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中旬，我心有不舍、情非所愿地回到了教务处。在这之前，我只知道原教务处长已被免职、调离。钟院长把教务处所存在的问题，作了很详细的介绍。他告诉我，现在教务处的工作失控，人心不稳，几个骨干人员都要求调出。如果再不调整处长，可能要出大乱子。学院决定由我任处长，由石油学院原教务处长曾广锡教授任副处长。这个决定使我感到非常不解，在教学工作会议之后的三个月内，竟然三次变动我的工作；使我无法比较完整地作好这些事！先是调出教学行政科组建基础部；当组建工作刚有眉目，可以开展工作时，钟院长突然通知我去组建督导室。并说这是胡院长在院长办公会上亲自推荐的，认为我的协调能力很强。现在组建督导室的工作已基本完成，督导室刚刚开展工作，我又得重回教务处任处长。这一圈实在是转的太大，调动过于频繁，确实使我已经身心疲惫、无所适从。每次调动都不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感到自己就像一枚可以随意拨动、不知放在何处为好的棋子。我对钟院长说：虽然我已经在教务处工作过半年，但对于全处的工作仍然缺乏全面的了解。而且我也没有教务处工作的完整经验，曾广锡教授是比我更为合适的处长人选。钟院长又说了一些学院非常信任、非我莫属之类的话，看来不去是不行的。我当时提出的要求，是希望钟院长全力指导、支持教务处的工作，希望原任的副处长薛广元老师留任；因为他很熟悉非统招生的教育工作。刘尔宁副院长、钟副院长当即答应，会考虑我的要求。但是在宣布任命时，却没有这位前任的薛副处长。后来才知道这位薛老师已经被任命为新闻系主任，而他原来是一位中学的数学教师。人家是提升，我还能再说什么话。

 我和曾教授到任后不久，发现教务处的情况比我所了解的还要糟糕。首先是工作骨干不稳，想调出教务处。象刘敏这样积极肯干的年轻人，也认为教务处已经没有她的位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前任处长企图调整教务处班子的做法不妥。他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做法却不符合民办院校的管理实际。对于教务处各科科长的调整非常敏感，他们都是有根基的实权派。老实说处长的权限，比科长们大不了多少。别说要调整他们，没有树立起威信的处长，连科员都未必能指挥得动。在公办院校，党委尚未正式下文前也要尽可能保密，以免出现意外情况。而在民办院校中，则没有不透风的墙。比较妥当的做法，是在院务会研究决定之后、尚未正式下文之前，先向有关部门吹吹风，使工作人员有反映意见的机会，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院领导尚未决定的事你先透风，说轻些你没有留下回旋的余地，说重些你在逼院领导就范。如果弄成现在这种下乱、上烦的局面，你这个处长还怎么样能当下去！教务处的科长们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互相告状，甚至闹到要求离开欧亚学院的地步。当时教务处只有三个科；继我接任教学行政科科长的李八绳上校来自部队院校，教师科科长梁武范是一位大夫，教材科科长胡文娟是一位护士长、胡院长的二姐。后面两位科长都有些女强人的味道，二人是明不争而暗斗，各显神通。胡文娟来校时间较长，熟悉本科及考试的业务，工作非常投入、细致认真；也很尊重象钟院长和我这样的老教师。由于这所万人院校中每学期都有大量的教材进出，自然也有数额巨大的款项流动，她的工作非常重要。但胡院长却不希望她抛头露面、干预其它事务，以免给人留下口实。李八绳对考试管理业务很熟悉，也是教务处中唯一在三所民办院校工作过的人；此人对于吸取其它民办院校的经验、教训是极为难得的。我再三劝李八绳上校留下来，帮我度过难关。尽管他与我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但最终还是离开了欧亚学院；原因是一个要害人物辱骂了他，使他感到失望。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只要学校的上层领导能够以诚相待教职工，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会成为忠诚的欧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