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的斯亚贝巴国际机场转机的间隙，一个熟悉的名字忽然涌上心头 ——Goodluck，我的埃塞俄比亚同学，大家都亲切地喊他Lucky。

与Lucky 相识，是1990年的暑假过后。那时我刚和攻读Diplom的几个学生一起休完学分，导师Wunderlich告诉我，实验室的前期培训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可以跟着Hans-Peter开展分子生物学实验了。Wunderlich的实验室，主攻疟疾发病机制研究与疟疾疫苗研发，融合了形态学、生物学、免疫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初到实验室时，导师得知我此前专攻白蛉的显微结构，便以为我会继续研究疟原虫的超微结构，他问起我的学习方向，我脱口而出：分子生物学。

彼时的我，对分子生物学其实一窍不通，这份选择，缘起两段偶然的建议。临行离开太原前，同事小程跟我说：“去了德国就学分子生物学吧，要是能发现一个探针，往后就不愁了。”到了德国，我跟研究免疫学的好友秦志海说起实验室的情况，征询他的建议，原以为他会推荐我学免疫学，没想到他也毫不犹豫地建议我主攻分子生物学。于是，当Wunderlich问起时，我便笃定地做出了选择，而分子生物学的定义、探针究竟为何物，却是很久之后我才真正弄明白的。

初做分子生物学实验，我最大的难题是不会使用加样器，加样的量总比其他同学多。前面和几个本科生一起培训时，Stefan让我们每人往试管里加10ml缓冲液，六个同学加的量分毫不差，唯有我的试管，液平面高出别人的一大截。我满心疑惑，Stefan便问我是不是多加了，我矢口否认，还一下一下认真地将液体吸到另一个试管里，刚好十下，这让Stefan哭笑不得。直到后来Hans-Peter发现，我每次都把加样器直接压到底，这个初级错误才得以纠正。其实不会用加样器的并非我一人，隔壁实验室有个德国同学，竟没装枪尖就直接用加样器加同位素，这事被大家私下议论了许久，Hans-Peter见了他，还会指着他跟我讲这个笑话。我想，我不会用加样器的糗事，想必也被德国同学们私下传过。后来Ulli从隔壁实验室转到我们这边，刚来就当着我的面问我会不会用加样器。那个时候我的实验技巧，早已远在他之上。Ulli此前也没做过分子生物学实验，却是德国老资格的博士，他来实验室时，我刚开启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可他的实验总不顺利，见了我便莫名挑刺，我本就嘴拙，德语更是说不过他，所以他指责时，我大多默默转身离开。好在Wunderlich和Hans-Peter都明辨是非，这些小事便也就不了了之了。

话扯远了，说回Lucky。1990年秋天，Lucky来到我们实验室攻读Diplom，我们的研究方向相近，都是从构建夏氏疟原虫的cDNA文库开始的。他来的时候，我刚建好文库，正着手筛选工作。见了我，Lucky笑着打趣：“乔，你是医学背景，玩手术刀肯定行，但玩加样器，你可不是我的对手。”我没有反驳，只是笑了笑。 德国的Diplom学位，介于国内的学士与硕士之间，彼时德国尚无硕士学位，拿下Diplom便可直接攻读博士，而Diplom的研究工作，通常9 个月便能完成，可Lucky却用了一年半还多，期间不少实验细节，至今想来仍觉有趣。

他刚来实验室时，每天下班都会把实验记录本仔细锁好，还特意跟我说：“这个必须保密，被别人看到，研究成果会被剽窃的。”见我每天将实验记录本随手放在桌上，他还反复好心提醒我。最有意思的一次，他需要用两种限制性内切酶切割一个质粒。当时我在实验室负责分子生物学试剂的保管与采购，他来领酶时，我特意告诉他，这两种酶不能同时使用，因为二者的反应缓冲体系完全不同，必须先完成一种酶切后，酚氯仿抽提DNA，再酒精沉淀纯化回收后、溶于水，再用另一种缓冲体系和酶进行二次酶切。可他却嫌麻烦，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他把两种缓冲液和两种酶全都混在了一起。我赶紧跟他说：“Lucky，你这样做，什么结果都得不到。就算用同一种缓冲液加两种酶，顶多一种酶能发挥作用，另一种即便偶尔能切开，我们的琼脂糖凝胶电泳也根本分辨不出来。”可他却非常认真地对我说：“乔，你就等着看我的伟大尝试吧！明天结果出来，我说不定能拿诺贝尔奖。”结果第二天电泳结束，Lucky 垂头丧气地跟我说：“乔，你是对的，今天的电泳一片空白，我的诺贝尔奖泡汤了。”

从同学口中得知，Lucky 在德国已经待了十几年，德语说得毫无障碍。埃塞俄比亚人官方语言是英语，他的法语也很不错，他的女朋友在巴黎读大学，来实验室看他时，我还请他们在我的宿舍吃了一顿饭。他特意嘱咐我别买猪肉，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有意思的是，他们虽习惯手抓饭，却也能熟练使用筷子。我曾问他们，母语是英语还是法语，他说，埃塞俄比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而他的母语是奥罗莫语。

Lucky 的生活过得颇为艰苦，日常全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住在便宜的学生宿舍里。有一次，他接连许久没来实验室，那时大家还鲜有手机，联系十分不便，Wunderlich 便让我去看看他的情况。我回家途中绕到他的宿舍，敲门许久，他才从睡梦中醒来。见了我，他坦言最近没钱了，一直在加油站帮人洗车，一小时能挣 6 马克。我虽没打过工，却也听其他同学说过，打黑工一小时至少能挣 15 马克。还有一次，一家电脑公司卸车需要临时工，半天就能挣 200 马克，彼时我是中国留学生会主席，对方托我帮忙找人，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Lucky，可怎么也联系不上他，只好让几个有空的中国留学生去了。等到午饭时分，Lucky 才出现在实验室，就这样错过了一个难得的挣钱机会。

他的实验进度，也如生活一般磕磕绊绊，同期的同学纷纷毕业，甚至有个叫 Christian的同学已经开始在实验室读博，他的Diplom研究却依旧停滞不前。记得1991年圣诞节前，实验室要举办派对，Wunderlich 又让我去叫 Lucky 一起来热闹热闹。我敲开他的宿舍门，他依旧是被我从睡梦中叫醒，寒暄了几句后，他突然失声痛哭：“乔，你的实验结果全是阳性的，而我的，全是阴性的。”我只能轻声安慰他，让他别急，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他的Diplom研究最终延期了约一年半才完成，更让人意外的是，Lucky 竟然不会用电脑，也不会打字。我在1985年读硕士研究生时学过在英文打字机上打字，练习了一周，每天打一页纸，便能打得行云流水，回到宿舍还特意跟王若翔、秦志海炫耀。有一天吃完午饭，王若翔来我办公室看我打字，看完后他说：“你看我的。”说着便用一根手指敲击键盘，速度竟比我还快。

Lucky的论文是先写在纸上的，之后他请了一位德国女友来实验室，帮他把论文录入电脑。可女友只来了两次，便跟我说，她总觉得实验室的其他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心里很不舒服，第二天便不肯再来了。我始终不知道Lucky最后是怎么把论文录入电脑的，只知道没过多久，他就将打印好的Diplom论文交给了Wunderlich 和 Hans-Peter。两位导师几经修改后，他终于顺利毕业了。

毕业后的Lucky，不愿回到埃塞俄比亚，Wunderlich 得知汉堡大学生物系招收博士研究生，便推荐了他。可Lucky偏巧遇上了一位名叫Pech（德语意为 “倒霉”）的签证官，无论如何都不肯给他续签签证。最终，Lucky 在柏林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就业培训后，无奈被送回了老家。

1997年，我再次去杜塞尔多夫，和同事们谈起Lucky，Hans-Peter说，Lucky 回国后，他的母亲便为他娶了三个妻子。因为没有博士学位，他的Diplom学位在埃塞俄比亚只被认定为学士学位，于是他一心想再回德国读书。

同事们还说，Lucky的年纪其实很大，大概和Wunderlich相仿，他的生日也并非真实的出生日期，而是特意改成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生日，希望能沾女王的福气，得到庇护。他向Wunderlich申请回德读书时，Wunderlich委婉地以年龄太大为由拒绝了。没想到此后Lucky寄来的申请材料里，年龄比之前小了十多岁，Wunderlich依旧说年龄偏大，他便干脆改成了三十岁。这让Wunderlich哭笑不得，此后便不再回复他的消息了。

倘若Lucky真的和Wunderlich年纪相仿，如今也该八十多岁了。不知道他此刻身在何方，过着怎样的生活，是否早已儿孙绕膝、安享晚年。自1994年我离开德国后，便与他断了联系，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此次途经亚的斯亚贝巴，这座属于他祖国的城市，只勾起了我对这位老同学的无尽回忆。

惟愿Lucky，如其名一般，远离所有的“Pech”，永远被好运眷顾，一生“Good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