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科创中心的基础条件诊断与对策[1]

1、李侠  2、周正

（1、2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摘要：文章首先对即将建设的上海科创中心的基础支撑条件进行了分析与诊断，指出其在基础支撑条件方面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其次，通过科学史的考察，探讨了科创中心与产业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三，通过对七省市五年间（2009-2013）创新成本的分析，提出低创新成本是形成科创中心与实现产业革命的基本约束条件。

关键词：科创中心;基础支撑条件；创新成本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新年伊始，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文字与报道铺天盖地，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模式恰恰是举国体制的一个翻版，如果底层的基础设施与理念跟不上，这股虚热很快就会降温，最后消散于无形。坦率地说，创新的影响力在中国的语境下快速贬值，究其原因，皆在于这些年的创新表现乏善可陈，已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境地，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也只好拿出我们最熟悉的管理模式：权力推动型创新。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即便按照熊彼特的“五个维度”说法，创新遍布于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那么，所有层面的创新的实现都是需要条件的，而且受到严格边界条件约束。如果仅就生产-消费环节而论：“创新是按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分布于创新用户、制造商、供应商及其他对象的过程。”^[1]从这里不难看出，创新可以发生在生产-消费的所有环节，是普遍的与多元的。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创新是不可预测的，更是稀缺的。本文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支撑创新的基础条件的框架结构，如果这个基础条件框架确立了，就可以为各级政府制定相关决策提供最基本的判据，而不是权力意志下的草率决定。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三个问题：其一，支撑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的框架结构与作用机制；其二，科创中心与产业转移、产业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三，影响创新实现的创新成本问题。

一上海科创中心的基础条件诊断

在科技时代，传统资源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递减趋势，而创新要素（技术与人才）则逐渐上升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引擎，这已是学界共识，因此，把城市的发展引擎定位为科创中心应该说是一项正确选择。现在的问题是，成为全球科创中心是需要严格条件的，条件不具备时，所有计划都是纸上谈兵。因此，需要客观地梳理一下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所拥有的基础支撑条件状况。

从科学史角度来说，科学中心与创新中心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侧重于基础研究，后者偏好于应用研究。考虑到大科学时代科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二合一模式也是科技发展的一种新型态。创新专家理查德·R尼尔森曾指出：“‘新的技术带来了新科学’与‘新科学带来了新技术’的说法，都是同样正确的。更准确的说法是，随着现代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兴起，大部分科学和大部分技术都变得相互交融的。”^[2]因此，科创中心的提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不论哪种形式的中心，其基本特征都强调创新，而创新的实现是需要基础条件支撑的。对此，我们曾提出过一个五要素分析框架：“即制度基础条件、经济基础条件、人力基础条件、文化基础条件与舆论基础条件。其中前三项基础支撑条件可称之为硬性支撑条件，后两项支撑条件称之为软性支撑条件。”^[3]基于上述研究，我们曾提出一个判据：一个地区要真正形成创新能力至少需要满足两项硬性基础支撑条件与一项软性基础支撑条件，否则创新几无可能。那么，成为创新中心，显然比具有创新能力的要求要更高，在我们看来必须要具备全部的三项硬性基础支撑条件与至少一项以上软性基础支撑条件，否则就根本无法成为真正的科创中心。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各基础支撑条件不能孤立存在，它们之间必须存在高度的连结性，只有基于此，要素之间才会发生耦合作用，才会出现系统的突显功能。沿着这个思路，检视上海在创新基础支撑条件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是当下最为紧迫的任务。

我们曾就上海支撑创新的基础条件在国内的排序做过初步比较研究，现在简要就国际对比进行一些分析。根据目前公布的数据可以初步诊断如下：上海在创新活动中具有相对优势的基础支撑条件是经济支撑、人力支撑与制度支撑，以及文化支撑。但是，这只是国内的一种比较，如果把比较的范围放到世界背景下，这些基础支撑条件都还存在很大的缺陷与不足。如就经济支撑来说，上海2013年的GDP为21602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为90765元人民币（在全国位居第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人均GDP为53001美元，中国则为6959美元：即便上海的数据是中国平均值的一倍，也仅为美国人均GDP的三分之一。从这个对比中不难看出，我们能够用于创新的投入还是比较少的，在世界各种主要创新指数中，中国的创新投入指标都长期严重偏低，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我们最看好的经济指标，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再来看看人力支撑条件，根据2014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上海拥有R&D人员226829人，而同期美国硅谷则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为26.3万人（总岗位数138万，其中研究生以上占19%），另外，数据还显示，在2011年全美授予科学与工程学位接近38万余人，其中硅谷占1.2万余人，从这组数据中，可以清晰看出，上海的人才存量还不如硅谷多，并且已有的研究显示，上海的人才存量特点是中低端人才偏多，而高端人才依然相对匮乏。我们再来看看支撑创新的制度条件，这点是最容易产生误解的，表面看来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创新，但是制度系统具有庞大的复杂结构，即便顶层发出改革信号，传递到中下层仍存在巨大的政策内容损耗与折扣，结果导致政策执行的“外焦里嫩”现象。由此，不难发现，我们在硬性基础支撑条件方面优势并不明显，而且弱势相当明显。再加上，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社会，依然有很多滞后规则对创新起着制约作用，这也间接解释了中央政府为什么要推行自贸试验区的深层原因，希望以点带面地探索降低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过高的现象。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看做是由传统大政府向中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这种变革的实质就是降低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以此为经济与创新活动释放更多的利润空间。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TCE）的标准说法：“制度和组织都为了实现效率，并使总的成本——不仅包括新古典学派的生产成本，也包括交易成本的最小化。”^[4]在全球化的今天，生产成本日益趋同，交易成本的降低至关重要，这也再次说明：政治失灵比市场失灵更糟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有的很多制度规则对于创新而言，依然具有极大掣肘作用。对于文化支撑条件来说，目前尚未出现根本性的变革，文化对于创新的激励与引导功能尚未呈现，因而，对于创新的支撑作用有限。舆论支撑条件更是孱弱，舆论是企业获得信息的最便捷方式，而信息是有价值的的，由于国内的舆论控制比较严，与发达国家相比无形中增加了企业获得信息的成本与滞后性。这不仅是上海的情况，而是中国的通病。至此，我们对上海及中国支撑创新的一些基础条件有了大概的了解。

支撑创新的五要素框架结构显示：五要素之间必须具有更为紧密的内部连结，只有这样才能使要素之间发生耦合作用，从而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TFP），正如经济学家斯蒂芬•帕伦特所指出：“最大化产出不仅取决于给定的技术约束，而且取决于有关技术应用的政策约束。虽然各国拥有相同的技术水平，但各国的总生产函数会因政策差异而不同。政策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水平。”^[5]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基础条件不仅仅是支撑创新的一种资源，更是把其他各项要素有机整合与实现合理配置的一种力量。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在其他基础条件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情景下，改革与完善制度条件也是实现事半功倍的最佳切入点。

二科创中心与产业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

通过对近代产业发展历史（18-20世纪）的考察，我们想搞清楚科技、产业与科创中心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能找到有说服力的因果关系，那么未来的政策制定就可以按图索骥，少走很多弯路，即便得不出明确的因果关系，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也是可以借鉴的。基于此，不妨简单梳理一下，小科学时代，产业革命促成科技的发展，由此形成科学中心；大科学时代，知识梯度高的科技中心向外输出科技成果，形成技术扩散势头，由此促发产业革命，这就是美国政策专家万•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的线性发展模式的要义所在，即基础研究带动应用研究，由此引发产业发展。它的特点在于对基础研究的强调。1986年克莱恩和罗森博格对布什的线性模型（the linear model）进行了批评，他们指出：“通常，企业进行创新是因为有商业需求，而且他们通常都从对现有知识进行评估和组合开始，只有当这样的做法搁浅时，他们才会考虑投资研究（科学）。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用户的经验才是创新最重要的源泉。其次，线性模型忽视了创新过程各阶段之间的反馈与循环。”^[6]

发明与创新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已经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证实，即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直接贡献。两者共同的核心仍然是社会对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服务乃至新组织形式的需求，这种需求就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推动。那么在发明与创新的背后，科学、技术与产业发展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又是怎样呢？1945年美国万尼瓦尔·布什在《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一书中明确提出：科学研究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而“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行官”^[7]，他把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的全过程概括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生产经营”这样四个阶段，创新主要体现在应用科学，而且后续的每一个阶段都依赖于前一个阶段推动。1988年，冯·希佩尔 (VonHippel, Eric)^[8]则认为：在很多创新中，用户作为创新者，主导了创新的过程，创新中人受益者都可以成为创新者，而且创新并不局限于基础研究或者应用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使得线性模型的缺陷被明确揭示出来，日本依靠从国外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这一模式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发展路径，并有效地推动了本国产业的快速发展，而这一发展路径并非从推动基础研究开始。

基于这种思路，简要回顾一下近代三次产业革命发展过程中，三者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发现未来发展的一些端倪。第一次工业革命，其时间跨度大体是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那是一个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其中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而其应用的最主要领域就是纺织业，后来才逐渐推广到几乎所有工业领域。

从时间上看，18世纪60年代之前，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在100年前已经被发现，并且他和莱布尼茨同时发明的微积分也成为重要的科学分析工具。还有托里拆利和帕斯卡在大气压力和液体压力领域也有了各自的突破。但这些科学成就与当时的产业革命之间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第一台拥有气缸和活塞的用火药膨胀力做功的机器在1608年已经被荷兰人设计出来，此后其助手帕平发明了带安全阀的蒸煮器，到了1705年，英国铁匠纽科门制成了有活塞的蒸汽机才开始在矿井中得到了普遍应用。而在纺织业中，1733年发明了飞梭，1738年发明了滚轮式的纺纱机，之后一直到克伦普敦制造了骡机，而这些机器通常是用牲畜和水力来推动的，由于纺织业对动力机的需要，促使了蒸汽机最后在纺织业中的应用，快速扩张的工业对能源和生产效率的需求，加快了机器制造机器的步伐，新型动力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与涌现，这一切都与当时的科学成就没有直接的关系。

上述事例可以清晰表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科学与技术之间并未发生明显结合，“在工业革命中，发明和创新的高峰期的出现并不完全依赖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一般性科学概念的出现。”^[9]更多地是以工匠的实践经验和努力为创新源泉。同时扩大的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和广大市场，导致产业对生产效率提升有迫切的需求，因此，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与产业的关系应该是：

                                                    产业发展

产业需要              技术创新

                                                    科学研究

产业发展的利益驱动，促进了生产过程中技术工艺的改进和提升，而这个改进和提升是基于工匠本身的实践经验。由于技术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产业得以迅速发展又反向推动技术创新。科学研究则是游离于技术创新活动之外的，可以说，这个时期科学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衍生品。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器的广泛应用为标志，同时内燃机开也开始大范围使用。这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得益于基础研究的迅速发展和应用研究中的商业化的迅速实现，其中所表现出的科学研究与产业技术之间出现越来越紧密的结合，这是与第一次产业革命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1800年伏特发明了电池，1819年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磁效应，使得电可以转化为磁；1831年法拉第和亨利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证明磁也可以转化为电。麦克斯韦方程以及1887年赫兹证明电磁波的存在，为后来的收音机、电视机技术与产业的发展，留下巨大的应用空间。这一系列基础研究成果的发现，迅速转变为技术原理与技术发明，通过技术应用和扩散，并最终达到商业化的应用，催生出各类新兴产业，可以说是第二次产业革命基本符合布什的线性模型。总之，第二次产业革命遵循的路线是：科学、技术与产业，其特征是先有科学上的重大发现（电），然后带来技术上的变革，最后，引发产业革命，这是19世纪三者之间关系的特点；

科学             技术             产业发展

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科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即科学日益技术化，技术也日益科学化，这也就是理查德•R•尼尔森所谓的：“在许多情况下，新的科学知识是尾随其后而不是领先出现的。”^[10]这就导致第三次产业革命遵循的路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按照目前通用的说法，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即（基于前沿科学的）技术、产业、由产业发展遇到的困难问题引发科学，这相当于美国科技政策专家斯托克斯所谓的“巴斯德象限”，即由应用研究引发的基础研究。横亘在技术与科学之间的是庞大的产业链与时时涌现的产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既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这也是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谓的科学发展四阶段模型之以问题为导向的主旨所在（即P₁-TT-EE-P₂）。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重大发现只能是科创中心的副业而不是主业，这个结论至关重要，它涉及到未来科创中心的主业定位问题。

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初始源动力来自于20世纪中叶以来的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由于基础研究的贡献（从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开始），人类的知识得以迅速扩展，并衍生出众多交叉学科，这些知识渗透到技术原理、技术发明与产品开发应用的所有环节，这里必须提到一个全新的事实，即大学教育的普及化，为知识的扩散提供了流动的传播渠道，在技术推动与市场牵引的双重作用下，创新行为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大投入、大团队、大问题以及高风险，研究后果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些特点决定了技术应用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往往是非常前沿的，远非个体的实践经验和知识所能解决的，必须通过科研团队所拥有的多学科知识的协同研究才有可能解决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各行各业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集中于科学的前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知识储备的数量与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综上所述，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过程大体遵循如下发展路径：

（基于前沿科学的）技术       产业       技术困境问题      科学

除去上述创新发展模式中的科学技术要素外，必须提到的就是在三次产业革命中制度的影响力，三次工业革命中，科技创新中心不断发生转移，从第一次产业革命时，英国早已实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科技中心正在从法国向德国转移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科技中心开始由德国向美国转移，西欧国家基本上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第三次工业革命时，科技中心转移到美国，而此时美国早已是发展很成熟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国家，而且美国也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主要发源地。所有产业革命的发生都依托于共和制，这与降低制度成本有关，从没有例外，这个演变模式很值得研究。包括此后在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的崛起，都说明了制度安排对创新有重大的深层影响。

基于此，可以发现另一个特点：小科学时代，产业革命促成科技的发展；大科学时代，由科技中心输出科技成果，由此引发产业革命。

三创新成本与科创中心的运行

大体来说，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那里的市场规则也较完善，从而交易成本也比较低，由此，才能为商业活动留下更大的利润空间，也才能吸引更多的商家来此经营，市场发展又带来深层次的规范化，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这种现象，经济思想史上已经有比较透彻的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关于“西方的兴起”的论述也是基于这个理由，由此，我们自然会类推到创新行为，即创新行为的发生以及科创中心的形成，也有赖于创新成本的变迁，即创新成本低的地方更容易发生创新，也容易使创新成活，因而，也相对容易形成科创中心。如果这个推论正确的话，那么影响创新的成本有哪些呢？经过对科研活动的分析，我们大体上可以归纳如下：科技成果的生产成本（人员的工资、原材料等）、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认为生产科研成果的生产成本在快速趋同，不同地区之间的创新成本的差异主要是由各地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构成。而制度成本主要体现在制度的构成要素对活动的影响上，而制度的构成按照理查德•斯科特的说法分为三种，即“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与文化-认知性要素。”^[11]这三项要素都对人的行为产生巨大与深远的影响。举例来说如果一项制度其规制性要素比例过高，那么制度成本也就相应地提高，比如办一件事被要求盖N个公章，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强制性成本。另外，交易成本直接决定了知识扩散的幅度与产业转移能否实现的问题，关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交易成本观点总结如下：“1、调研成本、2信息成本、3成交成本、4决议成本、5监督成本、6执行成本。”^[12]相信所有从事过研究的人都能知道这些成本对于创新的影响，这里不再赘述。

从科技成果生产的内部环境来说，要想使科技成果具有市场竞争优势，降低成果的生产成本是任何产业与研发中心必须考虑的问题，否则成本陷阱会扼杀众多优秀成果进入市场的脚步。对于成果生产的外部环境来说，降低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就是首当其冲的问题。由此可知，如果内部生产成本逐渐趋同，那么创新成本的主要差异将来自于外部成本。因而消减外部成本就是当下的首要任务，这样才能有力地提升创新的存活率，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低外部成本会形成创新的“漏斗区间”，从而吸引更多的创新机构与个人进入到这个低成本的漏斗区间，从而无形中增加了科创中心的对外吸引力。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创新区域的完善服务设施以及便捷的网络基础对于科创中心的形成与巩固至关重要。按照鲍威尔等人的观点：“在科技领域，从各种不同的信息和资源中积累起来的优势是相当可观的。随着知识的商业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跨组织的合作也变得更加平常。组织间的网络成为各个组织共享和交换资源、共同开发新创意和新技能的一种方式。在技术发展迅速、知识来源分布广泛的领域，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能拥有能在所有领域内保持领先并给市场带来重大创新所必需的全部技能。”^[13]根据我们已有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未来创新成本低的地方，更有可能出现重大创新成果，也更容易形成科创中心，硅谷不可复制的原因也在于此。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国内主要地区的创新成本，文中地区是从各大区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省份来分析中国的创新成本分布状况。各大区的代表省份为：华北：北京，东北：辽宁，华东：上海，华南：广东，西南：四川，西北：陕西，中部：湖北。基于此，就我国区域的创新成本做一些简单的实证分析，从中不难发现一些深层次与有趣的问题。

首先创新是需要投入的，我们先看看七省的投入状况。下图是2013年七省市全时当量（人年）年均的R&D研究经费，在下列图表中，分别计算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个领域的全时当量的人均平均R&D经费。

图1：本图统计了2013年七省市全时当量（人年）年均的R&D研究经费

图1显示出两个特点：其一，七省市的人均投入高点是北京与上海，人均投入低点是辽宁与陕西；其二，辽宁是人均投入严重背离的省份：实验发展经费超高，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众多有关，基础研究投入在七省市中最低，这也间接反映了辽宁省的创新成本虚高，以及真实科技水准的低迷状态。而广东人均科研经费居中，但由于试验发展人员和经费双高（均为全国第一）而使得其创新成本反而居于七省最低。

图2：2009-2013年度七省市被收录的论文（SCI、EI和CPCI-S这三大类）的单篇成本

图2为我们直观地展现了五年（2009-2013）的时间跨度内，七省市的科学产出状态。我们把论文粗略看成科学研究的产出，单篇成本的计算是根据七省市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投入的R&D经费除以篇数得来的。这张图可以发现两个问题：其一，单篇论文成本普遍提高；其二，两个高点是广东与四川，两个低点是湖北与陕西，与两地的高校、科研院所众多有关，北京与上海居中。

图3：2009-2013年度七省市国内专利授权数（主要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类）的单件成本（计算依据是各省市的试验发展经费除以专利数）

我们把专利数粗略等同于技术产出，由图3可以看出如下两点：其一，专利件成本的两高点是北京与陕西，两低点是广东与四川，这也间接说明陕西的产业创新能力比较弱，北京则是由于企业偏少与投入过多造成的专利成本偏高；其二，五年的数据显示，专利成本有整体小幅下降趋势，其中原因可以初步诊断为由政策导向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所导致。

图4：2009-2013年七省市创新成果的平均成本

通过图4大体可以看出在过去的五年间创新成本普遍提高；然而其中存在一个比较恒定的现象，即七省市的创新成本存在一个高点，即辽宁省。两个低点，广东与四川，再结合两省论文成本偏高的数据，这意味着广东与四川的企业创新比较多，拉低了两省的整体创新成本。北京与上海的创新成本居中，呈现趋同迹象。如果再加上创新的外部成本的话，那么，上海在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以及相对较成熟的市场机制与网络系统，上海的创新成本会接近于广东与四川，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筹建科创中心应该是有一定优势的，但是这种优势并不十分明显，这也意味着未来上海需要在几个关键方面进行改革。

四结语

通过对上海科创中心的基础支撑条件的考察，以及科创中心、产业转移（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梳理，我们大体可以得出如下三个结论：其一，五要素基础支撑条件是任何创新必须具备的基本配置，由此得出创新发生的最低构成要素结构；其二，在制度安排下，要素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通过降低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形成要素之间的耦合作用；其三，创新的发生与创新中心的形成依赖于低创新成本，创新成本的漏斗区间也是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地方。这个研究结果对于各级政府制定相关创新政策具有很好的诊断与研判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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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理查德•R•尼尔森。国家（地区）创新体系比较分析[M].曾国屏、刘小玲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7、8.

[3] 李侠。科技政策：分配与规训的技术[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106.

[4]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M].刘元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2.

[5]斯蒂芬L•帕伦特，爱德华•C.普雷斯科特.通向富有的屏障[M].苏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67.

[6][9][13]詹·法格博格等. 牛津创新手册[M].柳卸林、郑刚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0、349、61

[7] V.布什. 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M].范岱年、谢道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4

[11] 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年大学出版社,2010.58.

[12] 拉里•唐斯.颠覆定律：指数级增长时代的新规则[M].刘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31.

作者简介：

李侠（1967-）男，辽宁省辽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科技政策与科学社会学。

周正（1986-）男，河南省安阳人，博士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研究方向：科技政策与科学社会学。

Adiagnosis and proposal on basic conditions of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1、Li xia 2、Zhou zheng

(1、2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Philosophy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Firstly,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Shanghai Science and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and point out its advantage and deficiency ofbasic conditions. Secondly,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observation, the causalitybetwee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Last but not least, through analyzing theinnovation cost in 7 provinces from 2009 to 2013, the article comes toconclusion that reducing the innovation cost is the basic condition ofestablish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and reachingindustrial revolution.

Keywor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basic condition, innovation cost

[1]本研究受到上海市2015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学项目支持，编号：15692102900，特此致谢！

【博主跋】这篇文章发表在《科学与管理》2015（3），合作愉快，是为记！格式与图片在粘贴过程中都出现变形，慢慢调整吧！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