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花了很多时间关注诺奖，或许是在这个博士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的岁月里的触景生情。想起当年在克隆羊多莉的咩咩声中选择生命科学的盲目和好奇，不禁自问当年的壮志豪情何在？想起在山东师大读书时，有幸遇到的那个领导科研团队利用胎儿皮肤上皮细胞完成世界上首例克隆牛的可爱、可敬的李云龙教授，先生的谆谆教诲犹在耳畔；想起在实验室讨论山中伸弥2006年cell文章时候的震惊，感慨思路的巧妙和实验操作上的疯狂。

 

其实一直关注诺奖，因为获奖工作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壮举。从读《三国演义》开始，就对各种英雄充满敬意。后来才慢慢体会到是因为钦佩他们面对生活提出的重要问题所表现出的勇于承担，喜欢探索他们如何在信息不完整、不透明的情况下做出判断。而这才是生活的真实——没有什么预先设定。

 

科研探索也是如此吧。现在教科书上有关GPCR的介绍清晰明了，但和当年的发现历程根本不符。因此一直对照本宣科讲解教科书知识的老师不感兴趣，那看似逻辑严密的讲解，不过是对于一幅没有生机的画面的看图说话。而那些在GPCR信号转导模式建立后，还大谈特谈自己更精细化的研究——发现了新的G蛋白，或者新的分子可以激活这个通路，或者这个通路在什么疾病中可能有作用——多么重要的学者，总给我一种末路英雄的感觉。

 

现在GPCR的研究很火，恐怕多数时候已经不是要深入认识什么生命现象和规律，而是希望通过对蛋白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开发新的药物。但是，如果不按照研发药物的标准来做（不要求一定能开发成功），恐怕就只能发篇paper完事。看到很多人美其名曰说这样的工作是纯粹的基础研究，恐怕是忘记了从更广阔的历史阶段来看，忘记了那些实验室问题最初的生活来源——忘记最初为什么会发现GPCR并努力研究其可能的工作原理和工作效果。我有时怀疑，这不过是一种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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