系供其开展后续研究，1/3奖励技术转移机构或技术经理人。如：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科技成果的收益权主要涉及到学校、学院、技术转移办公室和发明人及其团队等４个核心的分配主体。斯坦福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收益首先将总收益的15％分配给技术转移办公室，主要用于该部门的转化奖励，以及支付专利申请、专利保护等费用。85%的收益就是通常所说的专利许可净收入，在斯坦福大学，这部分净收入的分配主要采取 “平分制”，又称“三三三制”，即发明者、所在院和系各得三分之一。

以色列高校和科研院所一般采用“442”分配模式，即将成果转化净收益的40%奖励给科研人员，40%奖励给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科学研究，20%奖励给技术转移机构供其管理运营。如：在魏兹曼科学院，先扣除成果转化相关运营成本后（如专利登记费、维护费、律师费、成果商业化的直接、间接费用等），成果转化净收益的40%奖励给科研人员，40%用于科学院和实验室的科研发展，20%用于耶达公司（魏兹曼科学院成立的技术转移公司）的管理运营。

在我国，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是不低于50%。相比欧美的“333”分配模式、以色列的是“442”制，谁高谁低？

由于国情、体制和机制等各方面的不同，我们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做法或比例，不能认为国外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比例普遍不高于五十，就认为在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比例不低于五十就一定是偏高，一定是不合理！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比例多少合适谁说了算？市场和实践说了算！

此外，应该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的“不低于50%”，不仅仅只是科研人员，是包括了科研管理人员等在内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非科研人员（只是现在不少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简单的把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等同成了科研人员），这实际上和欧美高校“1/3奖励技术转移机构或技术经理人”和以色列“20%奖励给技术转移机构供其管理运营”的奖励是有交叉的，所以，并不能简单认为，我国规定“不低于50%”就比欧美和以色列高。

另外，笔者不赞同“不低于50%”的奖励比例被“随意”提高，甚至接近100%的水平。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对不是光靠“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的“个人行为”和“个人作用”就完全够了，科技成果所在的科研单位、以及所在科研单位的技术转移办公室之类的机构的作用不容忽视，甚至对一项科技成果能够转化也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以斯坦福大学为例，涉及成果转化的学校、学院、技术转移办公室和发明人及其团队等４个利益主体的目标不尽相同，但其一个共同目标是促进成果转化，并且相互关联、各有所长、相互作用难以替代，通过利益纽带将其连接在一起并设置了合理的收益分配比例，从而形成了激励兼容的收益分配模式。魏兹曼科学院也是同样收益明确，分配合理，分配原则考虑各方利益，以求科学、公平、合理和共赢。“你好，我好，他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只有利益均衡并且有助于让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各方共赢的奖励，才能做大科技成果转化这块“蛋糕”，也是最合理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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