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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治疗的哲学基础研究 精选

已有 8344 次阅读 2016-3-20 11:33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认知治疗的哲学基础研究

——信念修正的可行性分析

 

孙丹阳  

 

     要:对抑郁症的认知治疗模式的考察可以表明认知治疗的核心环节在于认知重塑,而认知重塑的基础在于改变信念。通过将信念结构划分为表层信念、中间信念和核心信念结合AGM模型的信念修正方式与原则,可得认知治疗中信念改变的可能路径,即从表层信念向核心信念的修正方式。这种方式对信念修正的AGM模型中与心理治疗原则不相契合的部分进行了扬弃,以保证认知治疗在治疗实践中的效用。

   关键词:认知治疗;认知重塑;信念修正;AGM模型

中图分类号:B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2-

基金项目:上海交通大学文理交叉专项基金项目(13JCRZ04

作者简介:孙丹阳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0)。

 

正如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所说:“新的治疗理论是现存的心理治疗理论的盲点引起的”[①]。二十世纪中叶,随着心理治疗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分析疗法与行为主义疗法缺点的日益暴露,认知治疗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而衍生出来。作为一种新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认知治疗与精神分析疗法行为主义疗法相比,具有理论明确,概念框架比较清晰,实践上疗程短、可操作性强、反复性小等优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认知疗法从发源地美国迅速向世界各地扩散,被广泛地应用于心理障碍的临床治疗中,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得到人们的广泛接受。探讨与挖掘认知治疗的内在机制和哲学基础,恰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尝试通过分析抑郁症的认知疗法的内在机制,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认知治疗中认知重塑的要点是什么;第二,改变不合理核心信念是否可能以及潜在的路径;第三,探讨信念修正的AGM模型的内在机制及其在认知治疗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措施。

一、传统认知治疗的理念与问题

心理治疗方法的演进与心理学理论流派的变迁紧密连结。二十世纪前半叶流行的精神分析疗法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而开发出来的一种心理治疗技术。总体来看,精神分析疗法主要建基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自我、本我、超我)、潜意识理论(潜意识、前意识、意识)及本能理论。该方法主张追溯患者的早期经验,将心理障碍归结于早期人格的发展失衡。随着精神分析疗法在临床治疗中的广泛应用,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暴露。一方面,虽然新精神分析学派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局部的修正,但其基本主张依然围绕心理决定论、早期经验与无意识、自由联想、梦的解析等治疗方法,而这些方法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与体系。另一方面,在现实治疗中,精神分析疗法也因耗时长、操作难度高、价格高昂而难以推广。随着行为主义疗法的兴起,精神分析疗法逐渐丧失主导地位。行为主义治疗方法根据刺激反应S—R)的经典条件反射模型来解释人类的异常行为,将关注点集中在外显的可观察行为上,试图通过刺激、反应、强化、消退等清晰且易理解的词语,解释人类几乎所有类型的异常行为,彻底抛弃内在的内省经验、心理过程以及思维模式[②]。行为治疗在其最初应用中,因在特定行为改变上取得的良好效果而迅速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推崇。然而这种只关注症状行为的治疗方法反复性极强,治标不治本,对异常行为与心理意识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这是它的最大缺陷。

认知治疗的兴起,既是源于对精神分析疗法与行为主义疗法的缺陷的反思,也是对这两种观点的调和:一方面,认知治疗在发展过程中采纳了行为主义的一些有效措施,因此其也被称作认知行为治疗CBT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另一方面认知疗法在关注个体内在心理的强调又与精神分析疗法相一致。认知治疗核心理念在于,把心理障碍看成由于个体认知出现问题而导致的扭曲的认知结果。因此,认知治疗更加重视应激与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并将认知视为这一中介变量,分析、探究与重塑认知框架是治疗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这与行为主义治疗从外向内推进的思路完全相反,后者侧重于对心理障碍患者的外显行为进行分析与调控,以此来影响患者的认知框架。

本文将以抑郁症为典型来分析认知治疗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源于认知治疗学派的创始人,美国精神病学家A.贝克(Aaron T.Beck1921-)与同事最早的临床研究就始于对抑郁症的治疗。贝克的工作证明:在单项抑郁症的认知治疗与药物治疗的比较研究中,率先证实了认知治疗疗效胜过药物治疗;而在理论层面上,其认知疗法就源于对抑郁患者的认知模型进行认知改造。另一方面,考虑到抑郁是人群中分布最广的心理障碍,从抑郁患者入手,可以很好地展现认知治疗的特点及其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根据最新版的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V2013年)中提供的诊断标准,抑郁的主要特征集中表现在行为、认知、情绪、躯体症状的三低上,即:心境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消沉,同时在诊断标准中强调三低出现的频率和持续的时间。按照美国心理学家科尔曼的界定:抑郁引起的心情不好往往更强烈,可能超过了生活本身的一个尺度。而且,它可能持续更久。[③]这里涉及到一个时间性维度,即坏心情必须持久不退,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下面通过分析抑郁症的认知治疗来挖掘认知治疗的哲学基础。

二、认知治疗的机制与认知重塑

关于抑郁症的认知治疗的实证研究结果非常丰富,临床研究已证实认知治疗对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有明显的改善[④]对抑郁症患者的生活状况有明显的提高[⑤]对例如癌症等疾病引发的抑郁、焦虑症状有显著的效果[⑥]。在新近的研究中,对认知治疗的评估也开始涉及不合理信念的改变上,研究结果表明在利用内隐联想测验(Valued-IAT)进行评估后,并没有发现信念随抑郁症状的好转而改变的证据[⑦]。这一结果对那些认为不合理信念可以被改变的学者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不过它也从侧面表明不合理信念的改变被视为评估认知治疗在治疗抑郁症方面的效果的重要指标。在《Nature》最新发表的对抑郁症的相关研究显示,由于人工激活的细胞能随着新的信息而被更新,从而记忆的输出得以实现。通过对老鼠进行积极记忆痕迹的人工激活,证实了人工唤醒确定的一组被积极记忆激活的齿状回细胞能够缓解由于压力诱发的行为障碍[⑧]MIT首页发文对这一研究结果予以高度认可,认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心理疗法对于抑郁症治疗的一种科学解释”。在对于认知治疗的研究中,实证研究已经给出了许多清晰明确的证据,而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为实证研究的推进提供可能的方向。

人类认知过程即人类对外在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它始于感觉,分门别类的感觉信息进入中枢系统,中枢系统对感觉信息进行加工,由此形成对外在事物的判断[⑨]。现在的哲学与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认为,对头脑内的信息进行加工是由其认知图式来完成的。而认知图式则是大脑内的概念、范畴、规范与判断等要素构成的集合。各种感觉信息经过认知图式的处理,由此形成我们对世界与事态的判断,它的作用机制已经被美国哲学家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模式所揭示:观察是一个被人们背景知识、经验、理论所影响的过程[⑩]。汉森的理论支持认知过程受到心理、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影响的观点,而这些要素的组合就构成了人类的认知图式与认知框架。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其内在信息加工呈现为一条完整的认知链条,包括各种决策、推理、信念确定的处理过程[11]后以表征的形式输出,它是诸知觉的整合。如果这个过程是正确的,那么,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出现认知扭曲。至于知觉过程是否是理论无涉的问题至今依然存在争论,按照汉森的观点显然知觉过程也难逃理论的污染,而主张心理模块论的美国哲学家福多(Jerry Fodor,1935-)则坚持信息封装的观点,认为知觉过程不存在理论与背景知识的渗透。对于心理障碍患者而言,知觉到的信息是否与正常人无异,信念在认知过程的哪一阶段开始介入,这些细节对认知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关系到在知觉阶段对客观事物的刺激进行知觉组装,并形成初始认识输出。不过诸如该知觉信息构成的新认识是否是基于原有信念得出的,原有认知图式在哪个环节影响了新认识的形成等细节目前还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原有信念参与了认知过程的后半程,这自然包括心理障碍患者的认识形成过程。

   认知疗法的基本预设是:心理障碍患者的认知过程存在严重的偏差,而这种认知偏差是由其自身固有的信念系统中错误观念导致的,由错误观念引发的认知偏差构成了行为和情感的中介,行为与情绪扭曲被看做是认知出现故障的结果。认知疗法主张通过认知重塑、心理应对、问题解决等技术手段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从而实现治疗的目的。针对抑郁症而言,认知治疗的目标是改变抑郁性的想法,即进行认知重塑。“认知重塑是用积极的、符合现实的认知替代那些消极的、与现实不符的认知,是认知治疗最为重要的方面[12]。那么,认知重塑是如何实现的,以及认知重塑的要点是什么呢?

艾利斯Albert Ellis1913-2007提出了合理情绪行为疗法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REBT),该方法在实践中被称作ABC理论艾利斯认为诱发事件A并不能直接导致不合理情绪C后者的真正源头是不合理的信念B要想将非理性行为改变为理性行为最好的切入点就是改变不合理信念B因为信念总是包括情绪和行为两方面并且二者密切相关[13]这就是ABC模型的理论要义所在。之后,该模型在实践中升级为ABCDEF模型(Ddisputing irrational beliefs,对不合理信念进行驳斥,Eeffect Ffeeling如果说ABC模型揭示了不合理情绪产生的根源,那ABCDEF模型则阐明了治疗的机理。通过对原有不合理信念进行辩驳,产生辩驳后的效果即合理信念对不合理信念的代替,从而达到良好感觉,即合理信念下产生的新的合理情绪。该模型明确提出用新的合理的信念代替原有不合理信念,但是对于如何建立新的信念,该模型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

认知治疗的关键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形成准确的认知概念化。J.贝克总结的认知概念化模型为:相关童年资料核心信念条件假设/态度/规则应对策略情境自动思维自动思维含义情绪行为[14]。其中条件假设/态度/规则指的是中间信念,情境是应激事件。A.贝克主张在认知治疗中,通过垂直向下技术依次对自动思维、中间信念与核心信念进行识别和矫正,A.贝克的认知疗法与艾利斯合理情绪疗法的不同在于:A.贝克不仅探讨了诱发性事件与抑郁症状间的不合理信念,将诱发性事件发生之前患者(早年)经历对核心信念形成的影响引入进来,将信念分为中间信念与核心信念,同时在抑郁症的治疗中,又将抑郁症患者的负性核心信念分为无能和不可爱的两类;而其理论的继承者J.贝克则将负性核心信念划分为无能、不可爱、无价值三类。在对信念的指向上,A.贝克又将信念划分为对自我、对世界、对未来的信念。这种划分是对患者信念结构的探讨,可以为更好地识别与矫正信念提供靶标。

学者陈福国与A.贝克的观点几乎相同,即认为认知概念化模型(早年)经历负性核心信念负性中间信念(功能失调性假设的形成激发性事件功能性失调假设激活)功能失调性自动想法抑郁症状(行为、动力、情绪、躯体症状)[15]。陈福国将重塑中间信念作为治疗的核心环节,认为核心信念的改变是不可能的。与之相反,学者李侠认为:改变患者的核心信念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而且,一旦成功,效果稳定,病情不易反复”[16]。如果改变核心信念是可能的,那么寻找可行的改变路径,则成为事关认知治疗成败的关键。

三、信念的结构与改变的可能路径

认知治疗的核心环节是认知重塑,而认知重塑的要点则在于信念重塑,那么信念是如何被修正和改变的呢?针对信念的研究由来已久,哲学与心理学等相关学科中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哲学对信念研究是在知识论与认识论的视角下作出的将信念内容的真实性视为评估与分析信念的着眼点,信念的概念可以通过希腊语词PistisDoxa来表达,前者指相信、信心,后者指主张、接受。柏拉图曾提出著名的JTB模型,主张将知识界定为被确证为真的信念。这种将信念(Doxa-common opinion)转化成知识(episteme)的观点受到一些哲学家的怀疑。事实上哲学上对信念概念的探讨至今难以达成共识。1963年美国哲学家葛蒂尔(Edmund L.Gettier,1927-)在确证的真信念是知识吗一文中,提出著名的葛蒂尔问题,更是引发知识论领域长达数十年的争论,由此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困难。其中最大问题就是基础信念的倒退问题,正如学者费多益指出的:“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为真的信念是知识结构中的基础信念,位于整个结构上层的知识都由它们所支持。”[17]在怀疑论者看来这个基础信念也是可错的,由此便引申出基础信念的根据是什么的问题。为基础信念辩护必然陷入无限倒退,最终导致基础信念破产,后来出现的因果理论可以看做是对无限倒退问题的克服。

心理学界则更倾向于将信念视为一种最简单的心理表征,认为信念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信念也并不是绝对正确的。如果我们对来自哲学与心理学的信念概念进行整合,就会有一种关于信念的新的认识,即后天形成的并被确证为真的信念的集合,而且这种真是一种发展中的真。那么信念如何在实践中呈现呢?这就是哲学上的命题态度。哲学家将命题态度作为信念的特征,关于信念的讨论也嵌入在对命题态度的讨论中,将信念作为处理命题态度的首选例子;命题态度是包含一些态度、立场、或者关于命题或者事物潜在状态的看法的精神状态。在艾利斯的合理情绪疗法中,应激事件可以被表达成一个命题,这种表达并不是客观陈述,而是包含了特定的命题态度。不同的命题态度诱发了不同的行为,这种命题态度是信念关涉的。信念并不等同于认识、观念、想法,信念是形成认识、判断、情感与意识的基础,它具有稳定性与多样性。

那么信念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人类知识与观念的获路径一直存在争议。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唯理论者认为人具有天赋观念,只是这些观念在出生时忘却了,在经验的刺激下能够重新唤醒。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者则提出著名的白板说,认为人出生时大脑就像一块白板,经验是人类知识与观念的唯一来源。这两种理论看似绝对对立,实则也存在折中的可能,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已有的研究,笔者认为信念的产生存在两种可能路径:第一,如若人类真正存在天赋的内容,那显然不是具体的观念,而是共同的生物因素决定的结构性特征,例如乔姆斯基提出的普遍语法。第二,在人类后天的认知过程中,通过感知觉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形成初始信念,这些初始信念在后天实践中不断获得完善与丰富,最终成为我们的核心信念,这个发展过程伴随生命始终,并以此对未来刺激信息做出判断。能够被信念系统接受的命题扩充核心信念的外延或内涵,这部分信念通过长时记忆被存储起来,由此构成信念系统,这就是信念的经验来源。

从信念的多样性出发,早在1977年,艾利斯就将其提出的11个不合理的信念归为3大方面,即人们对自己、对他人、对自己周围环境及事物的绝对化要求和信念”[18]。贝克在描述认知因素与抑郁症关联时提出消极三联症的划分,即对自身、对世界、对未来的负性看法[19]。该维度的划分有利于对患者的信念进行由里及外的重塑。

为了实现信念重塑的目的,需要对信念按结构进行划分,信念可以被划分为表层信念、中间信念、核心信念。表层信念指的就是自动思维,自动思维的识别与改变是开启信念改变的开端。A.贝克曾指出:自动思维是一种思维流,它与一条更大的思想流共存。它的产生是自发的,很难被察觉,但是其背后隐藏的信念一旦被确认自动思维就可以被预测[20]。可以说自动思维是信念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探索信念的一个窗口。中间信念是由规则、态度及假设组成,核心信念则是关于自己或他人、世界绝对论的、刻板的、普遍的观念。[21]在认知治疗过程中,信念重塑始于识别与改变自动思维、再到识别与矫正中间信念、最后达到对核心信念的识别与改变的目的。

根据柏拉图对意见、信念与知识的界定,我们再结合信念内容真值程度可进一步将信念划分为意见、共识与知识三个层次。人类的信念包罗万象,被科学验证为真的成为知识(episteme);没有被科学验证为真,但是在文化共同体内自觉遵循的被称为共识(common opinion);其余部分则是仅有小部分人甚至于个别人所接受和相信的观点,暂且称为意见。三个层次的信念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流动之中。抑郁症患者在知识层面上的信念大多是合理且不需要修正的,如抑郁症患者不会去怀疑地球围绕太阳转、自由落体等知识。其不合理信念多在共识性信念的层面上出现,如抑郁症患者由于心境低落、情感淡漠,在与亲朋相聚时往往表现过于冷漠,甚至会觉得亲人聚在一起将会指责自己的不是,从而尽量远离聚会。在共识性信念上的偏差也是咨询与治疗中最容易辨别与把握的部分,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不同的区域会形成有差别的共识,因此在评估共识层面的偏差时,治疗师应充分考虑环境差异的因素。在众多无法判别真假的意见中,抑郁症患者倾向于将意见集中在负性、悲观的信念上。因此在认知治疗中,咨询师应关注的是患者在意见与共识层面上的不合理信念,而在信念的修正过程,应该是从共识意见层面的不合理信念入手,也就是从真值高向真值低的信念推进。对于核心信念层面,这部分的信念往往不是真实性所能涵盖的,比如善恶、美丑、价值判断(成功-失败)等,在识别与矫正上更加复杂,重新塑造也更加困难。

在认知治疗的过程中,治疗师通过从表层向核心的垂直向技术对信念进行修正,越是表层的信念稳定性越差,也就越容易识别和矫正。正如J.贝克所主张的,信念的修正并不是以全或无的方式进行的。在认知治疗中,治疗目标并不是对核心信念的完全替换,她主张按照百分比的方式,对信念修正进行评估,患者对原有的不合理信念的相信程度低于30%,对新的替代信念的相信程度达到80%,这种状况下就可以被评估为对核心信念进行了成功的修正[22]。信念是否能够被完全替换,笔者认为在特定的个体、情景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鉴于这种完全的替换需要更长的治疗时间,J.贝克主张通过上述百分比进行评估更为合理。

四、认知治疗内在机制的解释模型:信念修正模型

认知治疗要想真正起作用,信念修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信念修正的研究源自逻辑学领域,不断受到计算机科学哲学界的关注。在心理治疗领域,贝克等认知治疗师多在实践中采用具体的治疗方法对信念进行修正,鲜有涉及对信念修正的理论探讨。在信念修正的理论研究中,阿尔罗若(C∙E∙Alourron)、加德福斯(P∙Gardenfors)和梅金森( D∙Markinson)共同建立的信念修正理论(简称AGM 理论)是其中形成较早、影响最大的理论[23]

信念修正的AGM理论,主张将个体的信念结构视为一个信念集,采用语句来表达命题。笔者认为可以将各信念要素看成该信念集的分子,通过信念分子的变化,保持信念集的一致性、融贯性和逻辑合理性。信念的变化存在三种基本形式,即扩充,修正和收缩[24],扩充指新的信念分子进入到原有信念集中,使原有信念集得扩充形成新的信念集;修正是指为了保持信念集的一致性和逻辑合理性,对原有信念集中的某些不合理信念分子进行修正,形成新的修正后的信念集;收缩则是指在删除信念集中某些不合理信念分子时,与其相关的信念分子也要被删除,从而形成新的收缩的信念集。信念修正的AGM理论主张在信念修正的过程中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一致性原则、新信息优先原则、最小改变原则”[25]一致性原则意在保持信念集融贯,是信念修正的基础性原则。新信息优先原则是指为达到一致性原则,新信念进入信念集后,若与旧信念产生矛盾,则在保存新信念的基础上对旧信念进行修正。最小改变原则指在新旧信念的矛盾中,要以删除最少的旧信念为原则。三种改变形式与三个原则构成了信念修正AGM理论的核心。由于信念本身的复杂性,若向应用层面扩展,必须做相应的改进。

   如前文所述,抑郁症患者的信念系统并需要全部改变和修正,在治疗中要识别与剔除其信念集中不合理信念的部分。认知治疗的目的是关注这部分不合理信念,同时保证经过修正后的信念能够与原有信念相融合,不产生新的矛盾,这一点与AGM理论的一致性原则相契合。然而AGM理论并未对信念的结构进行划分,没有解释不同层次的信念如何实现修正。在认知治疗的实践中该问题必须明晰化。假设抑郁症患者的信念集为K,我们将信念集划分为三个子集,表层信念(自动思维)集K1、中间信念集K2、核心信念集K3。每个子集中都包含众多信念分子,这些分子按照对信念结构的划分,可以基本归对自我,对他人、世界,对周围环境和社会互动这三方面。信念分子由于指向的对象不同,其合理性也不尽相同。用AGM模型解释上述治疗过程,即影响患者情绪的表层信念A1,包含在患者的信念集K1中,经过治疗师的引导,患者产生了一个新的信念A1',新的信念A1'进入信念集K1,造成与信念A1的冲突与矛盾,在治疗师的帮助下,患者接受信念A1',删除信念A1,形成修正后的信念集K1'。以此类推,依次对中间信念集和核心信念集进行修正。认知治疗过程中,治疗师会采取丰富的认知治疗方法达到新信念对旧信念的修正,而信念修正的模式是遵循上述修正路径的。

信念的扩张模式与收缩模式也能很好应用到认知疗法对抑郁症的治疗中,针对不同个性的患者可采用不同的方式。按照经济学的稀缺概念,心智带宽丰富的人适合用扩张模式修正信念。这里的心智带宽主要指认知中的注意力的存在状态,如果注意力被锁定那么就会导致心智带宽降低。相反,对于心智带宽贫乏的人可以采用收缩式信念修正模式。目前流行的正念减压疗法以及冥想等都是解放认知带宽的努力。无论是信念的扩张还是收缩模式,其实质在于心理内容的盈亏调整问题。治疗师在治疗中所讨论的情境并非面面俱到,患者生活中遇到的很大一部分问题是不能够与治疗师一起探讨的,而最终针对这些情境产生的不合理信念同样得到改变,这就是采用了信念改变的收缩模型。当经过辩驳的信念进入到信念系统中,信念系统中与原有不合理信念相关的信念也必须删除,才能保证信念系统的内在一致性。对于核心信念的修正则需要利用扩张模型。当患者的表层信念系统与中间信念系统完成足够多的信念分子的更新和替换,治疗师需要引导患者看到那些被自己忽略的情境。患者曾经不关注的信念在治疗师的引导下被纳入到其信念系统中,这就是信念的扩张。我们应特别注意,当经过辩驳的信念进入信念系统中,如果信念系统经过扩张与收缩式的修正后,依然存在矛盾的不合理信念,则需要重复前述的修正、收缩过程。

对于AGM理论主张的新信息优先原则,并不适用于对抑郁症患者的信念修正,原因在于,心理治疗中患者的改变并非线性上升,更多的时候呈现波浪式推进。例如,当治疗收获阶段性成果,即成功删除患者原有的不合理信念而建立起新的、合理的、一致性的信念集,患者很可能在之后的生活中又产生新的不合理信念,这时,治疗师并不能因为这是新的信念就然接纳,而是要经过正确的辨别,放弃不合理的新信念。在认知治疗中,信念修正的目的是帮助心理障碍患者剔除不合理信念,建立合理的信念系统。在此目标的指引下,对于“最小改变原则”也不能教条式遵守,而应依据真实状况进行评估。同时,我们要时刻认识到,心理障碍是复杂的,改变错误的信念并非一蹴而就,正如心理学家康诺所指出的那样:改变思维的进程涉及你生活的其他方面:你如何处理你的感受;你如何与所爱的人交流;你对自己的感受如何。[26]也许,信念修正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个体内在的防御机制的抵抗。

现代神经生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给信念重塑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即大脑具有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从我们对可塑性的了解可以知道如果用不同的方式来看事情,每天重复几百次的大量练习一定会改变跟它有关的神经网络[27]。由此可知,所有的信念重塑都能起到修改神经回路的作用,根据用进废退学说,新信念由于经常用而得以确立,旧信念因为很少被启动而退化、删减。

综上,通过对认知治疗内在机制的哲学探讨可知,信念的重塑是从根本上解决心理障碍的有效途径。上文分析的诸多修正机制,为核心信念的改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相信通过这种努力,我们就有可能开发出一种具体的生活关怀技术,这也是哲学给予那些处于快速发展时代而又没有思想根基的沉默心灵的最大慰藉。

 

 

 

 

 

 

 

 


[①]罗洛梅,恩斯特安杰尔,亨利H艾伦伯格主编:《存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新方向》,郭本禹等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

[②]钱铭怡主编:《变态心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40页。

[③].H.科尔曼:抑郁症——写给患者及家人的指导书》,雷田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④]Abby D. Adler, Daniel R. Strunk, Russell H. Fazio, What Changes in Cognitive Therapy for Depression? An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 Therapy Skills and Maladaptive Beliefs, Behavior Therapy, vol. 46, 2015, pp. 96–109.

[⑤]Manish Kumar Jha, Abu Minha Juddin, Michael E. Thase, Robin B. Jarrett, Improvement in Self-reported Quality of Life with Cognitive Therapy for Recurrent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vol.167, 2014, pp. 37–43.

[⑥]Tomer T. Levin, Allison J. Applebaum, Acute Cancer Cognitive Therapy,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Practice, vol. 21, 2014, pp. 404-415.

[⑦]Abby D. Adler, Daniel R. Strunk, Russell H. Fazio, What Changes in Cognitive Therapy for Depression? An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 Therapy Skills and Maladaptive Beliefs, Behavior Therapy, vol. 46, 2015, pp. 96–109.

[⑧] Steve Ramirez, Xu Liu, Christopher J. MacDonald, Anthony Moffa, Joanne Zhou, Roger L.  Redondo, Susumu Tonegawa, Activating Positive Memory Engrams Suppresses Depression-Like Behaviour, Nature, vol. 522, 2015, pp. 335–339.

[⑨]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第三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⑩]周燕,闫坤如:《科学认知的哲学探究——观察的理论渗透与科学解释的认知维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11]同上

[12]钱铭怡主编:《变态心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0页。

[13]阿尔伯特艾利斯,戴比约菲艾利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郭建、叶建国、郭本禹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34页。

[14]贝克(Judith. S. Beck:《认知疗法:进阶与挑战》,陶璇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22~45页。

[15]陈福国:《实用认知心理治疗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5页、第204页。

[16]李侠:《心理内容修复与认知治疗》,《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第1~7页。

[17]费多益:《知识的信念假设》,《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11~16页。

[18]阿尔伯特艾利斯,戴比约菲艾利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郭建、叶建国、郭本禹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19]阿伦贝克,布拉德奥尔福德:抑郁症》(第二版),杨芳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

[20]贝克(Judith∙S∙Beck)认知疗法:基础与应用》(第二版),张怡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56~160页。

[21]同上,第223~240页。

[22]贝克(Judith∙S∙Beck)认知疗法:基础与应用》(第二版),张怡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年,194页。

[23]参见熊立文信念修正的AGM理论》,《现代哲学》2005年第1期,第127~131页。

[24]Dongmo Zhang, Norman Foo. Infinitary Belief Revision,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vol. 30,  2001, pp. 525–570.

 

[25]C∙E∙Alourron, PGardenfors. DMarkinson, On the Logic of Theory Change: Partial Meet Contraction and Revision Function,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vol. 50(2), 1985, pp. 510–530.

[26]奥康纳:《走出抑郁——让药物和心理治疗更有效》,张荣华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

[27]诺曼道伊奇:重塑大脑重塑人生》,洪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331页。

【博主跋】这篇与学生合作的文章从写作到发表,前后经历一年多的时间,期间修改与校对次数不下十回,现在越发觉得写一篇文章真的很不容易,期间的过程很值得怀念。文章发表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也感谢安徽大学学报各位编辑的认真编辑工作,合作愉快,是为记!

备注:参考文献的编号有些不适应,写作时按顺序编排,排版时按照脚注处理,有些混乱。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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