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并非外来语

胡同就是小巷子，北京的小巷称巷的不多，绝大多数都称胡同，可是离开北京，称胡同的就不多了，因此，胡同可以说是北京的特产。

那么，为什么小巷子被称为胡同呢？用胡和同这两个字的意思去解释是说不通的。明代的沈榜所著《宛署杂记》中说：“胡同本元人语。”由于元代的统治者是蒙古人，而胡同这个词确实是在元代才开始有的，于是有人便提出胡同是蒙古语的音译，时间一长，也就被大家所认可。而究竟是哪个蒙古词呢？主要的说法有两种。

一种认为是蒙古语水井（hvddvg）（v的发音接近u）的音译，而且撰造出“在历史上，北京吃水主要依靠水井，因此水井成为居民聚居区的代称进而成为街道的代称，由此产生了胡同一词”的道理。

另一种说法认为是蒙古语浩特（hot）的音转。浩特是城镇，与城市里面的小巷子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两种说法，都说不通，提出这样的说法，脑筋都太死，其实，问题很简单，胡同就是巷，是汉语，不过是蒙古人学汉语的结果。中间是如何一回事，听我慢慢道来。

巷，古文的写法是左右两边各是一个邑，中间是一个共，《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里中道”，段玉裁注曰“邑里通称”，就是城邑里的道路，在《尔雅》中写为衖。发音为胡绛切，共声。其古音写为现在的汉语拼音差不多就是hong4，与如今的广东话差不多。以后，这个音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声母逐渐向前移，成了long4，写成了另一个字，弄，就是里弄的弄；另一个方向是韵母把嘴长得更大，读成了hang4，北京话在近代又变成了xiang4。如今普通话的巷是xiang4，南方方言则几乎都是读成hong4或hang4。普通话中“巷道”（hangdao）一词还残留着一些古音。这些都是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学术界的共识。

我们现在教外族人学习汉语是借助于汉语拼音的，古代没有拼音，用的是反切。一般地说，人们总是用容易认识的、较为简单和常用的字去“反切”较为不常用的字。因此，对于蒙古人，教授他们汉语的用较为常用的“胡”和“同”去切不常用的“巷”字应该是在常理之中的事情。巷的读音hong就是“胡”的声母加上“同”的韵母，把“同”读成去声，“胡绛切”也就等于“胡同切”。今天北京话中胡同的同读成了去声，就是一个旁证。古人对于声母、韵母这样的说法并不像今天这样的清楚，他们会说,“急言之”（说得快些），胡同就是巷。在这种情况下，学汉语的蒙古人把“巷”读成“胡同”就理所当然。

因此，胡同不是蒙古语，而是蒙古人学说的汉语。建北京城的时候，蒙古人是统治者。当时，他们在文化上还是崇拜汉人的，建城市也是仿照金朝和宋朝人的样子。城里也总要有街巷。下命令的是蒙古人，实际建造的人还是汉人。当汉人把“蒙古人说的口头汉语”再写成书面汉语时，“巷”就成了“胡同”。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把反切说成了新词，这是不是孤例呢？不是的。举两个例子吧。

写字用的筆（笔），据《说文解字》称：“吴谓之不律”。我看就同上面的情况相似。当北方人拿着笔告诉尚处在“祝发文身”的“夷蛮之国”吴国人时，“笔”字就成了“不律”。

再就是讲一个故事了。《太平广记》里有一个《三史王生》的故事。说是一位姓王的书生，自称研究“三史”即《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其人“性好夸炫，语甚容易。每辩古昔，多以臆断。旁有议者，必大言折之”。一天，王生多喝了几口黄汤，跑到沛县的汉高祖庙里，作了一副对子，上联是“提三尺剑，灭暴秦，剪强楚，而不能免其母乌老之称”。《史记·高祖本纪》中说汉高祖“母曰刘媪”，“媪（ao3）”字后面后人注音“乌老反”（古书上往往把一个字的读音用较小的字写在该字的后面）。所以他说“其母乌老之称”。当然，如此的不敬神灵和尊长，最后的结果是被“汉高祖”的神灵让“手下人”给了一个王生大耳光，打醒了。

总而言之，胡同不是外来语，是汉语的另一种表达，绕着圈子去蒙古族语言中寻找什么“井”、“浩特”，都是无稽之谈，说一句笑话，这就叫真正的“数典忘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