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2）——伤寒、鹅血和逃难

1.家里的伤寒症患者

如今，许多人已经不大知道伤寒症是怎么一回事了。可是在我的老辈人中，很多都得过伤寒症。

母亲说，她在9岁时（1925年）得了伤寒症，病情很严重，长期高烧，请来过几个郎中先生都“回头脱”了。“回头脱”是苏州方言，有“告辞、回绝、辞退”等意思。总之，医生让“另请高明”了。旁人也劝导外祖父想开一点，算是白养了这几年吧。可是，后来也不知怎样出现了转机，竟然自己慢慢地好起来了，这一次生病，在床上躺了好多天，一直不能起来。

我的祖母是患伤寒症去世的，去世时我父亲才12岁（1913年）。我估计这是母亲从我父亲或祖父那里听来的，那时候我母亲都还没有出世呢。

最让我母亲担心的是1946年我父亲和我大哥同时得伤寒症，这件事情她一生中说过不知多少次。当时是父亲45岁，大哥9岁，两个人的病都非常凶险，两个人都很多天高烧不止而且都有反复。母亲说，郎中先生说这种病最怕反复。她一个人伺候两个重病人，而我三哥才一周岁多。我姐姐虽然能够帮助她做一些家里的事情，但是，拿主意的只有她自己。那时候，医疗水平还很低，得伤寒症的死亡的可能性很大。母亲说，她的耳朵就是这个时候被急聋的。

那时候，人们之所以容易得伤寒症，是因为公共卫生的条件太差。50年代以前，苏州城还没有自来水，大多数人都是靠井水生活（剩下的人靠质量更差的河水），而井水是浅层地下水，很容易受到污染。像伤寒、霍乱、血吸虫病等传染病都是与水体污染、与人们生活环境差有关的。苏州是1951年才开始有自来水的，而苏州在中国还是经济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那时候中国人的人均寿命才三十多岁，公共卫生条件的不良使得我们国家的这些传染病经常流行。我想，这是人们应当更多地了解的我们的国情。

2.送命的鹅血

1937年是中华民族苦难的一年，也是我家苦难的一年。那年秋天，中国军队正在上海附近同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而我的祖父已经病入膏肓，他患得是“膈气”，这是当时中医的称呼，大致如现代医学所说的食道癌。

母亲说，我的祖父是一个极其老实的好人，做事勤勤恳恳，对所有人都很和气，肯照顾别人。那时候，除了我父亲和一位叔父已经成家之外，家里还有两位未婚的姑母和一位叔父，当然，还有后祖母。祖父吃流食都相当困难，郎中先生拿这种病当然也没有什么好法子。后来，一位先生告诉祖父，鹅血对膈气的治疗有特效，说热饮刚杀的鹅血即可化去淤结。祖父即要求叔父去求购白鹅。

当时，时局已经非常紧张，日本飞机经常来苏州侵袭轰炸，人心惶惶，市场上买卖很少，根本没有卖鹅的。经过多方打探，叔父终于买到了一只白鹅。强烈的求生欲望使一贯好脾气的祖父变得非常急躁，急令叔父给他杀鹅饮血。叔父只得立刻杀鹅，把热血给祖父生饮。可是，刚饮一些，祖父就不行了。等我父母亲赶到，祖父已经断气。估计是凝血堵住了气管，窒息而亡。

接下来就是要办丧事。叔父和姑母分头出去买办丧事必要的用品，可是，还没有回家就拉响了空袭的警报。当时的规定是，警报拉响后，就不允许在街上行走了，所有在街上的人都必须就近躲起来，呆在屋子里，晚上家里不许点灯，点灯或继续在街上行走就有“汉奸”给日寇飞机指引之嫌。我们且不管当时的规定是否合理，规定就是规定，必须遵守，不然真有可能被抓甚至“格杀勿论”。叔父和姑母分别躲到两户人家中，当时的人也受到这样的教育，大家都能够遵守，也都接受外来的要求躲避者。一般来说，两三个小时以后，空袭警报就会解除，可是，那天的空袭警报却一夜都没有解除，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拉响了解除的警报。叔父和姑母这才回到家里，所有的人都一夜的提心吊胆。

大敛过后，棺材总要下葬。可是，白天棺材出不去城，只好到了晚上，找到一条船，把棺木放在船上，偷偷地运出城去下葬了（为什么白天出不去城？我也不知道，母亲没有说理由，她只说白天不让出城。她耳朵不好，虽然带着助听器有时候还是听不清楚，听她讲的时候又不能老是在纸上写字去打断她）。过不多久，日本人就打来了，家里人就分散走上了逃难之路。

（鹅血“治疗”食道癌的办法，如今在网上还多有人宣传。我随便抄录几节：

“1959年9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清朝张璐纂修的《本经逢源》中记载：“鹅血能涌吐胃中淤结，开血膈吐逆、食不得入，趁热恣饮。””……

“ 《张氏医通》中还记述，王仲君患噎膈，虽极糜烂之稀饭，入喉即吐出，用生鹅血热饮之，一服便安，”……

“1974年名老中医张梦依在《新中医》第3期发表了白鹅血治癌的病例后，我曾采用他的方案治疗例确诊为胃幽门窦部癌的患者，疗效良好。每当他来诊时均诉说购买白鹅困难，并且价昂，服用亦不方便，但饮白鹅血后，自觉胃脘舒适，故能坚持先后宰白鹅14只(张老介绍的方法：一人将白鹅两翅及两腿紧握，另一人将其颈宰断后，今患者口含颈部饮其热血，为7日1次)。”……

看到这些，真是令人不知说什么才好。）

3.逃难

逃难就是老百姓逃离战场，如今电视上常常有战争难民的报道。那时候当难民可没有什么难民营，什么联合国难民署的人道主义帮助，就是自己找个可以藏身的乡下，离开城市。因为城市总是战争的首先所在地，轰炸、炮击和争夺的对象，乡下则要相对安全一些。父母亲带着我姐姐去了苏州西北二十多里以外的一个村庄。

江南的乡下过去是没有什么像样子的道路的，多是走“田岸头”，坎坷不平的窄窄的泥路，最多只能走独轮车，所以城里人去乡下，一般都坐船。何况逃难总是要带着行李和“细软”，更是只能坐船。父亲还要照顾家里的其他人，母亲自己带着姐姐坐在小船上，抬头，天上有随时可能用机枪扫射的日寇飞机，低头，河里就有浮尸。还有人逃难时，家里的孩子掉在水里，也顾不得救捞。在事情过去了七十多年之后，母亲叙述到这里，总是用“吓是吓得唻～”这样的语言。

逃难的人和农民不但要防日寇，还要防乘火打劫的强盗和贼。那个村子的四周都是水，只有一个桥通向外面，晚上就关闭桥梁，所以还略微安全一些。

两个月过去了，听说城里已经安定，父亲挂念着城里的情况，决定回到城里去看一看。父亲一大早就跟着一个农民一起走到城里。城门口有日本兵站岗，检查进出城门的每一个人。被检查者要向他们鞠躬，然后接受检查，不但检查身上和货物，查问是干什么的，还要伸出手检查人们的手，看是否是当兵的。父亲是个“画画先生”，一双画画的手，所以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父亲在东中市所开的画室已经被毁，画室中的东西已经被抢劫一空。回到乡下，已是黑天了。

我最小的叔父并没有出去逃难，留在家里看家。当时我家租居崇真宫桥下塘一处七进的大宅子的第五进。日本飞机的炸弹投在了附近，大门被炸倒了。叔父正好躲在门边埋在地下的水缸里，石库门的石条等压在上面，叔父被埋在底下。后来过来了人了，叔父拼命喊救命，终于被人救了出来。

母亲说，崇真宫桥堍有家茶食糖果店，邻近“陆长兴面店”，店名忘了，二层楼，老两口住楼上，小两口住楼下看着店，日本人把那家的女人从店里拉出去强奸了。

母亲还说，东中市有家“朱寿记”百货店，被日本人放火烧毁，据说是因为被发现门上有反日的标语。

逃难是母亲一辈子最难忘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