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人工智能能否拯救全球气候危机？

王元丰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被联合国、达沃斯论坛列为人类首要中长期挑战的气候变化，如今正遭遇全球治理层面的严重缺位，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仍是美国政府。2026 年 1 月 27 日，美国第二次退出的《巴黎协定》正式生效，而比这一更具破坏性的，是其同时宣布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这一 1992 年达成的全球气候治理基本协定，是所有国际气候合作的 “根” 与 “框架”，美国也因此成为该公约签署以来首个退出的国家。如果说退出《巴黎协定》，是放弃了具体的气候行动承诺，那么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是彻底逃离了全球气候合作的谈判桌，让全球气候治理失去了最大经济体的参与，原本的多边协作体系瞬间出现难以弥补的缺口。

美国退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背后，除了地缘博弈与化石燃料利益的纠葛，还潜藏着一股极具美国特色的技术思潮 —— 以硅谷为核心的科技界将人工智能视为破解气候困境的 “终极答案”。在全球气候行动陷入单边主义阻挠的当下，美国对 AI 的极致押注，既成为其消解气候治理责任的新借口，也催生了一场关于 “超级智能能否拯救地球” 的争论。而特朗普政府对 AI 发展的强力推动，更让这种技术乐观主义与气候治理的现实形成鲜明对冲，其背后是美国科技界对技术进步的绝对信仰，以及这种信仰与全球气候行动实际需求之间的巨大鸿沟。

美国科技界的 AI 气候救赎论，根植于对技术突破的极致想象，成为技术乐观主义与认为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化解人类危机就是要靠加快技术进步的加速主义核心主张。当全球为减排、控温绞尽脑汁时，Open AI的掌门人Sam Altman 等硅谷领军者提出的 “AI 解决气候问题” 论，为美国脱离气候多边协作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他们认为，AI 的发展将带来 “近乎无限的智能” 与 “充足的能源”，通过智能算法对全球气候系统的精准模拟、能源利用的极致优化、减排路径的科学规划，可以从根源上破解气候治理的技术难题；更具吸引力的是，科技界将 AI 与核聚变技术绑定，认为人工智能能通过海量数据运算、复杂模型推演，突破核聚变商业化的技术瓶颈，为人类提供零碳、无限的能源供给，从根本上终结化石燃料的时代，让气候困境迎刃而解。这种观点并非孤例，谷歌前 CEO Eric Schmidt 的表态 “I'd bet on AI solving the problem than constrain it” 更是直白体现了美国科技界的倾向 —— 相较于通过国际协定、政策约束来应对气候问题，他们更相信技术的自我革新，而 AI 就是这场革新的核心引擎。

这种技术思潮并非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与美国的国家战略深度结合，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在退出气候公约、推行化石燃料议程的同时，特朗普政府对 AI 发展推出了一系列强力举措：颁布旨在 “赢得全球 AI 竞争” 的美国人工智能法案，推出 “创世纪 AI 法案” 为科技企业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推动硅谷巨头与军工、能源企业深度合作，大力布局 AI 基础设施、超算中心与数据中心。美国的逻辑清晰且功利：既然认为 AI 能最终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那么当下最核心的任务就是抢占 AI 革命的制高点，掌握超级智能（ASI）以技术垄断为未来的全球规则制定掌握主动权。这种政策导向，让美国的气候 “脱责” 与 AI “逐利” 形成了完美的利益闭环，也让硅谷的技术想象成为了美国政府忽视当下气候责任的合理借口。

但这场以 AI 为核心的气候救赎想象，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现实的三重拷问，其美好愿景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迫切需求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矛盾。

第一重拷问，是技术落地的时间差与气候危机的紧迫性相悖。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诉求是 “即时行动”——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多次警告，若不能在 2030 年前实现全球碳排放减半，控温 1.5℃的目标将彻底落空，气候灾难的不可逆风险将急剧提升。而 AI 的发展，尤其是超级智能、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目前仍处于理论探索与技术积累阶段，即便是硅谷的乐观派，也无法给出 AGI 落地的明确时间表；更遑论 AI 与核聚变技术的结合，核聚变商业化目前仍面临材料、控制、成本等多重难题，即便有 AI 加持，其实现也至少需要数十年时间。用一场遥遥无期的技术革命，来规避当下必须采取的减排行动，本质上是一种 “拖延战略”，其代价是全球气候系统的持续恶化，而这种恶化带来的后果，可能让未来的 AI 技术即便实现，也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础。

第二重拷问，是AI 发展本身的气候成本，成为被忽视的现实悖论。美国科技界在畅想 AI 拯救气候的同时，却刻意回避了 AI 产业自身的碳排放问题。AI 的高速发展，依赖于海量数据中心、超算集群的支撑，而这些基础设施的运行需要消耗巨大的电力：一台超算的年耗电量可达数十亿千瓦时，有研究显示：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占全球总用电量的约1.5%（2024年），且年增长率达12%（2017-2024年），远超全球总电力消耗增速。且随着美国对 AI 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布局，报告预测，若当前趋势持续，AI相关电力消耗可能占全球总用电量的5-10%（2030年）。更关键的是，特朗普政府在推动 AI 发展的同时，正大力推行化石燃料议程，美国的电力结构中，煤炭、天然气仍占主导，这意味着美国当下的 AI 发展，本质上是在依靠化石能源 “喂养”，其碳排放不仅抵消了部分全球减排成果，更与气候治理的目标背道而驰。用高碳的方式研发 “低碳解决方案”，这种悖论让 AI 的气候救赎论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

第三重拷问，是技术万能论无法解决气候治理的核心矛盾。全球气候问题的本质，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利益分配问题、国际协作问题、制度设计问题。美国退出气候公约，并非因为技术能力不足，而是因为不愿承担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不愿让本国的化石燃料利益受损；各国在气候谈判中的分歧，本质上是发展权与减排责任的博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转让上的矛盾。而 AI 作为一种技术工具，其本身不具备价值判断与利益协调的能力 —— 它可以优化减排技术、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却无法解决 “谁来承担减排成本”“谁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如何约束大国的单边主义行为” 等核心问题。即便未来 AI 实现了超级智能，若没有全球统一的气候治理体系、没有各国的集体行动，技术成果也难以转化为全球的气候行动，甚至可能成为少数国家垄断气候技术、谋求地缘利益的工具。

更进一步说，即便 AGI 最终实现，其能否真正成为气候问题的 “解方”，仍存在着未知的风险。亚历克斯•弗里德曼（Alex Friedman）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前首席财务官金融近日在Project Syndicate专门撰文批驳超级人工智能能够解决气候危机的观点，他说：大型科技公司承诺，超级智能将成为技术上的灵丹妙药，但这一承诺忽视了物理学。一旦人类消耗完剩余的碳预算，世界就会越过关键的临界点，这个问题变成了一列由热力学定律驱动的失控的火车——一个超级智能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使它开启了核聚变或室温超导体。

美国科技界的 AI 气候乐观主义，本质上是美国单边主义与技术霸权思维在气候领域的延伸。它将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将各国的集体行动替换为单一国家的技术竞赛，既忽视了气候危机的紧迫性与现实性，也回避了美国作为累积碳排放第一大国的历史责任。不可否认，人工智能在气候监测、减排优化、能源规划等领域，确实能发挥重要的技术赋能作用，中国等国家也在积极推动 AI 与气候治理的深度融合，但这种融合的前提，是将 AI 作为工具，服务于全球气候多边协作的整体目标，而非将其作为借口，逃避当下的行动责任。

2026 年的全球格局中，美国在气候治理上的 “退群” 与在 AI 领域的 “进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早已证明，任何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无法依靠单一国家的技术突破，更无法依靠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人工智能能为气候治理提供新的技术路径，但无法替代人类的集体选择；能优化减排的技术手段，但无法解决利益分配的核心矛盾。美国的 AI 迷思，终究无法掩盖其在气候治理上的责任缺失。全球气候行动的希望，不在于等待一场遥遥无期的技术革命，而在于各国摒弃单边主义，回归多边共识，将包括 AI 在内的各类技术，转化为全球集体行动的合力。唯有如此，技术才能真正成为拯救地球的力量。

《环球时报》2026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