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年纪大了，人总是不经意间就开始回忆往事。

近日突然记起，二十年前FEBS组织了一个针对年轻faculty和博后的化学生物学的夏季学校，地点在希腊雅典附近的海岛，需要坐近海的渡轮才能到达（坐了之后，才意识到希腊近海的岛屿非常多）。

不去渲染阳光沙滩的岁月静好，毕竟我来这里是学习化学生物学这个前沿学科的。但是，这种夏日阳光下轻松甚至有点慵懒的环境和小规模的师生比，让我非常喜欢，感觉这才是想象中的那种（如古希腊时代）追求纯粹科学研究的环境... 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还是太年轻，有些未经世事；而且二十年时间的沧桑变幻，如今也早已不复当初的环境，自己也不是当初的心态了。

夏季学校举办时正值ACS Chemical Biology创刊前期，官宣出任主编的Laura L. Kiessling也是授课教师之一。当时化学生物学尚处发展早期，仅有Harvard的S. L. Schreiber和Scripps的K. C. Nicolaou共同创刊的Chemistry & Biology，后来被Cell杂志收编至旗下，成为今日的Cell Chem Biol。这两个杂志的IF你争我抢，分别在不同年度比另一家高，但相差最多大概也不到2（在我关注期间，也就在5-7之间徘徊吧）；直到Nat Chem Biol加入战局，并且仗着Nature的名号在IF上曾力压两名老大哥期刊（如果我没记错，当时Cell还没有收编Chem Biol）。今日对我而言已过了对IF过度关心的岁月，而是将三家列为差不多同等水准的期刊。不过，前不久看到ACS Chem Biol的最新IF仅有3点几，还是让我有点意外，因为CCB持续在7-8很久了，而NCB则持续在十几。

还有一个科学八卦，夏季学校的教师之一Ronald T. Raines是Kiessling的先生，而且二人在同一学校工作。夫妻档的做法在中美高校之间接受度的差异，也是网路上有人愿意讨论的话题之一，不过我的八卦到此为止。我只是有点好奇，对有一个比自己名气大的的配偶，还是在同一个大领域的同行，究竟会有什么感受？

Chem&Biol是我最早接触化学生物学工作的主要刊物，而散落在其他综合性期刊或者非化生领域期刊里的工作，我并没有更多关注，因为当时连化生的研究领域都不确定，这在化生领域的大牛综述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还有值得一提的是，Schreiber和Timothy Mitchison合作发现了kinesin Eg5抑制剂，我是通过关注CB上二组合作的论文了解的；只不过后来将这类分子推向抗肿瘤临床未能成功，而Mitchison教授本人也在后续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虽然我很早就对化生感兴趣，甚至把自己到实验室方向定位于活性天然产物的药物化学与化学生物学，但我坦承，由于自己接受的生物学培训不足，此后的化生做得并不好，并且也选题方向也并不坚定地在化生的某个子领域，而是在药化和化生之间摇摆（往好了说是都做，往不好了说是都做得不够出色）。此外，也不说物质环境或客观条件的影响了，因为那正是每个PI所要努力去争取的；未成名前不会有人自动送上好条件，除非受到领导的特殊照顾。

好像从夏季学校的回忆有点偏离了，尽管也不是毫无关联。在夏季学校期间，我真得了解到很多化生知识；虽然大多数并不是我自己课题直接相关，但对形塑我的科研思维肯定是有不少影响的，让我记忆良久。这些例子包括：

1. 一名日籍学者（忘了是在日本还是美国工作）讲述的转录因子的结合分子（调控剂），结构是一连串的杂环串联起来，让我疑惑这种东西也能成药？后来认识到这种东西更适合做探针而非药物（也因此人们提出了不同于Ro5的有关化生探针的一些原则），换言之主要差距在于药代参数的不适合，而在药效/细胞水平是很不错的，但可惜无法穿越人体组织的屏障、实现在适合地点、有足够时间起效，因此无法成药。

2. 关于Ras作为GTPase的有趣知识让我记忆良久，但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我自己关注的微管也具有GTPase的功能。当初我带去一篇Nat Rev Cancer关于以微管为靶的分子（MTA）的综述在学校休息时间里持续阅读，从那里才开始了解到dynamic instability对微管执行功能的中心地位，并让我认识到研究多年的紫杉烷和其他MTA通过对这一性质的影响，从而产生生物学效应和疾病治疗作用。而将两者从GTPase角度观察和思考则是更晚，甚至直到今日也未能真正动手去做。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选题，不是嘛？

3. 结构生物学家Greg Petsko的讲课很有激情，他所在的Brandeis U我过去知之甚少，后来去看有关数据，才了解到这个学校实力也很强，而且他还在哈佛兼职。我课间请教时曾顺便问他，是否会‘move’到哈佛，他说没有，我才知道是兼职。

4. 一名知名的糖化学华人学者，曾在哈佛的物理化学大牛实验室做博后，后来在Scripps研究所做faculty--估计说到这里，很多同行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不过和他的交流并不愉快—他不苟言笑，这也罢了，并不能要求每个老师都待人和善，只是当我小心翼翼地询问是否可以复制一下他的课件，被断然拒绝--作为老师拒绝当然没问题（我自己有时也不愿意让学生复制课件），但那种不友善甚至带有轻蔑的态度让我长久难忘。即使大约十年后我在UNC李国雄教授的实验室，当他讲到与这位教授在某岛的交往时，仍然勾起我的不快记忆。

5. 最后一个想分享下的记忆，是午饭时一个爱尔兰人对午餐特别是土豆食品的吐槽。正是从此我才关注到爱尔兰的历史，但当时岛上没有WiFi，更不舍得使用国际流量，所以是在夏季学校之后，才开始了解有关爱尔兰人与土豆这种主食的关系，十九世纪中叶爱尔兰大饥荒对其历史的形塑，以及为何大量爱尔兰人在那个时间移民美国，也更容易理解美国电影对于爱尔兰人特别是早期移民的描写。

总之，这是很愉快的一段记忆，而且以后不再有。附上几张照片，作为此文的结尾。

备注：本文首发于2026.6.28微信公众号“分子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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