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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的成长--老外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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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还是针对“图灵奖得主：中国高校必须教会学生提问”一文的一些想法（上一篇帖子更和该文题目，引用地址亦见上文）。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说，“可能与一些高等教育管理的观念相反，我个人认为，大学里的高级科研人员才是应当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的群体。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减轻初级科研人员的教学任务量，他们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和优秀的研究生们进行科研活动，而且，在安排他们授课任务的时候，我们应当关注哪些课程会对他们的研究领域更有帮助。”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工作也有6年多，我深感到个人职业发展的不容易。但是我仍然庆幸，自己作为讲授专业课的教师，而不是基础课(如大学物理)的老师。据我了解，基础课的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几乎每天都有2-4节课，虽然都是讲授同样的内容，但是却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而且常常听课的学生是各个专业都有，比如学植物学、经济管理学的学生，也在上大学物理。在“周”而复始（一周循环讲）的讲授中，想象不出老师在面对学生讲课时能够有多大的兴致，也难以想象他们会有时间专心地做研究。
可能上面说得有些离题，我想谈的是高等学校除了认真思考学生的培养，也应该考虑青年教师的培养，而不是流于形式。
与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相比，青年教师（或初级科研人员）是思维最活跃、好奇心最强的群体，体力和精力都能够允许他们在研究领域刻苦钻研；而老教师（或者高级科研人员）的脑子里有更多的研究实例，对于书本知识有更深刻的理解，能够针对一些观点，举出很多学生易于理解的例子，比青年教师授课效果还好。这样看来，与现行机制相反的做法，即青年老师多搞研究，老一些的教师多给学生上些课程，对于双方以及学生都是有利的。
那么，高校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高校（包括研究所）的科研课题更容易被一些高级科研人员获得，而青年学者则不易拿到，特别是一些行业性的研究项目。所以初级研究者并无课题可做，只能够做个“科研民工”，这样在教学过程中的时间会多一些，而高级科研人员则没有充裕的时间。
二是一些学校现行的考核机制在作祟。在绩效考核的时候，一般随着职称的逐渐增高，基本工作量的要求也愈高。那么，年老的老师，也必须像青年教师一样，争取多发文章、多申请课题，甚至要比青年教师更努力。虽然高级职称有研究生可以带，有自己的研究组，但是，组长必须得为这个组定研究计划和方向，如果要保证有创新性，就必须大量地阅读最新的文献。我认为，让一个五十以上的人，和三十岁左右的人，同样地去看文献，写本子，是不够公平的。如果这些人可以到课堂上给大学生讲课，学生可能收获更多。适当地给高级研究者减轻科研上的压力，而在课堂教学中发挥他们的优势，平衡与年轻教师的关系，是高校管理者应当考虑的。
最后，希望高校能够提供条件和制度保障，让老教师能够充分发挥传、帮、带的作用，青年教师则能够更好地传承、发展、创新。这样一个团结奋进的氛围，将会实实在在地促进教师队伍的建设、各类人才的培养和教学、科研事业的发展！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下面是原文，引用以留纪念】：图灵奖得主：中国高校必须教会学生提问
作者：周凯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2-2-9 8:26:15
| 图灵奖得主：中国高校必须教会学生提问 |
“他们能展示出非常完美的课堂笔记，几乎复制下我上课所讲授的所有内容，可是从课堂提问和考试情况来看，他们对知识的应用能力还有欠缺。”近日，图灵奖获得者、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约翰·霍普克罗夫特专门来到上海交大为本科生授课，在谈到对中国学生的印象时，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中国学生的不足。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是享誉世界的计算机算法大师，1986年，由于在算法及数据结构设计和分析方面的基础性成就，被授予计算机科学领域最高荣誉——图灵奖。目前，他受邀担任了上海交大致远学院本科生“面向计算机科学的数学基础I”课程教授。
中国学生不愿意提问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在美国授课时接触过很多中国留学生，他认为这些中国留学生有非常出色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当我布置一项难度很高的问题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哪怕不吃不睡，也能很快把问题的解决方案给我”。然而，当他让这些中国留学生自主设计一个完整的项目，或者让他们针对研究过程寻找问题的时候，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被难倒。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认为，创新能力是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这种能力有部分天赋的成因，但后天的培养也同样重要。”
这次在上海交大授课，是约翰·霍普克罗夫特第一次为中国本科生实实在在开设一门基础课，“让我有机会更加体会到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教育问题”。他明显感觉到中国学生不太愿意提出问题。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认为中国高校有两点应开始着手改进，首先，让学生们明白，科学研究都是从提出简单问题开始的；其次，应当学会问问题。“研究是从问简单的问题开始的，教师们应当让学生真正进入研究设计的模型当中，认真思考，积极发问。”
博士生的素质决定研究机构的质量
持续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年轻优秀的科研人员，是学科能长期强大下去的关键因素。在约翰·霍普克罗夫特看来，中国的大学应当更深刻地认识到那些年轻的初级研究人员，尤其是那些出色的博士毕业生，对大学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发现，在很多的中国大学里，初级科研人员的教学任务都较为繁重。然而，在他看来，如此多的教学活动当中，相当一部分对他们的职业成长并无很大的促进作用。“可能与一些高等教育管理的观念相反，我个人认为，大学里的高级科研人员才是应当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的群体。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减轻初级科研人员的教学任务量，他们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和优秀的研究生们进行科研活动，而且，在安排他们授课任务的时候，我们应当关注哪些课程会对他们的研究领域更有帮助。”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坚信，大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这些初级科研人员成长，他们才是大学未来真正的发展实力之所在。
“博士生的素质是决定一个研究机构质量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约翰·霍普克罗夫特说，一个真正有前途的研究者要决定加入哪个研究机构时，首要的选择标准就是他将要与之共同工作的博士生素质有多高，“正因如此，大学应当在世界范围内搜寻最优秀的博士生”。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举例说，为了吸引最好的学生，美国大学为优秀博士生的学费买单，除此之外，博士研究生每年大约平均能获得2.5万美元的生活补贴，待遇甚至比一些国家的教职人员的工资还要高。“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么优厚的酬劳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不给他们这样的聘请条件，一些更有竞争力的机构就会把他们聘请过去。留不住这些未来的精英，就无法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这一点毋庸置疑。”
大学教师更重要的责任是帮助学生成长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认为，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大约5岁左右，就应该开始发展他们的创造力。“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恰恰在于童年时代的早期教育。对于儿童来说，有一个能够让他们感觉到安全、感受到被爱、允许他们去探索这个世界的稳定的成长环境非常重要。”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生长在一个稳定的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给他很多机会接触各种有趣的玩具，这些玩具的设计很精巧，由不同的部件组装而成。“通过拆分这些玩具，之后再把它们拼装起来，我懂得这些玩具是如何运作并被制造的。非常遗憾，现在的孩子们很少能接触到这类玩具了。”
除了家庭因素之外，在约翰·霍普克罗夫特个人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曾经有很多非常好的教师给予过他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之所以说他们非常好，并不是因为这些人自身在职业上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而是他们那种发自内心对学生成长和成才的热切关注。他们用行动深深影响了我，激发了我去帮助别人的强烈愿望，这也是我选择当一名教师的初衷。”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认为，一个好的大学教师不仅仅应该关注自身的科研活动，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责任就是帮助学生们成长，“这一目标远比满足自身职业发展以及获得更多物质需要具有更非凡的人生意义。”
关注年轻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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