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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科研，得精神病的概率是常人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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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者的心理健康一直都成问题，但以前大家都不太搬到台面上来讲。
Teresa M Evans 等人于2018年3月发表了一篇题为 Evidence for a mental health crisis in graduate education 的文章，发现了研究生群体中的心理健康隐患。此项研究有针对性地调查了2000名研究生，其中有40%是生物、物理、工程专业的博士生。
研究结果给高等教育机构敲响了警钟：患有精神疾病的受访者比例是常人的六倍。该研究只对常见的焦虑和抑郁进行了调查，不排除研究人员还有其他心理问题。Evans 等人还发现，女性、变性者和性别认知障碍者患焦虑和抑郁的比例更高。
高等教育网站 Wonkhe 在2019年初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黑人和弱势群体”学生、残疾学生、国际学生的孤独指数偏高。
综合来看，以上两项研究都进一步证实了被边缘化会加剧精神疾病，认识到这点以后才能对症下药，给学生和学者们必要的支持。
个人层面讲完，接着我们就说说影响研究人员心理健康的普遍因素有哪些。
是什么影响了研究人员的心理健康？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和观察，我总结出影响研究人员心理健康的两大因素，可以作为参考。
一、社会地位不平等
高校要想知道该如何针对不同群体提供不同的心理帮助，就要先理解歧视的交叉性（intersections of oppression）。比如：想研究“造成女研究员压力的因素”，不是说找一群女研究员作为研究样本就行了，还要综合考虑其他（性别歧视以外的）使人边缘化的因素，比如种族歧视、恐同、恐跨性别者、残障歧视等等。这样收集到的信息更能反应真实情况，得出的解决方案也更靠谱。
咨询公司 Pearn Kandola 的资深心理学家 Guilaine Kinouani 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写了她小孩在学校被种族歧视的故事，给我触动很大。发生在2019年的种族歧视和过去那些许许多多的歧视并没有什么不同，并且它们还会继续存在于各大高校里。所以说，我们应该正视不平等，积极营造一种友善的科研氛围，不要让弱势群体更弱势，而要让他们搞起研究来更自在。
Guilaine Kinouani 的观点刚好和我的感受类似：
“影响学生心理的健康的因素比较多。一般人进入大学都有个过渡期，而过渡有可能伴随着更大压力和心理负担。学生会面对很多变化，包括从独立生活（远离家人朋友），适应新环境新文化，到学习新知识的课业压力等。”
我在尼日利亚出生和长大，后来和姐姐搬到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学习生活了六年。我很喜欢约翰内斯堡大学，对教育质量也满意，但由于手头不宽裕，我每年只能回家一趟。想家除了加剧焦虑和失眠，还会降低日常的幸福感，就像 Guilaine Kinouani 说的：
“此外，很多人会为钱、贷款、就业、未来等操心。加上身份认同和交叉性歧视（种族、残疾）等因素的影响，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心理压力更大，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更高。事实上，这些学生常会在学校里遭受隐性暴力，弄不好还会留下心理创伤。所以，我们在让学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菲尔德大学的国家教员 Kay Guccio 博士也同意 Guilaine Kinouani 的观点，认为学术界的弱势群体有着更严峻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时他也强调应该关心个体差异：
“我们应该搞清楚哪个学生群体的心理状态最差。比如说，学校有责任去了解那些没有带薪病假的研究生（包括患慢性病或残疾的）都在经历什么；在反移民风潮下，那些从外地来英国读博的单亲父母又是怎么在工作生活中挣扎求平衡的；那些有全职工作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又是怎么应付远程学习的？希望大学能好好听听弱势学生群体的声音，了解各家的难处。”
二、学术圈人际关系
和导师的关系是每个研究人员职业生涯中另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Evans 等人 （2018） 在一项队列研究中发现，约一半患焦虑和抑郁的学生表示和 PI 的关系不好。和导师搞好关系，建立信任，至少能让以后的科研生涯在人际关系上顺风顺水。
Guccione 博士研究学生和导师如何建立信任多年，一直致力于消除“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不能和别人一样成功”的偏见。发现学生有心理问题时，导师最起码该起到牵线作用，马上告诉他们要去哪儿寻求帮助。此外，学校要给导师足够的资源，保证他们有能力去帮助自己的学生。
导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Guccione 博士和 Billy Bryan 博士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导师好不好是很多学生对自己博士学位含金量的主要衡量标准。结合上文 Evans 的研究可以得出，在一段学术关系中，那个负责监督科研进度和质量的人对学生的健康状况有相当大的影响。Guccione 博士把导师职责分成长线关系和短期建议两类，基本能满足她接触过的所有学生的需求。
“那些和比自己资深的同事说不上话的研究生有时候倒能跟学校职工（比如开发人员、研究生管理员、图书管理员等）谈得来。职工能理解学生们面临的困境，又对造成困境的政策、体制、办事流程很熟。这些职工的观点能在制定新规时帮上不少忙，对帮助学生和解决结构性大问题来说都是宝藏。”
我读博期间就有幸常和 Guccione 博士交流，私事公事都有。此外，我私下也常和一些信任的职工、同事进行交流。他们都能在我需要帮助时出手，或者推荐我去找能帮上忙的人。Evans 的论文里也出现了类似的观点：
“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工作量过高、担子过重，监督严，职业不稳定，工资少，退休金崩盘种种因素，研究生群体正承受着过大的压力、焦虑和抑郁。身处食物链最底层，权利低、保障差，也难怪研究新手的心理状态如此脆弱。”
结论
为了确保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和研究员得到充分的支持，Evans 及其同事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心理健康支持普及化，让学生和教员接受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帮助时知道应该找谁。
第二，有意识地改变圈内风气，心理问题去污名化，提倡工作生活平衡。
第三，进行拓展研究，针对心理疾病得出更多有效的干预措施。
Guilaine Kinouani 也给出了类似的建议：
“让学生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很重要，早做准备，照顾好自己，会变通，做到以上几点可以减轻一些压力。还要鼓励学生寻求帮助。与此同时，定期评估学术氛围、项目进度、对学生的期望是否合理，揪出可能对心理造成负面影响的隐患，对易感人群加点小心。总的来说，这是一项需要从道德和法律不同层面努力的长期项目，我们应该从眼下做起，保护学生的心理健康。”
因此，高校应该改变现状，对受心理问题困扰的学术工作者给予更多支持。具体来讲：结构性优化工作生活平衡；在系内打通公开交流的渠道；指定专人负责研究生的健康；让学生培养应用广泛的技能；绝不容忍霸凌行为，定期（公开或秘密）进行检查；明确工作时间；杜绝偏执；提倡平等；财务上给予支持和补助。
对有心理问题的研究员给予支持，把结构性问题最小化，这些都将会对科研文化产生积极的连锁反应。研究氛围一旦好了，生产力也就上来了。但也别忘了帮助心理患者的初衷：先想想怎么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别本末倒置。这将不只让他们在学术上受用，也能教会他们以后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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