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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太公的失势

           李沣

姜太公吕尚，是周文、武王的师。周灭商时，太公即是谋师，又是第一线的将帅。《史记》牧野之战，“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鬻子》曰：“纣虎旅百万陈于商郊……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纣军反走。”《论衡》则说：“武王伐纣，太公阴谋，食小儿以丹，令身纯赤，长大教言殷亡。殷民见儿赤身，以为大神。及言殷亡，皆为商灭。”《史记》还说：“散鹿台这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因此，司马迁槪括为：“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武王灭商之后，“於是封功臣谋士，封师尚父於营丘，曰齐。东就国，道宿知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其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这争营丘。营丘边莱。”（《史记·周本纪》）

根据司马迁的这段记述，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封太公营丘曰齐；二是太公东就国与莱夷争营丘。

周灭商后，武王立即封太公於营丘，这是个虚幻的政治承诺，或者说是一纸空文。因为此时营丘的齐地，不是块荒漠的无人之地，而是一群古老而庞大的古国。商周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封建”，而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对这些归附周，并协周灭商的诸侯国，“武王不得而易”。许宗彦在《读周扎记》也说：“武王克商封国七十有一，所可限以封土之制者惟此而其封，取之所灭国与隙地。”是所参与灭商的八百诸候，其管辖权基本不变。新封之国，主要“取之所灭国与隙地”。如果没有所灭之国或隙地，他就无地可封。齐国早期就是这样。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封建考》中说：“若封王子弟，必须有空地方可封。左氏载齐地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若成王不得蒲姑之地，太公亦未有顿放处。”说明成王未得薄姑前，太公封地只是一个说法，并无法实施，因没有实地。

太公所封的营丘齐地，并无实地，因此太公东就国，与莱夷争营丘也就难以成立。没有实地，东就国、与莱争营丘就是臆说。另外，太公是武王师，周灭商后，形势复杂，千头万绪，重任在肩，那有精力和可能东就国？因此，清代学者崔东壁说：“太公至成王时犹在王室，是太公未偿亲就国也，安有夜衣而行之事乎？此文绝类战国策士之言，盖其所假托。”①（《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如果太公东就国没有历史根据，营丘地望就是个无法解开的历史迷团，恐怕这个迷团永无解开之日，因为初封营丘的事实本身就不存在。当时“齐”之所在的“天齐渊”南面是逢国，甚至就在逢国的领土内，《路史·国名纪》载：“齐，侯爵，伯陵氏之故国，以天齐渊名。”北面是薄姑，西面是谭国，东面是纪国。齐国早期，太公和吕伋主要在周王室供职，虽挂名齐君，并无亲自管辖齐国事务，因此，国界和国都都不确定。

周灭商后，谋略家姜太公的注意力和忧心事，不在齐国而在王室。

1、太公、召公的“缪卜”与周公的“金縢”之书

灭亡商纣的第二年，武王得了大病，在这紧要的政治关头，太公、召公的思虑和表现，与周公截然不同。

   《尚书•金縢》载：“既克商二年，（武）王有疾，弗豫。二公（太公、召公）曰：‘我其为王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克商后的第二年，天下还处在混乱动荡中，这时武王有疾，群臣恐惧，在这紧要关头，武王的三公（周公、太公、召公）应该共同商讨对策。但二公曰：“我其为王缪卜”，而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并设坛祝告先王，把请求先王让自身替代武王死的祝册放在“金縢之匮”中。这明显表明周公与“二公”在对待武王疾的问题上出现了裂痕。

2、对周公摄政的质疑和反对

① 《史记•封禅书》载：“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但很多资料显示，周公不仅是摄政，而且是“摄政君天下”、“摄天子之位”，即“摄政称王”。因为在这王权变故、动荡险恶的政治形势下，只有用王权、王威，才能驾驭左右全局，如杨宽先生说的：“这时周公出来摄政，而且称王，是十分必要的。不称王，不足以号令诸侯以及周的所有贵族。”①杨宽：《西周史》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但对周公摄政，或摄政称王，首先公开出面质疑反对的是燕召公。如《史记•燕召公世家》载：“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悦)周公。”《列子•杨朱篇》：“周公摄天子之政，邵公不悦，四国流言。”其实最不满周公摄政称王的应是齐太公，齐太公和燕召公这时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因为齐太公不仅是成王师，而且还是成王的姥爷（成王母邑姜，武王元妃，齐太公之女）。前面已论及到齐太公不仅是阴谋论的鼻祖，而且还有强烈地参预、干预政治的欲望。武王崩，成王继位，做为成王师、成王姥爷的齐太公当然力主成王主政，成王主政实际上就是齐太公主政。而周公摄政，就必然影响他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抱负。但做为姜姓的齐太公，在姬姓王位的继承问题上，似乎没有更多的发言权，所以姬姓的燕召公就公开站了出来。实际上这时的齐太公和燕召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所以“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由此可见，对周公摄政最不满意者是太公望和召公奭，太公望在幕后，召公奭在前台。

3、周公对“二公”分化瓦解

贤德智慧，具有圣人之道和德的周公对此形势明察秋毫。他深谋远虑，作《君奭》对召公动之一情，言之一理。深情地说：我的兄长太保奭啊！现在惟您能诚敬于事地和我一道吸取殷人丧亡之教训，长我有周之天威。只有您和我同心同德，共辅王室，天的休美才会降临。君奭啊！我说这些只是因忧念关怀天命和我们的人民②。周公在《君奭》中用“襄我二人，汝有合哉！”、“在时二人，天休滋至。”、“惟时二人弗戡”和“呜呼！笃篚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连续用四个“二人”来强调、劝说召公，在国难当头，社稷安危之际，上天降大任于我们二人，只有我们二人同心同德，携手共进，才能使我周的江山安稳，人民安乐。

在《君奭》中周公还曰：“君奭啊！过去为什么上帝殷勤奖励文王之德，把大命集于他身上？因为他善于团结重用贤良，把治国名臣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团结在身边。如果无此五位贤臣辅佐文王，文王之德也就无法普及于人民。“武王时，这五位贤臣中唯四人尚在。”《尚书大传》载：“文王以闳夭、太公望、南宫括、散宜生为四友。”而周公在《君奭》中只字不提太公望，这绝不是疏忽，也不是像有些经史学家说的因姜姓太公望的地位比这些异姓大臣高的多，所以不提。而是周公看透了太公望的阴谋，所以在《君奭》中，只提我们二人的重要，完全把太公排除在外。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行政七年”，或曰：“周公摄天子位七年”。在这七年中“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逸周书•作雒解》）成王时“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史记•周本记》）本来成王师为太公，如《新书》载：昔者成王幼“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但《史记》载这时“周公为师”。也就是说周公东征时，成王师已经不是太公而是周公。东征是周初巩固政权的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封地在东的齐太公已被完全排除在这一行动之外。文献的这些记载表明，西周初，齐太公在政治上已被边缘化，已被排除在西周政治权力中心之外。

4、周公平定三监叛乱和东征

《尚书大传》：“武王杀纣而继公子禄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监禄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身听天下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国，曰：‘（周）公将不利於王’。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见疑之，此百世一时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矣。”周公摄政，管、蔡叔疑之，有情可原，因为他们也企欲王位。但远在东夷的奄君薄姑为什么要干预周公摄政？周公摄政与东夷奄君薄姑并无利害冲突？因此，三监叛也好，奄君薄姑反也好，背后肯定还有主使者？根据当时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利害关系判断，三叔起事和奄君薄姑叛乱，幕后黑手，极有可能是惯用阴谋的齐太公，因为对周公摄政最为不满而且最有能力操弄时政的就是齐太公。

《史记》：“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这时的政治核心是周公、召公，《周书》：“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史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姜尚齐太公已排除核心之外。

在管、蔡、武庚反和东夷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必有其主谋。在这些重大动作中，一个核心有人物只字未提，必有其故？此文已多处提及，姜尚齐太公是个有强烈政治参预意识的谋略家，在周灭商时他的谋略按司马迁的说法是：“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在周初武王死周公摄政称王时，具有极强政治参预的谋略家齐太公什么事也不想不做，这绝不可能 。因此东夷叛与太公有关，缺乏谋略的管、蔡反，也与齐公有关。

完稿于2026年1月3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