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

概念

社会资本是创业领域相关研究的基础理论视角之一（Gedajlovic et al.,2013）。社会资本视角是在研究社会网络现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关注点在社会网络结构及其内嵌的关系性资源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某种程度上是对模糊的创业者个性心理禀赋的解脱。社会资本也源自组织社会学派对网络结构如何影响创业机会与创业行为的研究, 其代表人物Weber认为, “对大多数创业者来说, 他们最重要的资源是错综复杂的个人网络”，他们不仅仅考虑了网络的结构性资源, 如社会交往和联系, 还考虑了内嵌于网络中的关系性资本, 如信任和规范等，而这些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邓强,韩林芝, 2009)​。

从资源的角度，社会资本概念起源于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 ( 1986), 他认为社会资本是 “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资源集合, 这些资源集合的多与少受到制度化、熟识度以及关系网络的影响”。随着社会资本概念的发展, 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定义, Coleman (1990) 从资源的角度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体拥有的社会结构中的资源, 并强调了社会资本具有生产功能, 不依附于个人或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 而嵌入在人际关系结构中。Putnam (1995) 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一种特征, 这种特征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 社会资本通过人们之间的“互惠”行为长期积累形成, 能够通过推动、协调作用来提高组织的效率。Portes ( 1998) 基于能力的角度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通过本身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更为宽广的社会结构中获得稀缺资源的能力, 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自身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的一种资本, 是嵌入的结果”。Na-hapiet和Ghoshal ( 1998 )认为社会资本是 “可嵌入在个体以及社会团体的网络关系中的现实和潜在的资源总和, 因此社会资本由网络和可通过网络流动的资产组成”。 中国学者边燕杰和丘海雄 ( 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 “企业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这种能力通过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体现”。林南 ( 2001)认为社会资本是指 “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社会资本源于社会资源基础和依赖等相关理论。在社会资源理论视域下,人的社会行为被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工具性行为,一是感情性行为。工具性行为指人们为达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行动。而感情性行为中的行为与目的达到统一,也可以说,行为自身就是目的,社会资源理论主要讨论的是工具性行为。(张太富,2016)社会资源理论首先假设人际关系网络组成了社会结构,每个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是由其财产、名望、以及权能所决定的,这种结构类似于金字塔模式,其位置与点数具有负相关性。而嵌入到个人的社会网络内的全部资源,其实并不能完全归个人所有,这些必须由社会关系来获得,而这种关系分为几种类别,既有直接性的也可能存在间接性。决定个体拥有社会资源的因素包含几种层面,即个体同网络成员以及其自身的异质性、成员自身社会地位。(张太富,2016)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发展至社会资本阶段。在其演变过程当中,产生了新的认识。而皮尔斯·布迪厄则的观点则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社会资本其实质就是各种潜在资源的一种综合表现形式。与此同时,资源在某种程度上与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有联系,这种资源以集体所有制的规定方式为其中的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因而可以认为,社会资本所包含的内容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社会关系本身,就社会关系本身而言,主要指个体可取得相对的资源;其次是能够获取的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张太富,2016)。

功能观视角下，社会资本不仅是一种资源,同时也是一种获取资源的能力,其主要目的是促进信息和知识等资源流动(Blyler M,Coff R W,2003)。网络成员获取资源的能力与网络结构密切相关(姚铮,顾慧莹(2019))。社会资本网络结构分为两大形态, 分别为桥接型 (bridging) 网络结构和结合型 (bonding) 网络结构, Burt和Coleman分别代表两种网络结构的倡导者, 并且两种网络结构具有不同的形态和功效(Adler P S, Kwon S W,2002)。Burt提出结构洞的概念, 并认为稀疏延伸的网络形态更有利于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以及不同社会等级的网络成员获得异质性信息, 网络成员之间通过交流形成良性的网络学习氛围(Burt R S,1992)。特别是当掌握这些重要连带的创始人在信息交换中处于中心位置时, 创始人逐渐成为节点之间信息流的“控制开关”, 从而获得支配、调动网络资源的控制权力。桥接型网络结构体现了创始人与资源拥有者连带的广度和开放度, 这些异质性资源的拥有者不仅包含企业的客户、供应商、行业龙头企业和竞争对手企业, 还包括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 (咨询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等) 。创始人桥接的异质性资源节点越多, 范围越广, 创始人越可能获得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信息和资源。特别是对科技型创业企业来说, 异质性信息的交换和学习有利于创始人获得额外的信息和技术支持, 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常用网络异质性和网络规模测量桥接程度。其中, 网络异质性体现了个人与多元化资源连带的丰富程度, Cao等在测量高管和CEO桥接程度时采用了网络异质性(Cao Q, Simsek Z,Jansen J J P,2015);网络规模则体现了个人关系构建能力的广度。Coleman则描绘了一种紧密稳定的网络形态:网络成员之间两两熟识, 相互之间了解程度较高, 成员之间基于信任而自发进行信息交换, 并相应地形成一套奖惩规则(Coleman J S,1988)。结合型网络结构体现了与同质且较为亲密的亲友以及商业伙伴间的连带紧密程度。由于频繁的交流和深入的了解, 紧密的连带更可能产生情感性亲近及情感性信任, 也更可能产生合作意愿和集体身份认同。因此, 创始人获得情感支持、创业建议的可能性增加, 企业发展稳定, 生存率提高。结合型网络结构也有利于网络内部信息和知识的快速交换和传播, 成员之间相互鼓励、相互监督, 创始人及网络其他成员机会主义行为易被发现, 因此出现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常用网络密度和网络强度两个变量测量创始人网络结合程度, 其中, 网络密度反映网络成员两两熟识程度, 网络强度体现创始人与其他网络成员关系的紧密程度(Reagans R, McEvily B,2003)。

Coleman (1990) 从资源的角度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体拥有的社会结构中的资源, 并强调了社会资本具有生产功能, 不依附于个人或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 而嵌入在人际关系结构中[3]。Burt (1997) 从结构洞的视角指山, 社会资本是网络结构中缺乏联系的“结构洞”, 但他强调的不是弱联系, 而是网络关系中非重复和冗余的“结构洞”位置。这些“结构洞”提供了高质量的信息和资源, 推动了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或知识流动[4]。Putnam (1995) 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一种特征, 这种特征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 社会资本通过人们之间的“互惠”行为长期积累形成, 能够通过推动、协调作用来提高组织的效率[5]。而Portes (1998) 基于能力的角度强调了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6]。(王栋,陈永广,2010)。

社会资本视角是在研究社会网络现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关注点在社会网络结构及其内嵌的关系性资源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某种程度上是对模糊的创业者个性心理禀赋的解脱。如果说Bourdieu (1986) 的社会资本———“真实的或虚拟的资源集合, 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 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是社会资本的物质构成, 那么Putnam (1993) 的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便是社会资本的功能构成。(邓强,韩林芝, 2009)​Casson (1982) 认为, 创业者专精于对稀缺资源协调的判断, 他们之所以拥有这种高于其他人的判断力是因为他们取得信息的渠道和能力优于别人。社会资本观的组织社会学派关注网络结构如何影响创业机会与创业行为, 其代表人物Weber认为, “对大多数创业者来说, 他们最重要的资源是错综复杂的个人网络” (Burt, 2000) , 强调具有强联系的社会资本越丰富, 创业的可能性越大, 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因为他们能更早接近各种广泛的观点、技能和资源。由此可见, 创业者作为的社会经济环境对于个体来说远没有达到完全的程度, 而是一个信息、资源存在差异的结构体系。而组织社会学派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因为他们不仅仅考虑了网络的结构性资源, 如社会交往和联系, 还考虑了内嵌于网络中的关系性资本, 如信任和规范等 (Bourdieu, 1986;Coleman, 1990;P utnam, 1995;Nahapiet等, 1998) 。这些关系性资本会加剧创业者的信息、资源的差异。(邓强,韩林芝, 2009)​。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学者Bourdieu (1986) 提出来的, 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Coleman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界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 他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把它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自Bourdieu和Coleman以来, 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资本概念, 指的是个体通过社会联系涉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这里指的稀缺资源包括权力、地位、财富、资金、学识、机会、信息等等。(王晓文,张玉利,李凯, 2009)​社会资本的研究通常关注于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某个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维持的外部联系, 二是一个群体当中行动者之间的内部关系结构, 关注外部联系、信息不对称、权力利益的观点可以称为桥观点 (Bridging View) , 对应的社会资本称为联外社会资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关注内部联系、团结、信任的观点可以称为结点观点 (Bonding View) , 对应的社会资本称为聚内社会资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 [2]。(王晓文,张玉利,李凯, 2009)​桥观点认为, 社会资本的价值源于参与和控制信息的扩散。桥观点以“结构洞”理论为主导, 结构洞理论认为社会资本的价值源于占有重要地位、并有能力开发地位优势的行动者, 因为阻碍两个群体间的信息流动, 就有机会产生带来持久利益的社会资本, 而两个群体中结构洞的存在, 使得阻碍信息流动变为可能[3], 稀疏且缺少充分连带的网络, 为地位重要的行动者提供了更多的社会资本, 因为这些行动者可以控制信息的流动。结点观点认为, 社会资本存在于组织内部个人之间、小团体之间的联系, 特别是能为组织带来凝聚力、有利于实现组织目标的那些联系。结点观点以Coleman (1988) 的观点为代表, Coleman发现内部联系比较多的高密网 (Dense Network) 具有两项优点, 一是可以使网络内信息流动更顺畅, 减少信息失真的情况, 二是使网络中的人们彼此信任的风险降低, 更容易相互认可[4], 因此组织中的人们联系越多越密切, 即网络密度越高, 组织的聚内社会资本也就越高。本文将遵循桥观点和结点观点, 将社会资本分为聚内社会资本和联外社会资本来考虑创业者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的关系。(王晓文,张玉利,李凯, 2009)​。 (王晓文,张玉利,李凯, 2009)​提出创业者社会资本的概念, 指出创业者社会资本是企业社会资本的最初来源, 但不是唯一来源。根据桥观点和结点观点, 将创业者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分别分为聚内社会资本和联外社会资本, 通过讨论发现, 创业者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的转化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或简单的此消彼长, 而是受到企业制度化程度和创业者能动性的影响。根据企业制度化程度和创业者能动性高低, 新企业生成过程中的社会资本转化路径可分为维持型、流失型、低效型和高效型。

自Loury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后, 学者们或称之为“制度化的网络资源”[6]、“社会结构资源”[7], 或“一种组织特征, 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8]。这些不同的定义都包含两个内核:社会资本是承载于社会网络的一种制度性资源;这些资源能带来收益。因此, 我们认为, 在人与人的情感交往、身份认同甚至偶然联系中广泛存在着社会网络;这些网络关系中蕴含着某些可获得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 包括组织、信任、规范等;当这些资源为能动的行为主体 (个人或组织) 所利用时就称为社会资本。一旦这些资源的获取指向创业活动, 就说这构成了创业社会资本。即是说, 当且仅当社会网络被人们加以工具性的利用时就资本化了。因此, 社会资本并不等同于社会网络。据此可澄清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 即社会网络可能是消极的, 其某些特性会阻碍社会资本的增加[9];但“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组织可以得到的善意”[10], 其功能是正面的。

维度

基于Granovetter对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的研究, Nahapiet和Ghoshal(1998)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三个基本维度: 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胡蓓,杨辉,朱永跃,2013)探讨了社会资本的4个维度 (如社会网络、信任、认知风格和资源)与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创业者认知风格是创业者认知过程与认知结构的外在表现, 创业者认知维度主要指创业者在创业活动的交往过程中, 与交往对象保持共同语言、共同愿景、共同行为规范、共同价值观念的一致性程度。创业自我效能感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深层次的信念, 必定受到创业者认知风格的影响。Bird将创业者认知风格划分为理性分析思维和直观整体思维, Boyd和Vozikis在修正模型中提出这两种思维会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产生积极影响。(胡蓓,杨辉,朱永跃,2013)创业者关系维度指创业者在创业活动的交往过程中, 与交往对象建立较高水平互惠共赢的信任关系。创业活动本身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社会活动, 创业者与网络成员保持较高水平的信任关系, 有利于与创业相关机构、创业团队和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降低创业活动的不确定性, 提高创业成功率, 从而增强创业者完成创业任务的信心, 增强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创业者结构维度指创业者在创业活动过程中构建的社会网络的整体样式和网络配置, 主要包括网络密度、网络规模、异质性和稳定性。创业是复杂、系统的过程, 创业者社会网络是从事创业活动的重要载体和途径, 建立联系广泛、频繁互动的社会网络, 既可以满足创业者社会交往的心理需要, 又可以为创业活动提供便利。同时, 社会网络的异质性是创业者信息来源的重要渠道。因此, 创业者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会增强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胡蓓,杨辉,朱永跃,2013)创业者资源维度指创业者在创业活动过程中通过社会网络从外界环境中获取创业所需的信息、资金和情感支持等资源。根据Bandura的理论, 他人的评价和鼓励是个人自我效能的重要来源之一。创业者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的情感支持可以提高个人的创业自我效能感。根据资源观理论, 创业初期资源匮乏是制约企业成长的重要瓶颈, 镶嵌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越多, 创业者对完成创业任务的信心越强。

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基于企业内个人的社会联系, 将社会资本分为横向联系、纵向联系和社会联系。其中:横向联系是指企业内个体在其他企业环境积累的联系;纵向联系是指企业内个体与上级领导和下属部门的联系;社会联系是指企业主的非经济社会联系———这也是企业争取稀缺资源的非正式机制。有学者用企业家纵向联系、横向联系等来反映企业家社会资本, 用“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过职”来反映纵向联系; 用“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任何企业工作过及出任过管理、经营等领导职务”来反映横向联系等(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借鉴以上研究, 本文用企业家职业经历 ( 企业家曾经工作过的单位类型) 来表征纵向联系, 用任职规模 ( 企业家曾经工作过的单位数量) 来表征横向联系(徐超,池仁勇,2014)。

Bruderl和Preisendorfer (1998) 将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分为业务类社会资本、信息类社会资本和人际关系类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在此框架下，钱思,骆南峰,刘伊琳,马思齐,李思颖,罗小凡（2018)认为创业者的业务关系网络与企业经营成果直接相关, 其与供应商、经销商、客户群体的关系强弱将直接影响创业绩效。创业者的业务关系网络在促进企业获取丰富的订单业务资源及人才资源, 寻求商业支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业务伙伴方面, 创业者通过与上下游企业建立良好的关系获得更多的利益空间, 通过业务沟通获得促进公司经营决策和业务发展的信息和建议, 维持企业初期的发展需求 (Bruderl&Preisendorfer, 1998) 。信息类社会资本作为创业者信息和资源的有效获取载体, 使创业者能够触及丰富多样的信息, 为其创造良好的创业绩效获取关键性外部资源。新创企业金融资本的可获取程度与其初创期的存活密切相关 (Cooper, GimenoGascon, &Woo, 1994) , 创业者与金融机构的关系为其获取创业资本提供基础。同时, 政府、工商等机关部门在公共政策方面影响着企业的潜在发展。创业者的人际关系类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创业者获得资源支持和精神认同, 进而影响其创业绩效 (Moran, 2005) 。创业者的人际关系资本能够为初创企业自身发展获取高价值的人才, 促进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而且创业者的人际关系资本有利于创业者获得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外部咨询建议, 进而影响企业的创业绩效 (Haber&Reichel, 2007) 。

Koka和Prescott (2002) 按照社会资本所带来的信息利益的不同, 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信息容量、信息多样性和信息丰富性三个维度。Krishna (2000) 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制度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 制度型社会资本与程序、规则和组织等结构要素有关, 而关系型社会资本主要指准则、态度、信念和价值观等。Fonti和Maoret (2016) 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核心社会资本和周边社会资本, 运用核心—外围方法分析了社会资本对组织绩效的直接与间接影响。Payne等 (2011) 基于宏观和微观、内部和外部的交叉维度, 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四个象限, 分别为个体层次的内部联结、集体层次的内部联结、个体层次的外部联结、集体层次的外部联结, 如图1所示。

(郑方,彭正银,杜丹阳,2017)

Brown (1997) 提出了社会资本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 微观层次社会资本 (micro-level social capital) 探讨的是个体如何通过社会网络调动资源;中观层次社会资本 (meso-level social capital) 关注社会网中主体之间的联系类型以及其结构位置带来的资源;宏观层次社会资本 (macro-level social capital) 的研究重心在于大型网络或社会系统中的文化、制度和规范等因素对彼此相联结的主体之间联系性质以及资源创造方式的影响。Putnam (2000) 关于聚合性 (Bonding) 社会资本和桥接性 (Bridging) 社会资本的划分, 也是得到普遍认同的一种维度分析方法, 不少学者对这两种维度的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Woolcock和Narayan (2000) 认为, 社会资本的多维度属性包括桥接、聚合和联结三个方面, 这些维度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差异的关系程度和频率。DAVIDSON P，HONIG B(2003)根据社会资本主体, 将社会资本分为家人、亲戚、朋友、商会和协会、 政府部门几个维度。

汪金爱(2016)基于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当今社会以职业声望为基础的创业者社会地位差异成为社会关系的作用情景,将社会网络按照关系强度(强或弱)和关系功能(桥接或黏合)进行详细分类,其中社会网络的桥接功能是指对异质性较强资源的网络联系,成为创业者获取外部资源的关键;黏合功能是指对同质性较强资源的联结,提高了组织内的相互信任和情感支持。具体地，将创业活动中组织外部的网络联结定义为桥接关系,将组织内部的协作关系定义为黏合关系。创业前较高的职业声望,可以改善自我中心式网络中桥接关系的质量,弥补来自家庭、朋友等强关系的不足,提高短期绩效，黏合弱关系体现为创业团队中存在朋友、同事等合作伙伴,他们以资金或专业技能作为创业资本,为共同的事业而承担一致的创业风险,合作基础是相互信任和创业者对于新创企业的承诺(汪金爱,2016)。将桥接和黏合关系根据关系强度进行划分,共获得4类社会关系。

社会资本的分析囊括了微观(个体)和宏观(集体)两个层次(王国红,周建林,邢蕊,2015)，从个体社会资本来看,由于个体社会资本在网络中心度、网络关系强度以及网络动态性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孵化器在孵企业的成长差异。从集体社会资本来看,由于集体社会资本主要聚焦于集体活动,强调的是因集体网络特征而产生的联合行动能力,这不仅可以产生个体社会资本的外部效应,将原本只属于个体的资源通过网络外部性扩展为准公共资源或公共资源进而实现共享,还可以产生能够体现孵化器内集体行动能力的联合价值创造行为。与此同时,集体社会资本越丰富,其对个体社会资本效应的影响越大,将对个体社会资本与资源获取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王国红,周建林,邢蕊,2015)。

(王国红,周建林,邢蕊,2015)

在关系网络研究领域, 学者们主要根据网络关系的特性来划分网络关系的类型(周劲波,黄胜,2013), 而国际创业研究者则直接沿用关系网络研究者们界定关系网络的方法。例如, 根据关系网络的层次性, 已有研究把关系网络区分为人际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网络) 和组织间关系网络 (商业关系网络) 、国内关系网络和国际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是个人与其他个人之间建立的关系的总和 (Burt, 1992) , 而商业关系网络通常是指企业跟其他企业和机构建立的关系的集合 (Johanson和Mattsson, 1988;Easton和Hakansson, 1996) 。

在新企业构建的社会关系中, 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经营活动开展过程中新企业与各类市场主体, 包括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等, 建立的商业关系;二是创业者或新企业与政府, 包括与中央、地方等监管、审批和资源配置部门等管理人员、机构或部门建立的政治关系;三是创业者与具有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家人朋友等建立的亲友关系(Peng M W, Luo Y D,2000;Park S H, Luo Y,2001)。社会网络领域的诸多研究已经证明, 企业不同成长阶段对关系网络的需求会随着企业发展需要而发生变化。(李雪灵,马文杰,于晓宇,董保宝,2013)。

(李雪灵,马文杰,于晓宇,董保宝,2013)​

王珺;姚海琳;赵祥(2003)把社会资本区分为个人关系资本和集群网络资本,王朝云,梅强(2011)将产业集群网络还可以划分为以生产商、互补企业、互竞企业、供应商、客户为节点的核心网络, 和以集群内的社会主体, 如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科研院所、教育培训机构、其它中介组织为节点的辅助网络等。基于企业家与顾客、供应商、销售商等构成的市场网络;与股东、员工、合作伙伴等构成的内组织网络;与政府、银行等组织构成的环境网络;企业家个人的血源网络、地源网络、学源网络组成的个人网络等网络分类，陈云从企业家的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两方面总结了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 并从机会因子、结构因子和转化因子三个方面为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测量设计了具体的指标。他认为结构因子表现为关系网络的数量和质量, 即关系范围与资源价值。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机会因子可视为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信任预期、成就动机等。企业家社会资本的转化因子是企业家对网络资源的开发、维护和利用, 最后还应当涉及利用社会资本所获得的回报和收益。(房路生,顾颖,张晓宁,2010) 。

企业家社会资本是嵌入企业家现有稳定社会关系网络 和结构中的稳定资源潜力, 其价值取决于关系网络规模与关系成员所有的资本量, 分为基于家庭关系的社会 资本与基于人际关系的社会资本两类(杨俊张玉利,2004)。

朱 沆 张 威 何 轩 林蔚然(2012)指出按照性质与功能区分，社 会资本可分为“信息型”（I n f o r m a t i o n）和“影响型” （I nf luence）两类 [15,16] （二者比较见表 1）。“信息型”社 会资本是关系网络提供的有助交易的信息，包括“有关 交易机会和选择的信息”[11] 和有关交易对象的信息，后 者既有嵌入双方关系中的“信任”，[17] 也有网络所提供的 “社会可信度证明”（往往由共同第三方提供）和“社会 关系身份”。[11] “影响型”社会资本则直接对应学者们论 及的“影响”（I n f l u e n c e），即社会关系所提供的对代理 人决策施加影响的能力。[11,17] 由于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 作用不同，控制和调用它们的成本存在差异。“信息型” 社会资本的主要作用是在平衡型交易中帮助双方减少市 场交易障碍、充当促进市场交易的“润滑剂”，[18] 由于 这类交易中买方卖方均有交易愿望，信息流动的成本低 廉，[17] 因此控制和调用这类社会资本所需代价通常较少。 “影响型”社会资本的作用则是干预性的，意图促成掌 握资源的代理人（强势方）与渴求资源的弱势方的不平 衡交易，需要掌握决策权的代理人偏离既有标准和规则， 而且这种偏离往往不被社会认可甚至不合法，[15] 行动者 需要付出较高的经济代价补偿代理人的风险，因此控制和调用“影响型”社会资本带来的网络交易成本较高。

社会资本对创业绩效的直接作用

创业本质上是一种网络化形式的活动,是创业者发现、调动、建构和运用社会资本来发现创业机会的相关信息,获取开发和发掘创业机会所必须的资源的行为过程。根据GEM(全球创业观察)报告的定义,将创业进程分为4个阶段:创业机会识别阶段、创业机会开发阶段、新企业成长阶段以及企业稳定阶段(REYNOLDS P N.BOSMA E.AUTIO S,et al,2005)。COVIELLO N E, Cox M P(2006)认为,创业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指前3个阶段,创业企业进入稳定期后,不再属于创业研究范畴。由于创业机会识别阶段创业者还未采取实际行动实施创业,其社会资本情况难以跟踪调查,因此创业机会开发和新企业成长两个阶段受到较多关注。不同创业阶段的绩效测量方法:对创业机会开发阶段绩效主要用关键活动(财务筹划、团队建立、工商注册等)发生与否来判断绩效高低,而新企业成长阶段则用财务、人力、专利技术等数据增长情况来评价绩效(任胜钢,曾慧,董保宝,2016)。关于网络跨度的测量,采用标准的自我中心网络测量方法，访谈过程中收集到创业者的联系人的职业类别,根据PATEL P C, Terjesen S(2011)的计算公式进行测算(任胜钢,曾慧,董保宝,2016)对于创业机会开发阶段的企业绩效的测量,采用FARMER S M, Yao X, Kung K(2011)设计的7 个测项来测量,描述企业是使否参与创业机会开发的7个主要活动(包括财务筹划、团队建立、融资等),“0”表示“没有参与该项活动”;“1”表示“参与过该项活动”,最后将7个得分相加,分值越大,绩效越高。(任胜钢,曾慧,董保宝,2016)对新企业成长阶段的企业绩效进行测量,首先获得企业最近3年内的利润、销售额和员工数量的增长比例或者减少比例;然后计算每项指标的年度平均增长率或者减少率;最后,将这3个指标整合到企业增长的一个指标中。对创业的跟踪调查显示在创业机会开发阶段,创业者社会网络是一个较小的核心的圈子,主要由创业者亲人、朋友、同学等强联系和部分弱联系组成,网络跨度通常较小。创业者利用亲戚和朋友这个核心的网络来获取创立企业所需要的关键性资源,如启动资金和团队。在新企业成长阶段,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向外扩散,形成一个多元化的、更大的社会网络,这种网络跨度的扩展通常是以某个联系人为中间节点,通过引荐等方式进行扩散,最终形成一个富含结构洞的社会网络(任胜钢,曾慧,董保宝,2016)。

Ref:任胜钢,曾慧,董保宝,2016
创业实质上是一组创新活动的实施过程,焦俊,苏中锋,李垣(2011)​分析了创业过程中寻找机会、筛选机会、把握机会和获取收益4个阶段中企业家资本所发挥的作用。(焦俊,苏中锋,李垣,2011)​

​发现机会指企业家在发现市场需求的过程中寻找机会和筛选机会两个阶段。寻找机会是通过分析环境和/或研究已有资源发现潜在机会的过程;而筛选机会则是对发现的潜在机会进行可行性分析, 选择最合适机会的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 企业家资本分别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寻找机会时, 通常有3种可供选择的途径:①通过分析外部环境寻找机会;②通过分析已有资源寻找机会;③同时分析外部环境和已有资源寻找机会。其中第3种途径是前2种途径的融合[9]。​在寻找机会的过程中, 企业家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企业家社会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上。企业家社会网络可以为企业家提供各种有价值的信息, 同时企业家声誉还可以帮助企业家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6]。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企业家识别环境中隐含的机会和已有资源的价值, 进而帮助企业家发现各种潜在的机会。企业家社会技巧可以帮助企业家更好地利用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和声誉获取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但是由于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评估是否能够利用这些机会进行创业, 所以这些机会仅仅是潜在的机会, 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评估、筛选。​在筛选机会的过程中, 针对不同的机会寻找方法有不同的筛选路径。如果潜在机会是通过分析外部环境获得的, 企业家还必须分析是否拥有或能够获取利用该机会所需要的资源。只有保证了在利用机会过程中的资源投入, 才能真正实现对机会的利用。如果无法为利用机会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 通常都无法保证对机会的有效利用, 这也正是大量创业活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1]。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潜在机会的分析和评估过程中;而企业家社会资本不仅为评估过程提供了信息, 同时作为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可为已有资源的新组合提供保障。如果潜在机会是通过分析已有资源发现的, 企业家还需要调研该机会是否有市场需求。在这个过程中, 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企业家获取市场中的信息。而当潜在的机会是通过分析外部环境和自身资源发现的时候, 企业家也需要通过利用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评估这些机会, 选取最为合适的机会进行开发。通过利用企业家资本对潜在机会进行有效的分析, 可以帮助创业者选择最为合适的机会, 降低创业的风险。利用机会指企业家通过开展创新活动满足发现的需求并创造价值的过程, 其包含把握机会和获取收益两个阶段。把握机会指企业家通过开展创新活动来满足市场的需求;而获取收益则是企业家将创新推向市场, 获取创新收益的过程。在这两个阶段, 企业家资本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焦俊,苏中锋,李垣,2011)​企业家通过开展创新来把握发现的机会。在开展创新前, 企业家需要招募人员来完成产品的开发。虽然企业家也可以参与到开发过程中, 但仅仅依靠企业家一己之力是无法完成这样的工作的。同时, 企业家还需要获取资金、技术等来保证创新的顺利进行。企业家社会网络可以帮助企业家获取外部资本的支持, 还可以帮助企业家寻找到所需要的人员;而企业家社会声誉可以降低获取资金等物力支持的交易成本, 可以帮助企业家吸引人才加盟[12]。企业家的社会技巧则可以帮助企业家更好地利用自身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声誉, 使两者发挥更大的效用。开发过程中企业家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将相关信息发布出去, 帮助企业快速地建立销售网络和渠道, 实现创新商业化的成功;良好的企业家社会声誉可以减少甚至消除消费者对企业新产品的担忧, 使创新迅速被市场接受, 从而获取创新的先发优势[10]。

创业本质上是面向机会价值开发的资源获取、组合与利用过程, 而创业者社会资本则是创业资源获取的有效途径。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于行为主体内外部的关系优势, 能够帮助创业者更好的发现创新性机会、整合创业资源、推动创业过程的开展。通过关系网络, 创业者不仅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稀缺资源, 而且能获得对企业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战略性资源。资源获取本质上是新企业利用创业者的社会资本提升绩效的重要机制之一(秦剑,张玉利,2013)。从关系维度而言，社会资本在提升资源的可得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Hsu,2007），其影响机制包括建立信任、信息流动、惩罚约束和偏好选择（Ferris et al.,2017）。其中，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维度（Larson,1992;Welter,2012），既是社交关系建立的推动力（Anderson et al.,2007），也是社交网络活动的润滑剂（Anderson and Jack,2002），社会资本凭借信任机制，能够有效降低监管成本和需求，弱化不完全契约和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信息机制强调，网络连接和社会资本开启了信息流动的新渠道（Hochberg et al.,2007;Engelberg et al.,2012），不仅创业者能通过这一渠道获得丰富且互补的信息与资源以支持创业活动（Burt,1992;Elfring and Hulsink,2007），反之亦然，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同样能够借此获取信息，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社会资本也能通过名誉损失或惩罚机制，起到传播违约信息的重要作用，并且对群体或网络的认同也可以改变网络中个体的偏好和选择（Ferris et al.,2017）。信任如何产生？Lewis和Weigert(1985）、Mc Allister(1995）划分了情感基础信任和认知基础信任：情感基础信任根植于人的情感和社会关系中，由多方的情感联结产生（Lewis and Wiegert,1985）；而认知基础信任是理性和经济因素的体现，信任的产生取决于“合理的原因”（如：值得信赖的证据）。信任来源之一是社会交换和交互（Nguyen and Rose,2009），而信息分享(分享保密信息、提供真实的时效性信息，解释信息细节和结果等)是社交互动最为普遍的一种情形（Nguyen et al.,2005; Maxwell and Lévesque,2014）。基于情感与互惠的协调, 创业者就可以把创业企业整条供应链的潜在经济价值都挖掘出来。(范良聪,罗卫东,2008)首先, 创业者可通过网络互动中的情感交流与表达达成理解与共识, 铸成稳定的关系。因为关系的建构不可能只是为了私利;仅以利益驱动的社会网络必将走入“囚徒困境”。比如在创业之初, 若风险投资公司过分强调前期产出, 就很可能因认识冲突而不利合作。而情感对团队构建, 提高成员的决策参与度进而决策质量, 减少冲突与团队分裂的可能性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20]。同时, 基于情感的网络还会沿着传统的人情世故向外扩大。比如, 家族企业成长的第二步往往就是血缘外关系人员的加入。因此, 情感在维护创业企业社会网络中有纽带性作用。(范良聪,罗卫东,2008)网络特性, 即基于不同网络节点连接模式的网络构成形态, 比如广度与深度。网络广度指组织覆盖的范围及内部差异程度。一般地, 越是广泛参与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 网络中的成员背景差异越大, 创业者可获得的资源就越丰富、高质。网络深度则指网络成员的专业素质、经验与网络关系的强弱。一般地, 网络中的成员素质越高, 经验越丰富, 关系越紧密, 对市场、行业的认识和把握就越强, 越能为创业者提供高质的信息、有益的经验教训和智力支持。可见, 网络特性对资源的获取与质量是很有影响的。(范良聪,罗卫东,2008)互惠机制的作用也很明显。互惠是形成长期合作的基本保障, 理性的创业者不会选择无利可图的人合作。网络的特征之一就是交易方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在网络形成与发展中共担风险、共谋利益, 形成责任与义务的对应[7]。因此, 源于互惠, 创业者乐于参加各种社会网络, 以缩短与各种资源的距离[21];同时利用这么一个方便的、成本节约的平台, 搜寻、了解合作者。(范良聪,罗卫东,2008)其二, 异质性。组织形成常伴随着网络内部关系从相对简单的双边关系到密集稳定的多边关系的演化 (Larson & Starr, 1993) 。新创企业的形成就是创业者早期异质性个人关系网络延伸而形成的稳定与忠诚[24]。因而, 网络成员的背景、知识、阅历、能力等差异越大, 可建立的关系就越多样, 可用的资源就越多, 质量也越高[25]。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网络中有企业家、技术工人、管理人员, 要建企业就变得相对容易。(范良聪,罗卫东,2008)其一, 网络规模, 包括网络的大小与数量。这可以影响人们接触社会的范围与认知范围。网络规模过小可能会限制其所能实现的目标类型。比如, 一个家庭虽能经营好一个餐馆却无法从事半导体制造。网络数量则意味着可选择的弱联系进而资源存量的多少[21]。创业者的联系更广泛, 就面临更多的机会, 能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 创业者的第一任务是与足够多的通向必需资源的潜在门户建立联系[22]。(范良聪,罗卫东,2008)其三, 网络深度。并非所有的社会网络都能给创业者提供帮助, 还得看关系强度[26]。因为建立在强关系基础上的沟通交流与信息互动可更好地通过挖掘网络内部的存量资源而获益。比如, 建立在联谊、互访、参股合作基础上的互动显然更有助于培养网络认知与信任;进而互动频率越高, 双方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也就越高[27]。需要强调的是, 这里的强联系与网络规模中的弱联系是不矛盾的。不同类型的联系在创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一样, 也许强联系与弱联系的互补和平衡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28](范良聪,罗卫东,2008)。

Larson (1993) 甚至提出, 新企业创建的过程就是创业者对社会网络关系的运作过程, 并构建了一个描述创业过程中关系演化的模型, 阐述了创业者与资源提供者在建立新企业过程中的关系互动, 该模型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创业前关系状态、创业过程中关系状态、创业后关系状态。创业前关系状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与其他人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创业者也不例外, 因此, 在创业活动尚未开始之前, 创业者与他周围的人存在各种不同的关系, 包括社会关系 (如同事关系) 或情感关系 (如血缘关系) , 这些关系为创业者的创业提供了可能的资源。创业过程中关系状态:这一部分包括三个阶段, 即对基本关系的关注阶段、对基本关系的转换阶段、对转换后关系的整理阶段。在创业活动开始之后的第一阶段, 即创业者有了创业的想法后, 创业者开始关注他与其他人之间的这些关系, 通过诸如“试误” (trial-and-error) 等辨别并挑选可为创业所用的关系。在第二阶段, 创业者要做的是把挑选出的关系 (原本只是一般的社会关系或情感关系) 转变成另外的关系, 也就是创业关系, 使原本只有一个维度的关系成为两个维度的关系 (社会关系或情感关系加创业关系) , 这样, 关系人成为创业的伙伴或者出资人。第三阶段, 对经过第二阶段转换的关系进行整理, 开始产生各种管理的职能和活动, 诸如财务、营销、生产、研发等, 个体的关系最终转化为企业的活动, 新的企业最终形成。也因此, 新企业可以看作是个体之间关系的最后结晶。(赵都敏,2007)。

以上主要从创业者角度分析了创业过程，与此同时还可从单条双边联结和整体创业网络两个视角研究创业网络的形成过程。从单条双边联结来看, 已有研究多关注联结强度属性的变化。如Larson (1992) , Larson和Starr (1993) 认为随着时间的积累, 创业网络中双边联结的关系强度会逐步提升。Lechner和Dowling (2003) , Lechner (2006) 也主张新创企业必须推动弱联结向强联结的转化, 这样更有利于提升创业成功率。无论是隐性联结、嵌入联结还是上下游联结, 研究开始由联结强度转向联结内容, 关注联结主体 (显隐性特征、产业链位置特征) 以及联结所承载的关系 (嵌入与否)。从整体创业网络来看, 创业网络的形成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网络特征的变化, 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同类型网络间的转化。从网络特征变化角度来看, 研究侧重观察诸如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强度等特征的变化。如Hite (2003) 指出, 在创业网络发展过程中, 网络强度和内聚力都会逐渐减弱。这与前述沿双边联结探讨的强度变化形成相反的研究结论, 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论证。从网络类型转化角度来看, 研究首先对创业网络类型进行细化, 进而将网络的细致类型与新企业成长阶段进行匹配, 以挖掘出创业网络演化的路径。如Lechner (2003, 2006) 指出, 随着新企业的成长, 社会声誉网络的重要性在降低, 而企业间合作网络的重要性在增强。从总体上来看, 对整体网络形成的研究多侧重网络结构变量上的变化, 以及网络类型的转化, 尚缺乏对网络内容变化的追踪与挖掘。新企业创业网络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互动过程, 其中涉及新企业对拟建构的双边关系的界定、网络伙伴的选择、关系导向行动的发起等一系列行动。对于创业网络的形成, 主要存在两种解释逻辑。一种观点认为, 创业网络的形成是经济逻辑导向过程, 即新创企业与其他企业建立关联是出于对方的经济优势的考虑(Hite J,2003)。从这一观点来看, 企业间关系建立的动机在于双方在每一次交易中获得的经济价值, 以及在持续交易中的快速成长。另一种观点认为, 创业网络的形成是社会逻辑导向过程, 即新企业通过关系互动推动信任与互惠的发展, 以协调企业间的日常交换。从这一观点来看, 新企业并不特别在意网络成员为其带来的短期经济利益, 而是考虑如何通过互动建立长期的信任与互惠机制。Das和Teng (1998) 指出由于无法监控经济交换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 企业必须在与伙伴企业的互动过程中保有最低的信任水平。经济逻辑关注企业间相互的经济优势, 着眼于以市场为中心的关系建构;而社会逻辑强调关系互动影响下信任与互惠的发展, 突出创业者的情感因素。从企业网络理论来看, 企业间关系应当是经济交换过程互动的结果, 应沿着非人格化关系建立网络联结;然而实证观察却显示, 创业者社会资本影响下的创业活动, 往往以建立人格化的网络联结为路径, 促使新企业以个人信任为载体、沿着个人关系互动的路径建构创业网络(韩炜,彭正银,2016)。网络理论认为关系建立会受到先前网络联结和强信息传递的影响。从先前网络联结来看, 新关系的建立往往源于创业者曾经建立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如曾在其他企业工作(Beckman C,Burton M D, O’Reilly C,2007)。从信息传递来看, 创业者的背景、先前成就会对企业与潜在伙伴间关系建立的速度和频率产生影响(Hsu D,2007)。而针对这两者的相对影响作用的新近研究显示, 创业者先前联结以及社会背景的影响要远大于企业先前成就的影响(Hallen B L,2008)。然而,网络形成涉及企业与潜在伙伴间关系的建立, 但并不仅仅是多个关系的简单加总, 而是关系间相互作用使得企业逐步嵌入网络。应运而生的嵌入理论将嵌入定义为企业的经济行为和结果被行为人的双边关系和整体关系网络所影响。其中嵌入又包含关系型嵌入和结构型嵌入:前者是指单个主体的经济行为与另一主体的互动,展现出以双边关系为导向的动态过程;后者是指群体间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的联结, 并形成以系统为特点的关联结构, 折射出组织关系从双边走向三方的过程。结构型嵌入所反映出的是一种一方主体经由第三方的关系传递而与前者伙伴建立关系的动态效应, 这会对网络的资源配置结构与方式产生影响。尽管网络理论对成熟企业网络的关系建立、嵌入形成已经做出较为深刻的解释, 但在创业网络领域, 研究仍停留在单一关系的建立上, 且对新企业的网络行为探讨不足。同时, 已有研究尚不能解释从单一关系建立到整体网络形成的过程机理, 对网络嵌入的挖掘不足。尽管Hite (2003) 曾经研究了创业网络联结向关系型嵌入的转变过程,其中嵌入所体现的是比联结更为深入、紧密的关系。但嵌入并不仅是强度更高的联结, 它表现为关系的内容, 是联结双方相互信任和承诺达成的过程。创业网络形成本质上是一个网络过程问题, 这也是网络理论关注的重点问题。从网络理论来看, 已有研究对于过程构念的内涵解析存在不同的观点:一是应用生命周期理论, 将过程视为一系列事件沿时间维度的线性变化;二是应用辩证逻辑观点, 将过程视为事物发展进程中通过平衡多方力量以解决矛盾、冲突的非连续序列;三是应用进化论观点, 将过程视为一种环境影响下历经变异、选择、保留的优胜劣汰式变革。援引过程视角用于创业网络领域, 研究多基于第一种观点, 以时间为轴描述事件的发展、概念的变化。如Larson和Starr (1993) 经典的“新创企业生成模型”, 描述了创业网络形成的三个阶段, 即对双边联结的探索、选择和利用。Hite和Hesterly (2001) 同样探讨了时间维度下创业网络的形成过程, 研究以新企业成长阶段为轴, 指出在新企业由生成转向初期成长的过程中创业网络类型的演变。事实上, 在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 借鉴辩证逻辑和进化论观点刻画创业网络演化过程中的要素互动, 有助于深刻勾画创业网络形成的细致图景, 揭示网络形成的内在机理。创业网络的形成蕴含着以创业者为主导的人格化关系以及以企业为主导的非人格化关系, 是一个由关系的尝试接触到关系正式建立的动态演变过程。 创业网络的形成是新企业经由关系接触、关系交往、关系调适到关系建立的一系列创业行动组成的过程。首先, 针对创业者社会资本的先前联结, 或其存在可能影响的联结, 新企业会采用目的性接触, 向潜在伙伴传递信息;而当创业者社会资本缺乏先前联结或影响的潜在关系时, 新企业则采用随意性接触, 促进蕴涵于弱联结、间接联结中的信息得以放大, 实现弱联结向强联结的转化。其次, 在初步完成关系接触基础上, 新企业将进一步与潜在伙伴展开关系交往, 借助信息传递强化潜在伙伴对自身的了解与认知, 以克服合法性缺陷。再次, 在认知匹配基础上, 新企业关系调试行动意在从运营层面形成与潜在伙伴的匹配, 为双方协同任务的完成提供前期准备。最后, 关系建立不仅指新企业与潜在伙伴间单次交易的完成, 而是持续性交易的进行与合作的开展, 因此新企业与潜在伙伴要在促进单次交易或任务的认知匹配与运营匹配基础上, 通过关系内问题的解决实现战略匹配。在创业网络形成过程中, 创业者与新企业的角色存在差异, 且随着网络的形成而发生异变, 引发网络联结属性的变化。在萌芽期, 新企业与潜在伙伴间的关系主要靠创业者社会关系人的引入, 即创业者社会资本成为双方关系的“桥梁”。而创业者则作为新企业的代表, 成为关系中的重要节点, 原因在于社会资本的信任主要源自创业者特质而非新创企业特征。在试错期, 尽管新企业开始扮演关系交往中信息传递参与者, 但创业者仍是关系的主导者, 但创业者社会资本的作用在逐渐减弱。进入调整期, 新企业与潜在伙伴间的关系调试以创业者和新企业的双重联系来维系, 原因在于任务的运营主要以企业为主体, 新企业在这一阶段的参与表现为在任务承担与运营上配合潜在伙伴进行调整。在稳定期, 创业者的角色逐渐交由新企业扮演, 新企业具体完成与潜在伙伴的关系建立与战略匹配, 因为潜在伙伴已经通过任务的运营将信任由创业者转移至新企业。从总体上来说, 创业网络的形成伴随着两种路径的交叉融合, 一是依据创业者的人格化关系建立网络联结, 这源于创业网络中所蕴含的创业者社会资本及其情感因素;二是依据以企业为主体的非人格化关系建立网络联结, 依靠市场交易的规则建构或管理企业间的交换关系。随着创业网络逐步走向成熟, 以人格化关系为主体的网络中心战略将被以非人格化关系为主体的市场中心战略所取代, 即由创业者个人网络演变至创业企业间的网络。在创业网络形成过程中, 创业者调用社会资本的方式不同。社会资本是创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投入, 创业活动正是由嵌入于创业者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所驱动的。从已有文献来看, 研究多主张创业者的行动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者利用社会资本获取资源的效果, 尝试解释社会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强度等结构特征与创业行动的关系。然而创业者如何调用社会资本用以建构创业网络关系, 已有研究并没有得出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韩炜,彭正银(2016)指出在创业网络关系建立之初, 创业者对社会资本的利用不是直接从社会关系人手中获取资源, 而是经由社会关系人与潜在伙伴建立接触式联系, 形成关系传递效应。进而, 在与潜在伙伴建立初步联系后, 创业者才会调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资源, 经由强联结撬动社会关系人的高含量资源, 用以支撑新企业的运营。当新企业与潜在伙伴建立关系后, 新建立的关系将成为新企业未来关系传递的节点, 通过传递至新关系促使新企业逐步嵌入于创业网络。这种基于关系传递而嵌入的过程将新企业的市场行为嵌入于一个由市场交易与利益、信任与利他情感构成的多元关系中, 使得新企业能够借助创业活动而形成关系嵌入, 并有可能籍此存在的关系嵌入发展成为结构嵌入。

第3类研究从社会资本不同维度总结其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王庆金,王强,周键(2020))。结构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内外部社会网络、网络结构及网络稳定性(侍文庚,蒋天颖,2012)。结构社会资本描述了企业的社会联系强度,通过这些联系能够获取社会网络中大量信息资源(Lawson B,Tyler B B,Cousins P D,2008)。因此,结构社会资本有利于新创企业挖掘关键信息,充分利用手头资源解决问题,有效加快创业拼凑速度。关系社会资本是指通过社会网络关系进行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信任、团结和友谊等(Vlaisavljevic V,Cabello-Medina,Carmen,et al,2016)。研究发现,关系社会资本代表社会网络质量,可以通过关系创造和维持获取大量稀缺性资源(侍文庚,蒋天颖,2012)。新创企业通过关系社会资本增加手头稀缺性资源数量,提高新创企业资源拼凑质量,进一步提高创业拼凑能力。认知社会资本是指网络成员之间的共同愿景、观点和立场,代表价值观近似程度（Nahapiet and Ghoshal,1998）,强调企业间一致的目标,对任务实现方式有认同感(Chang, Man-ling,2017)。分析文献资料发现,社会关系网络中认知资本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对知识等资源的转移和管理(侍文庚,蒋天颖,2012)。新创企业通过资源有效转移和适当管理,能够加强资源整合与利用,保障创业拼凑便捷性和效率。

(袁凌,刘可,詹晓青,2009) 系统分析结构社会资本、关系社会资本与认知社会资本对生存绩效与成长绩效的影响。(袁凌,刘可,詹晓青,2009)结构社会资本把社会系统和联系网络作为一个整体特性, 描述了人们或组织之间的非个人的联系架构, 主要包含网络联系、网络架构以及网络调用。网络联系是组织成员相互之间的联系情况;网络架构是组织中的网络结构特征;网络调用是指为某一特定目的建立的关系网络可以为其他目的提供有价值的资源。结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社会网络, 而社会网络往往被视为一种工具, 新创企业通过这一工具降低交易成本、获取企业成长和发展所必须的外部资源, 并且获得企业合法性, 求得(袁凌,刘可,詹晓青,2009)网络联系包括企业内部之间的联系, 也包括企业之间的联系, 它为企业提供获取资源的渠道。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系, 能有效地识别和利用商业机会、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获取企业生存的关键资源, 进而转化为企业持续经营的生存能力。并且, 新创企业可以通过与许多既存企业 (以及有信用的个体) 的网络联系获得行业认可。网络构架是一种网络结构特征, 为新创业务的信息和资源交换提供了平台。松散的网络结构, 有利于发现机会;紧密的网络结构, 有利于信息的共享。以社会网络为平台的信息交流, 能鼓励企业成员进一步交换信息, 而信息的交流有利于他们的长期绩效, 也为企业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而新创企业对环境的准确估计是有效运用社会网络、成功调用网络资源的结果。新创企业的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创企业对环境的估计, 在这个环境里新创企业获取资源来开创新业务、维持企业成长[8]。(袁凌,刘可,詹晓青,2009)
(袁凌,刘可,詹晓青,2009)关系社会资本指内含在或多或少制度化关系中的资产, 主要集中在人们相互尊敬、友谊等形成的特别联系中, 主要包括信任、规范和认可、义务和期望、一致性和视为同一。在高信任度的企业中, 人力资本之间、物质资本之间、以及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更容易聚合在一起创造经济价值。规范与认可可以为某些行动提供便利, 同时限制其他行动。义务和期望可能会影响到企业成员获得交往和组合知识的机会, 同时也可能会影响这种交换的动机。一致和同一表明了企业成员对企业目标等的一致承诺。其中, 信任是关系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袁凌,刘可,詹晓青,2009)信任能促进个体之间或团体之间社会资源的交换, 增加个体、团体之间交流与合作。企业的内部信任包括横向信任和纵向信任。企业成员间、部门间相互信任, 合作度高, 能促进企业员工间、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 减少摩擦, 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公司内部不同部门中工作的人互相信任, 能够增强成员间义务和期望的对称性。部分部门之间的网络联系就是以相互承担义务与期望为基础的。这种义务与期望让网络内的相关部门之间分享共同的经验、知识以及信息, 进而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而企业的纵向信任主要是指管理层和普通员工之间的信任, 这种信任能有效地改善沟通渠道、提高工作效率, 实现管理层和普通员工的共赢。并且, 信任并不局限于企业内部, 还包括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 比如供应链上企业的相互信任。企业间相互信任能降低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 为长期合作奠定基础, 也就为企业的持续经营提供了保障。(袁凌,刘可,詹晓青,2009)信任是社会资本坚实的基础。建立起相互信任之后, 企业成员间、企业一般员工与管理层之间会增强合作意愿, 并在协作过程中进一步扩展和加深彼此的信任, 而这种合作有利于双方的资源获取, 能实现多方主体的共赢。美国学者Zucker将信任分为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两种方式[10], 前者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 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 (泛) 家族关系之上, 后者则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 由此形成传统型社会资本和现代公民型社会资本。信任对企业的成长, 尤其是家族企业的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家族企业为了获得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内部经营环境, 通常倾向于建立一个以特殊主义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储小平, 李怀祖指出信任或信用规则是影响家族企业融合社会资本成效的根本要素[11]。家族企业的成长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融合社会资本的过程, 在这个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应该逐步抛弃基于家族主义价值观之上的特殊主义信任———私人信任, 构建基于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之上的普遍主义信任———社会信任。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是互补的, 就家族企业而言, 应该把现代公司中社会资本的优势与家族企业传统社会资本协调好, 取得一种均衡, 家族企业才能在这种动态平衡中获得发展。(袁凌,刘可,詹晓青,2009)认知社会资本是网络中的认知范式, 被具体化在共享的代码、故事、范例中, 它促进对共同目标的普遍理解以及以适当的方式在社会系统中行事, 主要表现形式包括语言的统一、代码的一致和叙述的共享。Inkpen和Tsang认为共同的目标和共享的文化是认知资本的主要维度[12]。共享的愿景是组织中成员的共同目标与期望;组织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而共同语言的使用能提升组织成员对他人及其信息的理解能力。(袁凌,刘可,詹晓青,2009)认知社会资本对新创企业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企业合法性的获取。这里的合法性, 并不局限于法律范畴, 更强调企业在市场和行业中获得认可。认知性资本的另一作用是为创业者的行为提供有利支持, 以加强创业信念、营造创业氛围。共享的愿景能把一个松散的系统聚集在一起, 促进整个企业的资源整合。尤其是新创企业面临危机时, 企业成员对愿景和目标的共同认可能给成员提供强大的情感支持、鼓舞成员的斗志、增强成员之间的凝聚力, 有助于新创企业转危为安。共享的组织文化能强化企业成员行动的一致性, 增强企业目标和成员个人目标的一致性, 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而共同语言的使用促进组织成员交流的有效性。(袁凌,刘可,詹晓青,2009)在组织内部, 共享的愿景、共同的价值观有助于发展企业的认知社会资本, 而认知社会资本也反过来有益于整个组织和成员的行为, 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创业企业中成员能力大小和创业绩效是紧密相关的, 然而影响企业创业绩效的因素除了成员本身的能力外, 还取决于成员在能力发挥上的意愿问题, 而这个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对企业目标的认识以及个人价值观的差异。在共享的愿景和价值观里, 企业成员能更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 在积累认知社会资本的同时也强化了他们共享的愿景和价值观, 实现企业和个人的双赢, 对企业的成长产生积极影响。而共同语言的使用促进企业成员对行动的结果产生共同的预期, 有利于相互间的合作。(袁凌,刘可,詹晓青,2009)通过结构社会资本、关系社会资本与认知社会资本对创业生存与成长绩效的影响分析, 可得出结论:社会资本对新创企业的生存和成长有正向影响。结构社会资本有利于新创企业获取资源来赢得生存和发展;关系社会资本可增强企业信任, 促进企业成员交流, 强化资源共享意愿, 促进企业和个人的共赢;认知社会资本有利于传递信息、整合资源, 促进员工相互学习, 从而提高创业绩效。(袁凌,刘可,詹晓青,2009)

(袁凌,刘可,詹晓青,2009)​

薛静(2018)认为创业者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关系维下各构成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不尽相同，建议基于Krackhardt D(1990)、Granovertter M S(1973)“强弱联结理论”, 按照强弱联结→信任与合作、非冗余连接、机会发现→绩效的思路, 研究创业家的强弱联结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Burt R S(1992)“结构洞理论”, 按照结构洞→非冗余信息→绩效的思路, 研究创业家占据结构洞的数量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Fisman R(2001)“政治关联理论”, 按照政治关联→稀缺资源获取→绩效的思路, 研究政治关联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创业者社会资本的构成方面, 可沿用Nahapiet J, Ghoshal S(1998)的分类, 结构维用创业家的网络规模、结构洞来测度, 关系维用网络多样性、强弱连接、政治关联来测度, 即引入政治关联以完善创业家的关系方面的测度;在绩效的测度方面, 突破当前研究的单一性, 按照发展阶段 (初期、成长期、成熟期) 对其进行分别度量, 即分别使用“首次获得VC的融资额”、“获得VC的轮次数、存活期”、“IPO退出、退出期限、创新能力”来度量。将创业者特质的构成因子分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专业领域、创业经历、声誉、企业家精神等显性和隐形测度指标,这些构成因素对创业企业各阶段绩效的作用机理、影响效应不尽相同。创业者特质通过影响“识别并利用机会、获取异质性关键资源、获取组织合法性”的程度不同, 进而对创业企业绩效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效应。

彭华涛和高雄义（2005）[10]在研究中，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对高技术企业创业模式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指出资源限制、创业机会和选择是高技术企业构建社会网络的驱动力，并从理论上提出了基于弱关系力量的高技术企业创业模式、基于强关系力量的高技术企业创业模式和基于结构空洞的高技术企业创业模式。何雪松（2005）[11]在对相关理论进行批判性回顾的基础上，从社会网络动态过程的视角提出了一个整合结构、文化与个人能动性的理论框架，以全面洞察个人社会网络在社会文化脉络下的动态变化，并指出了社会网络动态过程的3个向度：网络构建、关系维持和资源动员。

(房路生,顾颖,张晓宁,2010)

第4类研究关注其它因素在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芮正云,庄晋财,罗瑾琏,2016)通过解析创业者从社会资本中调用创业知识的过程,提炼出关系能力与学习能力2种关键的能力因素,并进一步探究两者在社会资本促进外部知识获取环节中的作用,从而指导创业者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帮助创业者克服创业知识约束(芮正云,庄晋财,罗瑾琏,2016)。创业者的学习能力定义为:创业者通过知识处理行动来改善自身知识存储状态(如增加知识种类和数量)的能力(Jerez-Gómez P, Cespedes-Loente J, Valle-Cabrera R, 2005)。

(芮正云,庄晋财,罗瑾琏,2016)

(张鹏,邓然,张立琨,2015)从企业规模( S) 、企业性质( N) 与企业成立年限( F) 入手,将企业家社会资本按其内容划分为纵向社会资本( V) 、横向社会资本( H) 和社会关系资本( R) 。纵向社会资本是考察企业家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 横向社会资本是考察企业家与竞争对手、其他企业的关系; 社会关系资本可以划分为技术关系资本、政策关系资本、资金关系资本三个方面,技术关系资本包括企业家与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的关系,政策关系资本包括企业家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的关系,资金关系资本包括企业家与金融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的关系。考虑三种企业异质性因素分别在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这一关系中所表现出的调节作用。

(张鹏,邓然,张立琨,2015)

当前关于创业绩效比较权威的测量维度是企业生存绩效和企业成长绩效。(吕佳,郭元源,程聪,2018)企业生存绩效指能够维持企业持续发展的最低经营条件, 因此生存绩效主要采用财务指标来衡量。在组织绩效评价研究中, 常用的财务评价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利润率、投资回报率、资产回报率等方面 (Pegels等, 2000) 。企业财务指标的优势在于客观、可比性强以及数据资料获取方便。随着市场导向、企业社会责任等理论的深化, 越来越多的研究也指出了财务指标在衡量企业发展方面的不足之处 (柳燕, 2007) , 例如只能反映企业当前的发展状况, 不能预测未来的企业状态等。生存绩效在创业绩效中的重要性体现在创业企业首先必须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 (Rawley, 2010) , 一般来说, 创业企业成长主要体现在员工增加、企业销售额增长、企业合约数增加等方面。而在实际的创业企业成长绩效测量中, 主要就是从企业员工数量、营业额以及收入增长等方面来度量的 (沈超红, 2006;田茂利, 2007)(吕佳,郭元源,程聪,2018)。

社会资本对创业绩效的间接作用

创业过程主要由创业机会的识别、商业模式的选择、创业团队的构建、创业融资的获取、新企业的创建以及新创企业的管理等活动构成。整个创业过程都离不开企业家的各种资源投入。企业家投入各种资源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创业回报 (如财务回报、更高的社会地位、成就感等) , 由此, 企业家的投入具有了“资本”的性质。这些资本被学术界归纳为四类: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企业家的四种资本虽然各司其责, 但彼此相互促进——一种资本的积累会提升其他资本的水平(张铭,胡祖光, 2012)​。心理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尤为重要的三项资本。创业者社会资本根植于其心理资本的系统水平与完备程度。正是在创业者心理资本中的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以及韧性等关键要素的影响下,创业者才可能具备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与开辟新市场的内生性动力。从创业者本身来看, 社会资本与创业者个人背景、成长经历以及工作经验密切相关, 当前的社会资本主要反映在创业者拥有与其创业活动相关的社会关系方面(韩炜等,2013)。企业家人力资本是指企业家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企业家积累的人力资本越多, 其对创业机会的识别能力就越强。社会资本的概念是从人力资本概念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 是指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关于企业家社会资本的研究, 目前主要集中于“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领域。社会关系网络是创业者识别创业机会的重要途径。但企业家机会识别与利用能力除了受到人力资本 (个人特质、知识、先前经验等) 和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关系等) 两个关键因素影响之外, 还受到了企业家认知因素 (如个性特征、警觉性、前瞻性等) 的影响(尹剑峰,陈发裕,郑勇华,龙梅兰,2017)。在新创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创业者的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创业能力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譬如,在企业的创业初期,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对其创业能力的影响程度最高。在新创企业的高速发展期,人力资本的作用较为显著。在新创企业的成熟和持续壮大期,此时创业者的心理资本对于创业能力的可持续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吴能全,李芬香,2020)。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有一定匹配性, 其作用机制和企业所处创业阶段的不同都可能给企业创业绩效带来不同影响(钱思,骆南峰,刘伊琳,马思齐,李思颖,罗小凡,2018)。创业者创业资本由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 三个维度创业资本从不同层面影响创业, 其中创业者人力资本主要影响创业意愿、创业机会识别以及初创企业的管理, 经济资本决定能否为企业建立以及初创企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社会资本则关系到创业有关的各种资源获取。(郭新宝,2014)人力资本是指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 包括正规学历、技能或工作经验。人力资本是学者们研究创业的逻辑起点, Becker G S(1993)从创业视角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一般人力资本和特定人力资本, 前者包括个人正规教育、先前的工作经验及其他个人特质;后者包括行业特定人力资本和创业特定人力资本, 其中行业特定人力资本指与特定行业或部门相关的知识、培训、技能和经验, 创业特定人力资本包括个人先前的创业经验和家庭背景。经济资本是指可以直接转化为货币的各种金融资产(Jary D, Jary J, 1995), 包括个人存款、持有的股票等。对于创业者而言, 经济资本包括权益资本和借入资本, 其中借入资本包括创业者和初创企业的其他成员、朋友、家庭等相关方, 以及通过银行、其他金融公司、私有投资者、风险资本家、政府部门等的制度与非制度化安排。作为创业过程中重要的稀缺资源, 经济资本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直接支持, 因此融资是创业者进行资源整合的核心。(郭新宝,2014) 鲁兴起, 聂鸣(2010)将创业者网络分为个人网络和社会网络, 其中个人网络是建立在相互认同、全面信任的基础上, 网络中节点是由与创业者日常活动有直接关系的成员构成, 包括家庭成员、同乡、同事、配偶、同学、老师、朋友等血缘、地缘、业缘、亲缘、学缘等;社会网络是在某一市场或产业中, 创业者为某种目的而构建的较为松散的关系同盟, 包括与代理商、供应商、消费者、 竞争者、中介、政府等的社会性网络。(郭新宝,2014)。从创业资本对创业的影响来看, 创业者三维创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从不同层面影响并决定创业的成败, 其中创业者人力资本主要影响创业意愿、创业机会识别以及初创企业的管理, 经济资本决定能否为企业建立以及初创企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社会资本则关系到创业有关的各种资源获取。因此, 创业者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创业而言是缺一不可的, 即创业是创业者三维创业资本的乘法模型。(郭新宝,2014)从创业资本获取的角度来看, 创业资本是创业者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加法模型, 三者之间互为补充并可以相互替代。首先, 创业者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先期经济资本投入, 而且创业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其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 并最终体现为获取更高的经济资本(刘萍萍,2006); 其次, 创业者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二者之间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与提升。一方面, 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其人力资本的获取与提升。另一方面, 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最后, 创业者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维护需要经济资本提供支持的同时, 使创业者未来以较低成本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本成为可能。(郭新宝,2014)

 (买忆媛,周嵩安,梅琳,2009)

心理资本的一个方面是生涯适应力。源于对生涯成熟度的补充完善,生涯适应力强调个体应以开放的心理姿态主动去适应甚至改变生涯情境。这一能动性的实质,要求个体合理建构与理解生涯经验,形成诸如需求、意愿、价值、动机等内在现实,以应对生涯角色的变动。交互作用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生涯适应力,认为这些内在现实在本质层面上,就是个体为适应生涯变化而与环境交互作用时的必要能力,在其支配下,个体实现了应对生涯任务、生涯转折和生涯事件的心理和经验的组织建构。为此,Savickas M L(1997)从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4个角度具体化生涯适应力的内容建构。包含关系资源和关系强度内容的社会资本,从创业者如何利用个人网络识别创业机会和获取内部无法获取资源的角度,调节创业激情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梁祺,王影,2016)。(梁祺,王影,2016)

创业机会作中介变量。Saparito (2006) 建立了一个关于社会资本、企业家认知和创业机会三者联系的模型, 他们认为, 社会资本的某些内容会导致企业家过度自信、控制幻觉、代表性等非理性特质, 而这些特质降低了企业家对风险的认知, 正是这种较低的风险认知导致企业家更容易发现、利用创业机会。(朱晋伟,胡万梅,2015)​指出创业模型特别强调了创业机会识别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对创业者而言, 能否有效地识别、利用创业机会,是成功创业的前提和实现创业绩效的基础。(张玉利,杨俊,任兵, 2008)也指出社会网络是获取创业机会信息的重要渠道, 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是创业者识别机会的重要途径 (Birley, 1985;Singh, 1998) 。作为机会信息的重要来源, 社会资本在机会发现中的角色和作用备受关注,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挖掘关系强度、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等个体网络结构特征与机会发现可能性之间的因果关系 (Arenius and Clercq, 2005;Ardichivili et al., 2003;Hills et al., 1997, 1999;Singh, 1998) , 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什么样社会资本构成特征的个体更容易发现创业机会。

(杨俊,张玉利,2008)

Vesa (2006) 将机会识别过程分为知识获取、竞争扫描、事前搜索、创新行为和集体行动五个子过程, 分别检验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对各个子过程的影响，Donna 和 Patrick (2006) 认为社会资本通过创业者的认知偏见来影响机会识别。(吕明非,彭灿,2009)将社会资本对认知的影响总结为4个不同的层次：(吕明非,彭灿,2009)(1）理解。由于高科技企业创业需要不同的社会团体合作才能成功，包括企业本身、政府、科研机构、供货商、分销商、顾客，等等，因此在形成创意之前，就需要对不同组织的兴趣和它们工作的难点有一个清楚的认识[5]。如上文所述，处于桥梁位置（即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的行动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组织的偏好和困难，他们所形成的创意将更具有可行性，能被各种不同的组织所接受，并且在后续的机会开发过程中，这种理解也尤为重要。因为很多组织之间的冲突和混乱都是由于相互之间的误解造成的。(吕明非,彭灿,2009) ​(2）传递。一个好的创意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对高科技企业来说，它需要进行反复的沟通，包括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的沟通。那么，在沟通的过程中就少不了信息和行为的传递。熟悉不同组织的人相对于组织内部的人更容易明白，怎样使一个组织内的理念和行为在另一个组织内产生价值，并且他们知道怎样将其转化为目标组织可以消化的方式。(吕明非,彭灿,2009)​(3）归纳。不同社会行动者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各不相同，但其中仍存在着一些共性的东西。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人总是很容易发现自身与其它组织之间存在的差异，并试图找出差异存在的真正原因，归纳出隐藏在这些差异背后的共同特点[5]。因此，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越容易发现其它组织的思想和行为可能在自己组织内产生的价值，从而形成有价值的创意。(吕明非,彭灿,2009)​(4）综合。这是4个层次中最高也是最困难的一个层次。它需要将各个组织中不同的思想和行为结合起来，产生一种全新的、能够为企业带来价值的创意。这可能需要行动者在各个不同的组织中工作较长的时间，从而对每个组织的思想和行为有更深刻的理解。(吕明非,彭灿,2009)。

Eckhardt & Shane(2003)将创业机会定义为一 个人经由重新组合新资源来创造一个新的方法——— 结果架构，并相信能够从中获取利润的行为。一般 认为创业机会来自五个方面：问题、变化、创造发明、 竞争、新知识新技术的出现。Shane & Venkataraman(2000)认为创业的本质在于发现、获得并开发机会。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其创业机会的主要来 源；个人社会资本存量影响潜在创业者对创业机会 的发现、判断与利用(Aldrich & Zimmer,1986;Christensen & Peterson,1990)。创业者的知识并非与生俱来的。知识是通过在 特定社会网络环境中长期生活与学习而积累起来 的，特别是那些感性认识中的隐性知识，更是直接来 自其各种关系网络之中。创 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越是发达，他所能获得的创业 机会信息与决策支持信息也就越多，从而帮助他正 确做出创业与否的决策，并降低创业的风险。创业者先前的个人关系、工作背景等显 然决定了他所可能进入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性质与内 容，决定了他可能获得的创业机会信息的内容。因 此，创业者总是更倾向于进入那些自己有比较熟悉 的社会关系或与其原来职业相关的行业，因为他可 以从中获得更多更全面的创业机会相关信息。基于网络内部的信 任关系，创业者个人关系网络内的成员往往成为其 创业计划酝酿阶段讨论与咨询的对象，这些网络成 员的意见显然有助于创业者更为全面有效地对所识 别的创业机会进行评估。真正能够利用创业机会的，往 往只是那些具有特殊机会利用能力的创业者。这种 特殊的机会利用能力往往与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具有 密切的正向联系。首先，创 业机会利用能力取决于创业者在创业机会利用过程 中所能控制和调度的资源；其次，创业机会利用能力 受到创业者在机会利用过程中所可能获得的外部支 持的影响。创业者所能支配的创业机会利用资源越 丰富，创业机会利用能力也就越强；创业者在创业机 会利用过程中所可能获得的外部支持度越高，其表 现出的机会利用能力也越强。创业者卷入社会关系 网络的程度，显然对创业者支配创业资源和获取网 络成员的帮助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胡晓娣, 2009)进一步指出在创业的不同阶段, 创业者会设法构建不同的网络:在创业动机形成阶段, 创业者与少数关系密切者讨论商业创意;在计划阶段, 创业者需要动用更大规模的社会网络, 尽可能联系未来可能用得着的关系人;一旦企业投入运营, 创业者往往聚焦于那些能提供资源和客户的关键关系人。这些研究表明, 在机会开发过程中, 创业者一方面致力于从现有社会网络关系中寻求创业支持和帮助, 另一方面着手建立新的关系来获取创业必需的信息和资源。(胡晓娣, 2009)​综上所述, 创业机会的识别方式的三种思路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发现思路和结构思路更多的是对市场机会的静态发掘, 而构造思路则是对市场机会的动态创造。社会资本基本的影响机理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一方面社会资本本身提供了市场机会, 另一方面通过提供信息与资源的支持以有助于企业家更好的发现市场机会, 但是, 创业机会的不同特征决定了创业者选择什么样的社会资本利用方式, 在特定条件下, 创业者如何在开发式利用与探索式利用之间做出合理权衡是取得创业成功的关键。(胡晓娣, 2009)​。不同的创业机会特征是决定社会资本开发方式的关键因素, 创业机会与社会资本开发方式之间的匹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创业初期的绩效。(胡晓娣, 2009)​。

 (胡晓娣, 2009)​

创业者能力作中介变量。葛宏翔(2019)发现社会资本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资源整合这一中介变量产生。Rodrigo-Alarcon J,Garcia-Villaverde P M,Ruiz-Ortega M J(2017)指出动态能力发挥着中介作用。张浩,孙新波(2017)阐述了创业者外部社会资本与创业者能力(创业者机会感知能力与知识整合能力)交互作用于创业机会识别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机制。一是发现机制, 即创业者利用自身机会感知能力, 感知外部网络信息, 发现机会。二是构建机制, 即创业者利用自身知识整合能力, 整合外部网络知识与自身知识, 构建机会。

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作为一种创业者对外 部环境的感知与反馈行为，不仅受到创业者外部网络结 构的影响，同时也与自身对网络关系的驾驭能力有关。网络能力的概念最早由 Håkansson 在企业和组织层 面提出。由于企业与供应商、顾客和竞争对手等外部组 织间的关系从单一的二元关系发展成为多组织间相互依 存和相互关联的网络关系，良好的企业间关系能够帮助 企业通过资源整合、知识共享来迅速占领市场，创造价 值。这种情况下企业网络能力的概念应运而生，并在随 后被 Möller 和 Ritter 等人进一步完善。企业网络能力 的概念与测度通常关注于与供应商和客户和竞争对手的 关系，因此实证研究多以已成立的成熟企业作为研究对 象。[16-18] 由于新创企业成立前往往以创业者个人作为主 体，组织层面的测量难以执行，因此网络能力并没有在 创业研究中获得足够的重视。尽管 Guo 等 [11] 认为企业 网络能力的概念可以运用到微观的个人层面，但是至今 还没有学者将其扩展到创业者层面。另一方面，在对社 会资本来源问题的讨论中，多数学者主要关注于个体的 先赋性因素，如家庭背景和认知偏差等，这种观点难以 解释社会资本的动态性。少数一些学者认为，应该从能 力的视角探讨社会资本的来源。[10] 这种观点能够较为全 面的解释个体间社会资本的差异性以及动态性，但是还 很少有学者将其进行延续和发展。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创业者的个人因素可能 影响新创企业的创业进程。因此，我们以企业层面的网 络能力作为理论基础，从个体动态行为视角提出创业者 网络能力的概念。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我们认为，创 业者网络能力是创业者通过识别他们自身的关系网络价 值，开发、维护和利用网络关系来获取信息和资源的动 态能力。 社会网络的动态性特征导致了嵌入于个体网络本身 的二元关系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19] 因此，对于创业 者网络能力的维度划分同样采用动态的行为视角。Man 等 [20] 学者基于行为过程视角认为，创业者网络能力应 包括对信息的感知、搜寻以及对有用资源的开发利用。 根据他们的描述我们认为，创业者网络能力应包括从意 识到行动的一系列有计划行为。首先，一些学者认为， 具有网络导向的企业能够更加积极的利用网络关系。例 如，我国学者徐金发等 [21] 在构建企业网络能力测度中 就提出了网络构想能力的概念，他们认为，企业对网络的战略和构想是他们能够进入新的网络组织的首要条 件。其次，网络能力是一个活动过程，Ritter[17] 认为这 个过程中需完成特定的任务，包括启动、交流和协调。 最后，Walter 等 [22] 提出，网络能力的四个关键因素分 别为协调、关系技巧、合作者知识和内部交流，这四个 方面反映了个体对已存在关系的有效管理和深化。因此， 基于学者们对这三个方面的探讨，本文将创业者网络能 力划分为以下三个维度 ：网络愿景能力、网络构建能力 和网络管理能力。 网络愿景能力（Network Visioning）是创业者积极 主动构建和利用关系网络的意识。它主要表现为 ：在日 常活动中从事互惠性活动，主动提供人情，维护他人的 面子以及偿还人情来保持长期合作的意识。[23] 网络构 建能力（Network Establishment）是创业者利用关系技 巧拓展新关系的能力。[24] 它通过人际间的相互行为，比 如活动、馈赠、帮助以及分享内心感受等来增注彼此 间的良好印象，建立潜在的合作关系。网络管理能力 （Network Management）是创业者能够协调和管理个体 对个体、个体对群体的良好互动关系的能力。二元的个 体关系是关系管理的基础，因此创业者应注重二元关系 的交流和沟通，不断改善和调整二元关系的质量，使双 方能够相互适应，同步发展。对多元关系的管理应建 立在良好的二元关系管理基础之上，使得嵌入于关系网 络中的资源最优化。总的来说，网络愿景能力侧重评估 创业者的网络“潜力”，网络构建能力侧重衡量创业者 的网络“行动力”，网络管理能力则是评估创业者的网络 “控制力”。三个维度之间相互独立，缺一不可，且由行 为和时间的先后共同关联。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创业 者网络能力的理论内涵(Ref: 任胜钢1舒睿,2014)。

Ref: 任胜钢1舒睿,2014

季蕾,闫英(2017)引入企业青年员工资源运用能力, 试图探究“社会资本—创业能力”的驱动过程中的内在机理。(周立新,2014)认为创业者先前经验包括先前创业经验、先前工作经验以及接受过的教育培训等多个方面。关于创业者先前经验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基本关系, 一种主导性观点认为二者之间显著正相关[14][19-20]。微型企业创业者的先前经验对创业机会识别非常重要: (1) 与没有创业经验的新手相比, 有创业经验的创业者因体验过机会发现过程, 积累了洞察信息价值从而发现机会的隐性知识, 从而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14]; (2) 工作经验丰富的创业者掌握了有关市场、产品、资源等有价值信息, 增强了其发现创业机会的能力[21]; (3) 创业培训经历有助于提高微型企业创业者的认知水平、创业技能和创业警觉性, 提升其机会识别能力。​社会关系网络的利用一方面有助于创业者获取所需的异质信息, 降低资源利用成本, 帮助创业者更好地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创业者更好地迎合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多, 创业者往往需要获取丰富的信息才能更好地迎合环境的发展与变化。

(郑秀芝,龙丹,2013)

张方华 ( 2004) ［24］从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入手, 将社会资本分为纵向社会资本、横向社会资本以及社会关系资本, 并将资源获取作为中间变量, 技术创新绩效作为结果变量, 提出企业社会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与理论假设。(刘红丽,谢韵,周佳华, 2014)​

戴维森和霍尼格分析了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实施创业活动、新企业生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研究结果发现先前创业经验和社会资本对于开始创业、创业进程有决定作用。加入商业网络对于推动创业进程、首笔销售收入、获得利润有积极推动作用。(龙丹,姚晓芳, 2012)​。(龙丹,姚晓芳, 2012)

(李力涛,2010)

(王栋,陈永广,2010)

社会资本作为其它因素影响创业绩效的中介要素

社会资本作为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的中介变量。所谓职业流动，狭义指个体在不同组织之间的流动( Gottschalk， 2001) ［9］，广义上包括工作变换、职业变换及行业、地域间流动等( Fuller，2008 ［10］; Topel 和 Ward， 1992 ［11］) 。从动态视角看，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不仅在流动频次上有差异， 还存在职业流动方向不同，尤其是由体制内外差异带来的跨体制流动不容忽视( 张海东和杨城晨， 2018) ［12］。依据知识理论，个体职业流动不单是对职业经历的评价，还会在流动过程中积累信息和 知识，进而引发不同市场中资源与能力的创造、转移及破坏( Frederiksen 等，2016) ［13］。因此，创业 者创业前职业流动频次和体制相关流动很可能是解释新创企业绩效的重要前因变量，其在微观层 面会形塑创业者后续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可能作用于新创企业绩效。就创业研究而言，个体职业流动是核心( Frederiksen 等， 2016) ［13］，但以往职业流动相关研究鲜有立足于创业领域。Frederiksen 等( 2016) ［13］发现地理和行业 流动增加了个体创业的可能性，且职业流动对创业绩效没有影响，但他们仅考察了创业者广义职业流动 对创业态度与结果的影响，并没有进一步探索职业流动与创业结果之间的黑箱机制和发生的边界条件。王小伟1牛志勇2周晓艳3江若尘(2019)将创业前职业流动纳入创业者个人 特质，从职业流动存量与体制属性视角细化职业流动，分别探讨职业流动频次和“跨界”职业流动对创 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同时，考虑到创业者过往职业是获取社会资本的重要推动力( 李路路和朱斌， 2014) ［21］和创新导向的企业可能获得较好的绩效( Jansen 等，2006) ［22］，本文进一步从社会资本和创新 导向角度来探讨职业流动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中介机制和权变影响。利用对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 实证分析，发现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频次和“跨界”职业流动均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但其作用机制 因知识存量、体制资本及市场能力差异而不同，且其对创业绩效的正向作用通过获得社会资本间接实现。 同时，新创企业的创新导向越高，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对社会资本及创业绩效的正向效应均越弱。学者们依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 126 王小伟，牛志勇，周晓艳，江若尘 创业前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 目的对职业流动概念进行界定。Feldman 和 Ng( 2007) ［23］基于“动机 － 能力 － 行为”分析框架提出职 业流动有工作变动、组织变动和职业变动三类，其中工作变动意味着职责、等级或者职级的变化; 组织 变动主要针对个体受雇单位的变化; 职业变动表示个体自身职业性质的改变。中国情境下的职业流 动不仅包含职位和职级，还与社会组织结构特征有关( 张文宏和刘琳，2013 ［24］; 刘士杰，2011 ［25］) 。范 晓光和吕鹏( 2017) ［26］以创业为职业流动终点，将私营企业主的职业流动分成“下海”“改制”“跨界” “跳板”和“草根”五类①，并且认为企业主的不同职业流动类型存在着显著差异。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且鉴于我国创业者群际与其他国家存在的差异，本文立足组织变化与工作职位变化来衡量职业流动 频次，以组织性质变化作为衡量职业流动类型的主要指标，并重点关注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从职业流动的结果变量来看，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方面: ( 1) 个体收入。多数研究发现职 业流动能增加个体收入( Muniasinghe 和 Sigman，2004 ［27］; Osberg 和 Mazany，1986 ［28］) 。( 2) 个体社 会地位或阶层。范晓光和吕鹏( 2017) ［26］ 认为职业流动轨迹对个体地位认同有影响。吴愈晓 ( 2011) ［29］发现职业流动是低收入人群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 3) 组织结果。这包括创新 ( Song 等，2003) ［15］、学习( Singh 和 Agrawal，2011) ［16］、关系管理( Somaya 等，2008) ［17］、组织失败 ( Phillips，2002) ［18］、创业( Frederiksen 等，2016) ［13］等。特别是鲜有研究进一步关注创业者创业前 职业流动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Frederiksen 等，2016) ［13］。 此外，在创业结果研究方面，与职业流动较为接近的前因变量是创业者工作经验。对于新创企 业而言，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是最核心的资本( 杨俊等，2014) ［6］。多数研究认为职业经验对创业 有积极作用( Zhang，2011) ［30］，但也有研究发现丰富的经验也会让创业者无法识别新的创业风险 ( Tornikoski 和 Newbert，2007) ［31］。以往关于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的研究主要关注经验存量和经验 隶属性对创业结果的影响，比如，杨俊等( 2014) ［6］验证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工作经验均能加快创业 者创业行动速度。本文认为，职业流动与工作经验侧重点不同，前者关注不同职业( 组织) 之间知 识或资源的动态性变化，而后者仅是对创业前工作所累积知识或资源的整体静态反映。依据知识理论，职业不仅是个体实现自身发展或积累工作经验潜力的简单肯定，更多传达了这 样的事实———个体通过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工作获取技能、专业知识和关系网络，进而积累信息和知 识库( Bird，1994) ［32］。职业不仅能存储知识，还可以删除、重新排列或替换知识( Bird，1994) ［32］，职 业变化带来的知识流动是将企业家和创业绩效联系起来的关键机制( Agarwal 等，2007 ［33］; Helfat 和 Lieberman，2002 ［34］) ，即职业流动个体的创业行为就是转移知识，从过往职业组织中创造的知识流 向新创企业。本文主要关注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存量和流动体制属性的作用，即职业流动频次 和“跨界”职业流动分别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频次高意味着创业者在开创企业前具有丰富的职业流动经历。这促使创 业者能快速识别自身知识库与新创企业的相关性，并能以新的方式应用和转化这些知识，这些源自于 过往职业转移过程的抽象经验对其创业有积极影响( 李涛等，2017) ［35］。同时，职业流动也提供一种 传播信息的方式( Arrow，1962) ［36］，创业者从过往流动中获取有关行业趋势、产品创新、新兴市场细分 等信息，并从经验中学习，从而提高创业绩效( Wang 等，2017) ［37］。此外，职业流动还是个体获得经 济、文化与社会等资源的合法路径( 钟云华，2015) ［38］，流动频繁意味着经历不同工作类型或者组织，将积 累丰富的市场资源和体制资本，这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有助于创业者获得竞争优势，创业者将这些资源 和机会转移或复制到“新土壤”更容易获得成功( Campbell 等，2012) ［39］。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是“体制内”组织( 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 和“体制外”组 织( 外资、私营企业) 并存。从静态视角看，“体制内”组织则更倾向基于权威的关系网络来获取资 源，而“体制外”组织则更注重基于交易链和信息桥的市场竞争机制( 杨俊等，2014) ［6］。李路路和 朱斌( 2014) ［21］从体制资本和市场能力两个维度界定创业者位置，其中体制资本表征在“体制内” 位置，而市场能力指市场运作能力和市场交换时所占据的位置。创业者拥有的体制资本和市场能 力的强弱是相对的，且跟其创业前所处的组织性质有关。比如，“体制内”组织工作经验的创业者 拥有的体制资本更多，市场能力相对较少; “体制外”组织工作经验的创业者拥有的体制资本相对 较弱，市场能力更强( 李路路和朱斌，2014) ［21］。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职业流动同时具有流动频次和流动方向的动态性差异( 张海东和杨 城晨，2018) ［12］。杨俊等( 2014) ［6］也指出，即使创业者拥有相同的先前工作经验存量，不同部门或 职位本身异质的知识结构和运作逻辑也会影响其后续的创业结果。因此，创业绩效也会受到不同 体制的职业流动影响。中国情景下的创业者有在“体制内”组织内部流动的，也有在“体制外”组织 内部流动的，当然也有“跨界”流动的，且“跨界”流动是不可回避的( 张海东和杨城晨，2018) ［12］。 “跨界”流动具体指创业者在创业前既经历“体制内”流动，又经历“体制外”流动，由此可知，那些 “跨界”流动者比“体制内”流动者拥有相对更多的市场能力，比“体制外”流动者拥有相对更多体 制资本，不同部门的职业互动沉淀的体制资本和市场能力对新创企业成长很重要。同时，跨不同性 质组织的流动使得创业者所处的知识流和信息流的位置不一样，包括类型、层次和密度等，在共享 表征、意义、价值观等角度的认知异质性和网络资源促使其更易获取高质量信息，这对于创业者发 现和利用创业机会非常重要( Ｒogan 和 Mors，2014) ［40］。此外，从社会认知理论角度看，创业者决策 行为多是后天习得的，观察和模仿学习在创业中起到较大作用，不同体制部门的经验交织往往带来 优化的决策，并促进创业绩效( Hmieleski 和 Baron，2009) ［41］。社会资本指个体通过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这种资源包括权力、地位、资 金、信息等( 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 ［42］。以往研究从不同角度衡量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如从政治资 本、政治关联、社会关系以及社交网络等。根据社会学结构理论的“空位竞争模型”，职业流动是个 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或变迁的重要路径( Sorensen 和 Kalleberg，2001) ［43］。本文认为创业者创业前 职业流动对社会资本有着促进作用。其一，创业前高频次职业流动会给创业者带来更好的信息和 资源，这种优势本身即为社会资本，包括社会关系本身和信息的性质及数量( Xiong 和 Bharadwaj， 2011) ［44］。比如，创业者与多家过往就职组织建立社会联系，通过交换信息和知识来创造社会资 本，可能获得一些本来无法获得的补充资源，从而创造额外的社会资本。其二，个体在使用社会关 系过程中会产生连续性或惯性。创业者作为社会关系受益者，由于自身对关系作用有较高的认同 度，所以在经历频繁的职业流动之后依然可能追求社会关系。职业流动发生后，创业者“了解谁” 的职业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即知道与职业有关的网络和联系内外组织( Arthur 等，1995) ［45］，而在 高度混合和动态的市场环境中，经济活动需要融入社会关系中，这对于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至关重 要( Xin 和 Pearce，1996) ［46］。创业者职业流动意味着其个体知识、技能、信息等在不同企业间流动， 新创企业所占据的特定网络位置反映企业的网络地位和权力，激发创业者对政治和社会地位的需 求，这些都反映出流动更易形成丰富的社会资本( Tian 和 Lin，2016) ［47］。另外，具有“跨界”职业流动经历的创业者拥有更有利的社会网络位置( 范晓光和吕鹏， 2017) ［26］，这为其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提供便利( Adler 和 Kwon，2002) ［48］ 。“体制内”的职业经历 使得创业者对社会资本有着天然的追求属性，而“体制外”的工作经历会增加其对社会资本重要性 认知( 边燕杰等，2012) ［49］，所以这些“多边”经历加强了“跨界”者对社会资本的追逐，“跨界”职业 流动的创业者更加不会拒绝追求社会资本( Nee 和 Opper，2010) ［50］。同时个体如果在国有集体企 业就职过，这对其社会网络资本的积累有正向影响，对后来创建自己政治关系网络也非常重要( 范 晓光和吕鹏，2017) ［26］。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原则: 与其他网络中个人关系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是显著增强个体获取有 价值私密信息的途径( Feldman 和 Ng，2007) ［23］。多数研究支持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 唐松和孙峥，2014) ［51］。社会资本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优惠( 于蔚等，2012) ［52］，这是私营企业 有效的“战略”资源，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吴一平和王健( 2015) ［53］认为社会资本对创业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因为创始人的政治身份给家族企业带来融资便利、政府补助等利益。因此，本文认 为，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又由前面假设可知，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正向影响社会 资本。这说明，无论是对于职业流动频繁的创业者，还是对于创业前经历“跨界”职业流动的创业 者，他们都是通过获得社会资本间接影响创业绩效，即职业流动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程度至少部分取 决于社会资本。创新导向源于 Manu( 1992) ［54］的早期关注，并将其界定为企业战略范畴。创新导向越强，企业 越倾向创造、创新、风险及进取性行为( Amabile，1997) ［55］。创新导向的构成要素包括创业意图和 创新氛围( Worren 等，2002) ［56］，学习驱动、氛围塑造和创新承诺( Siguaw 等，2006) ［57］等。结合前 文对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本的研究梳理，本文认为创业企业的创新导向对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间关 系和职业流动与社会资本间关系均有调节作用。 首先，本文认为创新导向负向调节创业前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的正向关系。Hurley 和 Hult ( 1998) ［58］指出，企业的创新导向集中体现了组织学习哲学，企业会将学习作为激发创新的主要动 力。学习不仅促使企业监控外部环境以获得和吸收新的创新知识，摒弃陈旧的知识、既有的认知、 过往的思维和经验，还有助于这些新知识在企业内部传递、分享和存储。事实上，组织学习本质上 就是新知识的获取、转移、分享、应用等加工活动，并最终作用于企业绩效。显然，创新导向是通过 组织学习实现企业绩效，而职业流动则试图通过将创业者创业前累积的职业相关知识转化并应用 于创业绩效。这两条路径似乎是相悖的，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替代的。同时，创新导向与 创新氛围密切相关( Worren 等，2002) ［56］，创新氛围能有效挖掘员工对创新角色的自我认同和创新 效能的内部动机，为团队营造良好的心理安全感知。如果创业者一味将其过往的职业知识和经验 强加于高创新导向企业中，将不利于创新氛围的塑造与培育。因此，创新导向可能减弱创业者的职 业流动对创业绩效的正向效应。其次，本文认为创新导向负向调节创业前职业流动与社会资本的正向关系。创新导向与创新承 诺密切相关( Siguaw 等，2006) ［57］，高创新导向企业会更重视创新实施活动，包括基础研发和长期导向 等。相比低创新导向企业，他们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和分配到创新活动中，并且会不断试错和长期坚 持。相应地，考虑到资源禀赋先天不足，新创企业在追求社会资本上消耗的资源与时间会相对较少， 所以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社会资本。假设 H2a指出频繁的职业流动者更加愿意获取社会资本，而 那些流动较少者无法获取社会资本时，创新可能起到较大作用。有研究表明，高创新导向的企业会更 多地选择自由的市场竞争，从而降低对社会关系的需求。相反，当创业者无法通过社会资本使得企业 获取政府订单和补助、降低市场竞争风险的情况下，企业对创新的需求就会提升( 袁建国等，2015) ［59］。 因此，创新导向可能减弱创业者的职业流动对社会资本的正向效应。( 1) 创业绩效( performance) 。本文从销售指标和利润指标考察创业绩效，并分别操作化为企业 营业收入( sales) 和企业净利润( profit) ，对其取对数处理。( 2) 职业流动频次( oc_freq) 。参照范晓光和吕鹏( 2017) ［26］、Feldman 和 Ng( 2007) ［23］，本文用 企业主创业前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 组织) 变动次数或者同一性质单位不同岗位变动次数来替代 职业流动的频次，CFPS 包括创业者之前在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外资港澳台企业、 其他私营企业、“草根”( 包括农村、个体户、军人、失业等) 等 5 类的数据，也包含个体在同一组织内 不同岗位( 如主要负责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 数据，所以本文定义有过岗位或者组织变动的就 意味着职业流动，没有变动过也即该个体在创业前只在一个类型的组织的一个岗位工作过，将赋值 为 0，其余则依据变动次数依次赋值。 ( 3) 职业流动类型( oc_type) 。本文将创业者创业前工作单位性质分为“体制内”( 党政机关或 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 、“体制外”( 外资、私营企业、“草根”) 。相应地，创业前职业流动类型可归类为“体制内”流动( stamobi) 、“体制外”流动( nostamobi) 、“跨界”流动( transmobi) 和“无流动” ( nomobi) ，并将它们操作为二分类的虚拟变量，如果职业流动类型属于该类，赋值为 1，否则为 0。 ( 4) 社会资本( socicapital) 。本文借鉴边燕杰和丘海雄( 2000) ［42］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同时参照 刘平青和郭慧超( 2015) ［60］的做法，选取创业者政治关联和企业公益事业捐助这两个指标分别衡量 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即纵向联系和社会联系。又进一步参照巫景飞等( 2008) ［61］，分别将现任政府 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四个选项定义为虚拟变量，如果创业者符合该选项就编码为 1，否 则编码为 0，然后逐项相加，编码分值越大意味着其政治关联越强，即社会资本越多。此外，企业公 益事业捐助指标则用于后续稳健性分析，并直接使用捐助金额衡量创业者社会资本。 ( 5) 创新导向( innovation) 。参照周小宇等( 2016) ［62］的做法，利用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代理测度 创新导向，并以其研发投入金额作为创新导向程度的测量。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对创业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频次 与创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相对没有流动的创业者，流动频繁会正向影响未来创业 的绩效，这也验证了创业理论中知识理论，也即职业流动可能带来知识流动，进而促进创业成功 ( Frederiksen 等，2016) ［13］; 其次，“跨界”流动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相较那些仅在“体制内”或 “体制外”工作过的创业者，在两者之间流动过的创业者的创业结果会更好; 最后，在非“跨界”流 动中，“体制内”流动也显著正向影响创业绩效。我国创业者来源呈现多元化和独特的职业变化 特点，本文重点关注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较早将创业前职业流动纳入创业者特征进而回答如 何提升创业绩效这一问题，这拓展了个体职业流动理论和丰富了创业绩效的研究，创业成功不单 源于创业者的价值观( 吕斐斐和杨青，2018) ［65］等要素，还取决于过往流动过程中积累的知识。 同时，更进一步地，创业绩效不仅跟创业者过往的职业流动知识存量挂钩，还跟其知识的结构相 关，这表现为不同职业流动导致的体制资本和市场能力优势强弱进而影响创业绩效的理论和现 实证据。2) 社会资本在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这意味着创业者创业前 职业流动对创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通过社会资本来实现的。Frederiksen 等( 2016) ［13］虽然较 早考察创业者创业前地理和行业流动对创业行为的影响，但并未探索职业流动与创业结果之间的 影响机制。本文找到了打开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之间的“黑箱”的一把钥匙，探索了 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使以往研究得到了有益补充。同时，职业流动与社会资本显著正相关，这说 明职业流动能有效形成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对我国转型背景下的创业者而言，过往的职业流动经 历是获取政治资本或者社会联系的重要手段。 ( 3) 创新导向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具体表现为创新导向不仅减弱创业前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 的正向关系，还减弱创业前职业流动与社会资本的正向效应。这说明新创企业高创新导向的创新 氛围和学习驱动等构成要素似乎跟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是相悖的，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 互替代的; 同时，高创新导向的创新承诺等构成要素会降低新创企业将职业流动带来的知识优势转 化为社会资本的需求。换而言之，新创企业的创新导向能弥补职业流动经历或社会资本的不足。 这验证新创企业的战略导向是约束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的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发生作用的重要 边界条件，从而更准确地阐释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的关系。

Ref王小伟1牛志勇2周晓艳3江若尘,2019

社会资本对其它因素影响创业绩效的调节作用

outer Stam & Tom Elfing (2006)  将企业创办时间与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研究了社会资本在创业倾向与创业表现之间的调节作用。(姚瑶,左斌, 2012)​认为当产业位势和社会资本都表现出高水平时, 创业导向-创业绩效( EO-FP)的正相关性将更加明显。

(任胜钢,赵天宇,董保宝,2016)引入结构社会资本这一权变因素,从企业自身资源基础的视角出发检验了结构社会资本在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影响背后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毕可佳,胡海青,张道宏(2016)发现社会资本在在孵企业创业导向对孵化网络协调绩效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其中内部社会资本(网络中心性)正向调节作用显著,外部社会资本(外部桥接水平)虽有正向调节效应,但结果不显著。内外部社会资本的混合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同时拥有高中心性和高外部桥接的在孵企业,其创业导向对协调绩效的影响更大。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外部桥接水平较低时,网络中心性负向调节了在孵企业对网络协调绩效的影响。Coleman(1988)指出家庭内社会联系及更广泛的社区关系是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而不同专业基础和社会经历的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创业者建立不同水平和类型的社会资本(Corrolleur et al,2004)。因此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复合显著作用于创业者的机会识别和开发等创业过程(Bozeman and Mangematin,2004;Marvel and Lumpkin,2007)(高维和1栾瑞,2012)。

Ref; 高维和1栾瑞,2012

总结

吴晓波，周浩军,2010从创业现象的本质、创业研究的重点和创业 研究的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做简要归纳。 ( 1) 创业现象的本质。创业现象是创业者、机会 和资源三者的互动过程。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利用， 创业资源的获取和组合是创业现象的两个最本质过 程。创业者是上述两个过程得以实现的驱动者。 ( 2) 创业研究的重点。从国外现有文献看，心理 学视角研究文献在数量上远多于机会视角和资源视 角研究文献，但机会视角与资源视角在近年来日益 受到重视，特别是机会视角有成为创业研究最核心 部分的趋势。对于心理学视角，创业者的认知和动 机研究比特质和人口统计特征研究更具研究前景。 对于机会视角，机会的类型和性质、创业者如何识别 机会和利用机会是研究的重点。对于资源视角，资 源的分类和性质，创业者如何整合资源和组合资源 是研究的重点。 ( 3) 创业研究的研究方法。①多维度研究设计。 创业研究需要单一视角单一维度的研究，更需要多 视角多维度的研究。通过多维度的研究设计，可以 更好地探究创业者、机会和资源创业三要素之间互 动关 系。② 理 论 构 建。创业研究还处在青春 期［11、12］ ，创业领域还远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不仅需要以检验现有理论为目的的研究，更需要 以理论构建为导向的研究。案例研究［76］和模拟方 法［77］ 可以成为创业研究理论构建的重要方法。 综上所述，为更好地理解创业现象，既需要研究 者更细致地触摸局部，以获得对局部更细致的认识， 也需要研究者从整体去审视创业，尝试将局部认知 整合起来，以获得创业现象的全景图。虽然，创业研 究还未取得像战略管理、技术创业等成熟领域所具 有的学术地位，但通过学者们的继续努力，创业研究 在未来必然会取得更高的学术地位。

Ref: 吴晓波，周浩军,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