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年代：要么改变，要么被淘汰

李侠

5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这份文件就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路线图，其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达30年，分三个关键节点，分别是2020年、2030年与2050年，每个时间节点都安排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以便到期时的评估与检查。由是观之，其深远影响怎么解释都不为过。现在的问题是：经是好经，如何入心，并落地生根才是关键，否则又会落入政策效率损失的陷阱。

要让政策得到各级管理者以及政策受众的接纳与履行，需要解决如下三个问题：其一，政策内容与受众的需求相匹配；其二，政策受众具备履行政策的社会基础支撑条件；第三，明确政策主导区间与政策受众的自由裁量权的边界。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对于时代的整体判断以及政策目标对受众的吸引力。纵观《纲要》，政策对于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是合理的，也是有根据的，这就决定了政策内容与政策受众的内在需求是相一致的。笔者经常把这个问题称作“替代问题”，如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会让很多行业成为可替代的，一旦沦落到可替代领域，那么你的竞争力和存在价值都会随之降低。遗憾的是，我们所遭遇的年代就是一个替代年代。放眼全球，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呼之欲出的新科技革命会加剧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马太效应，即部分国家会形成优势累积，同时又有部分国家则陷入劣势累积的困境。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无情地加速扩大，可以预见，未来会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彻底沦落为社会发展的荒漠之地。相信没有任何国家、地区或者个人愿意被抛入劣势累积的陷阱中，所以，这也是《纲要》之所以出台并能被受众接受的理性基础。再者，政策目标的设置不可超出受众可支配能力太多，否则政策目标根本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检视最近的2020年节点目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拥有现实基础。在笔者看来，三个节点目标的设置还是合理的。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实现创新驱动的社会基础支撑条件。创新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的，也是昂贵的，要实现创新需要严苛的条件，并不是谁都有能力去实现创新的。而这些苛刻条件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基础支撑条件”。近五年来，我们曾提出一个支撑创新的五要素框架模型，即制度要素、经济要素、人才要素、文化要素与舆论要素。前三项被称作硬性要素，后两项被称作软性要素。制度要素在创新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它本身即是创新的基础支撑条件，同时，它还是促使要素间形成耦合机制的协调力量。要实现创新必须满足最低社会基础支撑条件，即两项硬性要素与一项软性要素（简称2+1模式），低于这个最低社会基础支撑条件，创新是断然无法实现的，更遑论创新驱动了。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由于社会、历史等原因，现存的优势要素条件各不相同，因此，最低社会基础支撑条件可以有六种变体，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条件，可以最大限度形成要素之间的补偿效应，从而发展出不同的创新路径，这也说明了创新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与路径。之所以强调这点，也是为了防止各地区之间不加思考的一窝蜂式盲从与冒进，造成资源的浪费，以及对政策合理性形成不必要的消解。根据这个最低基础支撑条件模型，各地区可以很准确地对本地区的创新能力进行诊断，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模式，并充分发挥其潜在优势。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纲要》的落实在实践层面上的约束。坦率地说，此次《纲要》提出的创新驱动应该明确其主导区间，由于中国各地的发展水平存在严重的差异，很多地区根本就不具备创新驱动的条件：要人才没人才，要经济没经济、连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支撑条件都不具备。如《纲要》中规定，到2020年国家的R&D投入占GDP的2.5%，仅就这个目标而言，结合现在的投入数据推测，4年后国内仍将有一半以上的区域达不到2.5%的投入比例。因此，如果一味强调创新驱动反而会出现欲速则不达的局面。因此，创新驱动的主导区间应该集中在社会基础支撑条件比较好的区域开展，而不是一刀切。那么，那些落后地区该做什么呢？是不是由于条件不具备就可以因循守旧，毫无作为呢？显然这种理解是无法成立的。落后地区对于创新驱动的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摸清家底，加快完善创新基础支撑条件，缺什么补什么，从而夯实创新基础，以此对接上游的创新扩散与转移。否则落后地区就将面临一种非常困难的局面：成为被社会遗弃的发展孤岛。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所有地区而言，在替代年代，要么改变，要么被淘汰，别无选择。

结合我们前期的研究，可以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议：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利润趋同的趋势，创新更容易发生在低成本区域。根据《纲要》的战略部署，中国当下为实现创新驱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首先，降低创新的制度成本。研究显示，目前影响创新成本的主要因素是制度成本。我国区域间创新的制度成本差异巨大，最低与最高相差达五倍之多，可见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制度成本严重偏高是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加快人才队伍建设，这也是助推创新实现的有力推手。人才如同所有商品一样，供给丰富的地方，成本就比较低，反之则成本升高。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人才的集聚，也会无形中改造当地文化与舆论环境，并有助于推动制度改革，从而降低创新成本。近来，德国提出的工业4.0计划，其中同样强调了整体学习对于国家创新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可见在这点上，世界范围内在认识上是一致的。

2016-5-22于上海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是应张老师、崔老师之邀而写，发表时略有删节，这是原稿，刚刚看到已经刊出，《中国科学报》2016-5-23，合作愉快，是为记！过去的一周比较忙碌，先是去中南大学参加朋友的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并参与了一个创新论坛会议，见到很多老朋友，很是高兴。回来后周六一天的课，也是最后一课，也谢谢同学们12周以来的相伴。昨日去复旦大学参加徐英瑾教授组织的重大课题开题会议，开题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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