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新忠 苏新华

引子

【两座碑】

在唐山，有两座罹难者纪念碑。

一座，属于整座城市。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没有另择新址，就建在当年被夷平的机车车辆厂废墟上。一面黑色花岗岩纪念墙绵延近五百米。墙高七米二八——七月二十八日，正是那个日子；墙身与水面相距十九米七六——一九七六，正是那一年。整座建筑，就是一个不许后人忘记的日期。

墙上密密麻麻镌刻着二十四万余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曾是一条性命，一副面孔，一个家。有的名字挨着名字，那是一家人，在同一个凌晨，被同一场天崩地裂带走。每年七月二十八日，人群在墙前肃立，白色的鲜花从墙根一直摆到广场深处，一眼望不到尽头。一座城从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的全部记忆，都收在这面墙上。

另一座碑，在城市边缘。

车驶出闹市，路面渐窄，草木渐深，喧嚣一点一点退到身后。唐山大地震的公墓铺展开来，一片小树林深处，是苏英俊六人小组的墓地。

没有广场。没有台阶。没有围栏。

只有一方石碑。风从树间穿过，野草长到碑座下。知道它的人很少，来凭吊的，更少。

可这方无人问津的石碑记下的，是唐山大地震中最少有人知的一页——

长眠碑下的那几个人，是地震工作者。大震将至，他们已有预感。正因为有预感，他们才从石家庄专程赶赴唐山——要到现场去，要抢在大地开口之前，取得那份至关重要的地质依据。

别人不知道灾难要来，而他们知道。知道，却偏偏迎着它去。

他们要预报的那场大震，最终，在他们脚下爆发。

碑的正面，镌刻着这样的文字：

……六人奉命自石来唐开展地震地质考察……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大震突至……不幸罹难，长眠于此。

寥寥数行，一场倾覆。

碑的背面，刻着他们的名字：苏英俊、贾云年、黄钟、周士玖、王素吉、阎拴正。他们来自河北省地震局。最年长者四十岁，最年轻者，仅二十三岁——他若活着，如今也该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五十周年。碑身落满尘埃，阳光一寸一寸移过那些名字，像有人用手指，把每个名字轻轻抚过一遍。

二十四万人的名字刻在那面墙上，被一座城记着。这六个人的名字刻在这方碑上，几乎被所有人忘了。

可他们的故事，恰恰要从“知道”讲起——从他们明知大震将至、仍离开石家庄、踏上唐山之路的那一天讲起。

本文笔者之一、苏英俊之子苏新华，是这样回忆的——

【苏新华的回忆：父亲说唐山要发生地震】

父亲离开家去唐山，是在一个早晨。那天的每一个细节，我记了五十年。

那一年哥哥十五岁，我十三岁，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我们家刚从省地震局办公楼的临时宿舍，搬进石家庄建设大街新建的宿舍楼。新家还没住热，墙上连一张画都没挂。

那天全家起得比平时早，仿佛都被什么惊醒了，又都说不出是什么。我醒来时，父亲已经在客厅收拾行装。他把东西一样一样放进那个大挎包——包面上印着“冀震”两个字，字迹被磨得有些发白。那是他每次下野外都背的包，我们全家都熟悉它，熟悉到从没想过，它有一天会不再回来。

厨房里，母亲用蒲扇一下一下扇着炉火，米粥的热气混着煤烟味在屋里散开。父亲平日话多，那天却一句话也不肯多说，只是低着头，收拾，收拾。

早饭还没熬好，父亲就背起了挎包，说来不及吃了。他走到门口，开了门——

又停住了。

他把门重新关上，把挎包从肩上卸下来，轻轻放在地板上。然后他把哥哥叫进里屋，带上了门。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那扇门。米粥在锅里咕嘟着，母亲的蒲扇停在了半空。几分钟，也许只有几分钟，可我觉得很长很长。

门开了。父亲走在前面，哥哥跟在后面，低着头。

父亲嘱咐我和妹妹，要听妈妈和哥哥的话。他重新背起挎包，与家里人一一告别。轮到我时，他的手在我头顶放了一下。就一下。然后，他出了门。

父亲走后，我问哥哥，里屋里爸说了什么。哥哥说：“爸说，唐山要发生地震，他要去唐山。”父亲还嘱咐他：妈妈身体不好，要他照顾好这个家。

我听了竟然还挺高兴——咱爸就是搞地震预报的！就算真地震了，也砸不着他，别人不知道往哪儿躲，咱爸知道啊。那一刻我为父亲的职业感到那么骄傲，骄傲得像个真正的孩子。

哥哥没有笑。

我们一家人挤到阳台上。楼下，父亲背着那个印着“冀震”的挎包，越走越远。我们都在等他回头，哪怕就一次。

他没有回头。

那个早晨的几件事，我后来记了一辈子：母亲扇炉火的声音，挎包落在地板上的闷响，里屋的门关上又打开，我说的那些傻话，还有父亲在楼下越来越小的背影——始终没有回头的背影。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这一天，是1976年6月22日。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唐山”和“地震”这两个词，放在一起。

这一天，距离唐山大地震，还有一个月零六天。

父亲的预感，并非凭空而来。

第一章　唐山地震之前：扑朔迷离的华北震情

石家庄，1976年，范西路22号，河北省地震局。

主楼是一座拐角的三层楼。主楼东边，另有一座东西向的两层小楼——分析预报室。地震局的大门是铁栅栏的，从大门外望进去，一眼就能看到小楼的门口。地震地质组的办公室都在二层，楼道南侧、正对楼梯的那个房间，是地震地质组副组长苏英俊的办公室。

小楼里，地震地质组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有人用红铅笔在上面圈过几个圈——京、津、唐、渤、张，也就是北京、天津、唐山、渤海、张家口。圈是一年里陆续添上去的，越添越多，范围越圈越大。

要看清这些圈最后怎么落到唐山、滦县头上，得把日历往回翻。翻回十年前。

（1976年的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张根深/供图）

【从邢台开始】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6.8级地震。此后二十一天里，那里又接连发生四次6级以上地震，最大的一次7.2级。八千多人死亡，三万多人重伤。

那时的中国，没有地震预报，也没有地震局。

周恩来赶赴震区。4月1日，他视察邢台地震考察队分析组，对科技人员说：“地震预报在我们这一代可能不能实现了，但希望能在你们这一代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大批科技人员奔赴邢台，设点，建台，观测。中国的地震监测预报，从邢台的废墟上起步。此后几年，京津唐一带逐步建起由测震和多种前兆观测项目组成的台网，成为全国台网较密、观测项目较多的地区。

1967年3月，河间地震发生后，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北京、天津、唐山和渤海地区，被列为全国最重要的地震重点监视区。

1967年10月，李四光提出：“应加强对滦县、迁安一带东西向构造的观测。”

滦县（今滦州市），迁安。这两个地名，后面还会一再出现。

【1974年，国务院69号文件】

1974年1月9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地震办公室开出一张介绍信，介绍苏英俊、王志广等三位同志前往沧州、河间，“了解地裂缝有关情况”。河间——七年前发生过地震的地方。

（1974年1月，苏英俊等三人赴沧州、河间了解地裂缝情况的介绍信，苏新忠/供图）

5月31日，河北省地震队又开出一张介绍信：“我队苏英俊、陈拴群二同志前去（张家口）地区地震队出差”，请张家口地区招待所协助解决食宿。

（1974年5月31日，苏英俊、陈拴群赴张家口出差的介绍信，苏新忠/供图）

一张往东，一张往北。跑动的范围，就是怀疑的范围。

这年4月和5月，江苏溧阳、云南昭通先后发生破坏性地震。6月7日至9日，国家地震局在北京召开“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主持，京、津、冀、辽等省市和有关研究机构的20多个单位到会，史称“六月会议”。会上摆开的，是华北大地积攒下的各种异常：京津之间小震频繁，地形变测量、重力测量和水氡观测都显出较集中的异常；渤海北部，金县的水准测量前几年变化很缓慢，年变化率仅0.11毫米，1973年9月以来累积变化量却达2.5毫米；大连出现22伽马的地磁异常；渤海北部6个潮汐观测站，1973年都测出海平面上升十几公分，为十几年来所未有；小震活动也明显增加。

会上，沈阳地震大队提出：辽宁南部或渤海东部，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可能发生强震。

会商的意见，由中国科学院写成《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报给国务院。报告里写着多数人的看法：

京津一带，渤海北部，晋、冀、豫交界的邯郸、安阳一带，山西临汾盆地，山东临沂一带和黄海中部等地区，今明年内有可能发生5至6级地震，内蒙古的包头、五原一带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

多数人之外，还有两种声音。一种更重：有人根据强震活动的历史规律和大区域地震活动的综合研究，认为华北已积累7至8级地震的能量，提出华北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危险。一种更轻：有人依据某些地球物理指标的变化及其与华北地震活动的历史对应关系，认为华北近年不会发生大于5.5级的地震。

5级，6级，7级，8级——或者不大于5.5级。数字摆在同一张桌上，谁也说服不了谁。

主持会议的胡克实后来回忆：会商会开了三天，在综合分析各方面资料和多数人意见的基础上，指出了华北地区一两年内可能发生5至6级地震的6个危险区——京津一带、渤海北部、邯郸—安阳一带、临汾盆地、临沂一带、黄海中部。

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以国发〔1974〕69号文件，把这份报告批转下去。文件圈定七个省（区、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半个华北，被划进同一张需要警惕的大网。这是国家层面第一次以国务院的名义，向地方正式转发地震形势分析和中期预警意见。文件要求各地贯彻“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对于报告里那些争不出结果的数字，文件写得坦白：

由于目前地震预测预报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因此，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地方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只是一种估计，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

按照报告的部署，成立了两个协作组：京、津、唐、张协作组，由北京、河北、天津的地震部门和地球物理所等单位组成，暂由国家地震局负责；渤海地区协作组，由辽宁、天津、山东的地震部门组成，辽宁负责。

文件往下走，一级一级；监测的网往下铺，一层一层。

（国务院国发〔1974〕69号文件，来源：历史档案资料）

（69号文件内页中国科学院报告，来源：历史档案资料）

【1975年，海城地震】

第二年，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这一天到来之前，先兆已经一层层显出来：1月中旬起，海城地区开始出现小震；大震前三天，小震突然增多；2月3日，一天之内小震达几百次；动物行为反常，地下水起落不定。2月4日凌晨0点30分，辽宁的地震部门连夜上报震情；上午10点30分，地震预报正式发布，海城等地组织疏散——人撤出房屋，牲畜赶出圈舍。

傍晚7点36分，7.3级大地震到来。而人已先一步离开——数十万人站在旷野和街道上，等着大地开口。这次地震死亡1328人；有人估算，这一撤，避免了大约10万人的伤亡。这是地震史上少有的、震前作出短临预报并组织避险的大地震。大震落在渤海北部——正是六月会议圈出的两个最重要的危险区之一。

消息传开，整个地震界为之一振。中国由此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对强震作出过成功短临预报的国家，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肯定。海城还留下一句日后广为流传的经验：“小震闹，大震到。”

国家地震局印制了大量宣传海报——“小震闹，大震到，地震一多一少要报告”——分发到全国地震系统的各个基层单位。

海城之后不久，中央向地震部门提出了一条硬指标：京津地区凡是5级以上的地震，要做到24小时之前报出来。

按常理，一场大震过后，断层积累的应力得到了释放，同一区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再有同等强度的大震。

可是海城之后，华北的异常并没有平息。

【按不住的异常】

把视线从文件上移开，落到地面上去。那几年，华北的城镇、乡村、学校，群测群防点一个一个冒出来。马灯、土地电、记录纸；井水、地倾斜、磁偏角。

唐山市第八中学有一个业余地震科研小组，1972年初由一名老师和两名学生创建，起家的设备是一口废水井和一种土地电。到1976年，小组已发展到上百名师生，负责人是周萼老师，测报手段扩展到水电导、测氡、地应力等八种。学校还创办了校办工厂，生产地震电导仪供兄弟单位测震使用；到地震前，这种仪器已经更新到第六代。这样的小组，当时数不胜数，唐山八中只是其中之一。

曲线一段段描下来，往上报。异常像野草，按不住，遍地冒头。

按照当时的规定，除了中央和省委，任何部门——包括地震专业台站和群测点——都不得自行发布地震预报消息。所有的怀疑，只能变成报表和曲线，一级一级往上走。

专业队伍里面，海城之后分成了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华北的强震危险已经释放了。依据是中国东部三千年的历史资料：很少有两个大地震在地域上相邻、时间上相随接连发生。何况唐山历史上从未记录到7级以上地震——地震区划图上，唐山是不设防的Ⅵ度区。西南的川滇一带又确实观测到不少异常。有人建议，从1976年起，把全国地震工作的重心从华北转向西南。

也有人认为海城地震之后，华北的地震形势更加严峻，地震活动沿燕山向西南方向迁移的可能性最大。

如果把这两年华北所有的怀疑都落到一张地图上，用红铅笔一个一个圈出来——圈会先落在京、津、唐、渤、张；然后往南漫，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一路连到河南安阳；再往西探，沿着北京的方向，一直伸进山西腹地。

红圈越画越大。未来大震究竟落在哪一点，反倒越来越看不清。

河北省地处燕山、太行山隆起带和华北平原沉降带，大小断裂带纵横交错，历来是地震活动频繁的省份。河北省地震局的地震工作会议，一个接着一个。

（1975年8月河北省第三次地震工作会议，国家地震局科技情报中心/供图）

【分析预报室地震地质组】

河北省地震局是一个年轻的单位。1971年4月，省革委在古城正定召开会议，研究河北省地震机构的设置问题。同年9月18日正式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地震办公室”和“河北省地震队”，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后来升格为河北省地震局。到1976年，全局编制570人，局长刘长垣，下设办公室、分析预报室、政工组、业务组、群测群防组、后勤组等。

分析预报室下设地震地质组、测震组、地磁组、地电组、重力组、水化组、应力组、形变组、综合组等专业组。其中，地震地质组主要负责中长期地震预报与危险性评估，依托活动断层、新构造运动、历史地震、古地震资料以及地震构造分区，确定强震可能发生的地点、震级上限和复发周期。测震组、地磁组、地电组、重力组、水化组、应力组、形变组等作为前兆观测队伍，主要通过捕捉各类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异常，为短临预报提供数据支撑，在数天至数周（甚至临震前）辅助判断地震的三要素（发震时间、地点和震级）。综合组则负责多学科观测资料的汇总、异常核实与综合会商分析，是短临预报意见形成的关键环节。

地震地质组组长杨理华，副组长苏英俊，组员有贾云年、黄钟、周士玖、王素吉、赵喜柱、李钦祖等。

这个组的人，是从四面八方聚到范西路22号来的。

苏英俊，1957年从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今河北地质大学）毕业，在山西跑野外地质十几年，1973年初调入省局。在山西的那些年月里，他立下过一件大功：一次野外考察途经晋西南山区某村庄，他发现当地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一些村民、尤其是儿童的瘦弱状况，仍显得不太寻常。职业敏感让他意识到，这可能与当地的地质环境或饮用水质有关，并由此怀疑地下存在地质异常。山西省地质局随即派出物探队追查根源，仍由他带队。几个人背着仪器，像工兵探地雷一样出没于荒山野岭，最终探明了铀聚集区矿化点，荣获表彰。附近居民因此搬离；而他和物探队的几个人却全部病倒住院，后被送往北戴河疗养了两个月。

贾云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1972年和妻子陈非比一起从中国科学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调来河北。调动那年，家乡天津和河北的地震队伍都需要人，他选了河北——河北区域大，地震活动频繁，更有用武之地。1966年邢台地震时，他参加工作才半年，正在云南东川考察一个月前那里发生的地震。当年3月31日，他在给陈非比的信里写道：“邢台地震实在令人痛心……由此也联想到搞地震宏观（考察）工作，也要有冒生命危险工作的打算才行。”

黄钟，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毕业，在大庆油田干过勘探，1971年参与了河北省地震队伍的组建。他住局里的单身宿舍，一间屋六张床；走廊里常能听到他朗朗的说笑声，有时他还给院里的孩子们讲故事。妻子和孩子在北京房山，一家人长年两地分居。

周士玖和王素吉是1975年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周士玖毕业于河北地质学院（今河北地质大学），王素吉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来局之前她当过中学教师，总想把课本上学到的东西用到实地上去。

驾驶员阎拴正，1973年调入省局。1975年承德宽城地震台建设期间，他曾驾车深入山区运送木材。当地山路狭窄崎岖，坡陡弯急，一侧临崖，一侧近沟；车辆载上沉重而修长的木材后，转向和制动更加困难，每一次上下山都是对驾驶技术和胆识的考验。他沉着谨慎，安全完成了这项艰险的运输任务，并因此受到表彰。此后，地震地质组每次开展野外调查，几乎都由他驾车；除了保障行车安全，他还承担沿途联络和野外生活保障。长年并肩奔波，组里的同志早已不只把他看作驾驶员，而是把他当作地震地质组不可缺少的一员。

【红圈开始收拢】

苏英俊的做法，是系统研究华北历史强震活动，将历史地震记录、区域构造特征、断裂活动状态与现实观测异常放在同一幅图景中考察，由此形成一套综合研判方法。贾云年既重视仪器观测数据，亦关注区域构造背景与地震活动演化中的趋势性信号。两人的研判方向，相互印证。

1975年上半年，这个组把华北的地质构造、应力场和历史地震记录放在一起反复比对，给出过一个中长期判断：七十年代末期，河北北部可能发生7级以上强震。

这个判断，没有只留在范西路22号。海城地震之后，国家地震局的汪成民收到过一封来自石家庄的信，写信的人他并不认识，署名贾云年。信里写道：“辽宁（海城）地震的发生加强了我们主要是根据河北省及邻区的地震、地质分析而提出的1980年附近在河北省北部有发生大于7级地震可能的认识。”

这一年，介绍信和单据一张接一张。3月，国家地震局的地图回执单；4月，去国家地震局搜集资料；7月，去张家口——一年里，苏英俊至少两次去张家口，其中一次和分析预报室形变组组长陈绍绪同行。组里的人还去过邯郸、沧州、承德，以及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辽宁。苏英俊和李钦祖还去过磁县——历史上发生过7.5级地震的地方，调查唐山—河间—磁县地震构造带的活动情况。

多年后，家里人还记得：那一年，父亲回家总是很晚。

地图上的红圈一圈圈往外摊，又开始一圈圈收拢。

（地图前的王素吉，王顺昌/供图）

（国家地震局地图回执单，苏新忠/供图）

（1975年去国家地震局搜集资料，苏新忠/供图）

（1975年去张家口搜集资料，苏新忠/供图）

（苏英俊的地质人生，苏新忠/供图）

（贾云年在考察中，陈非比/供图）

（1965年，三排右一贾云年，二排右三王益海，王书军/供图）

（右一周士玖在河北地质学院，周士义/供图）

（周士玖在1976年，周士义/供图）

（解放牌卡车中的阎拴正，阎立彩/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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