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之凄美，令人陶醉。随着樱花文化的日渐流行，日韩之间又开始口水战，相互争夺谁才是樱花的起源地，看起来格外好笑。不知中国竟也有个什么中国樱花产业协会挑出来，声称樱花起源于中国，请日韩自重别在和中国争了。三国厮杀，引来网络口水无数。科学上，樱花源自喜马拉雅山区，西南地区如今依然有很多野樱品种，而想必大家必然不会是因为科学而争。

    确实，随着中国的开放和生态建设，很多地方种植了大量的樱花。樱花只需几年即可开花，形成景观。武汉大学、上海、昆明等等许多地方都有了小有名气的赏樱之地。近现代日本园艺和城市建设的繁荣，以及日本文化的流行，更是让国人对樱花流露出满满的爱。赏樱成了无比幸福的乐事。中国樱花产业协会跳出来发言，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无需多时，便会有人扬言要把樱花选作国花了。就好比每年植物园年会都有人总是唠叨要把牡丹选作国花一样。若按此逻辑，美国华盛顿也有100多年的樱花历史，是不是也得跳出来争一争。以上诸多行为，都是不懂得中国的花文化的体现。

    事实上，无论是樱花还是牡丹花，在中国的化里都排不上什么名次的。看到樱花，中国人最多想着有没有樱桃可吃，纵然现在引进了较为漂亮的樱花，但脑袋中确实想不起什么优美的诗词歌赋来。甚至是牡丹，虽有国色天香之说，但在中国诗歌里其地位远不如杏花、梅花、桃花、菊花和兰花，甚至比不上江边摇曳的芦苇。

    台湾搞植物文化的潘富俊老师做了个统计，发现从先秦到清朝，诗词歌赋里被吟咏得最多的是柳树，第二是梅花。虽然不同朝代略有差异，但樱花和牡丹连前十都没排进去。古人如此丰富多样的植物文化，今日中国没发展起来，反而去和日韩争论什么樱花起源，实在算不上什么能力。

    樱花文化源自日本，在日本发扬光大。日本人赋予了樱花象征生命短暂，人生苦短应如樱花般灿烂一般的文化含义。这没什么好争的。日本人观赏樱花的历史非常久远，竺可桢先生撰写的经典论文《中国五千年之气候变迁》中便引用了日本近千年的樱花物候数据，用来佐证中国的气候变化。同样在该文中，竺老说“宋朝（公元960一1279年）以来，梅树为全国人民所珍视，称梅为花中之魁，中国诗人普遍吟咏”。中国能像日本樱花一样通过物候来获取气候数据的，只有梅花和竹子。梅花无疑是中国花中泰斗。这又有何好争的呢。   

    自晚清到近现代中国，中国花文化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赏花文化开始从精气神的精神层面，跟着西方转变为重色彩和花型的视觉享受，本质上这是一种赏花文化和园林艺术的倒退。是从精神高度，降低为视觉动物。从“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审美高度，下降到“卧槽，太他妈好看了。太美了”的弱智水平。

故从樱花起源之争，我们应该看到在园艺中国建设中，花文化的创造远比死板的较真起源要重要。地大物博的中国，如今能说得上口的植物景能有几个呢？因此，植物资源的利用未来更要从种源保护、新种育种，园艺造景和花文化建设来考量。你若是能让樱花的文化价值、园艺景观，诗歌词曲、绘画设计和电影电视剧等等都能超过日本，创造出一种被国人所认可，被历史所铭记和传承的花文化。到那时，不仅是说源，即便是选为国花，又何尝不可呢。

中国历代诗歌总集出现的前10中植物

云南滇中地区山林中的野樱花

版纳有种高大乔木神黄豆，老百姓俗称野樱花

野樱花十多米高，满树繁华，堪称造景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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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不知亡国恨，跨海乱炫彼国花

　　——从“武汉，世界樱花之乡”的虚假广告说起

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专家   吴骁

　近日，笔者所居住的城市、正在着力打造“新花城”的华中重镇大武汉，又弄出了一个大新闻——本市的某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在邻国日本首都东京街 头打出广告：“Tokyo看到冇？武汉，世界樱花之乡，欢迎来武大赏樱！”看到这条消息，笔者实在是瞠目结舌，无地自容！既为这条广告本身的低级错误与严 重失实感到荒唐可笑，同时也对其以极不妥当的方式令武汉市与武汉大学因“躺枪”而蒙羞深为不悦。

　众所周知，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之一。过去曾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樱花原产于中国的喜马拉雅地区，大约在唐代时传入日本，笔者以前也对此 信以为真，但直到去年看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生刘夙先生的一篇科普文章《都别争了，樱花起源于哪里得听科学的》，方才明白——起源于喜马拉雅地区 的樱花只是“野生樱花”，当这一物种在数百万年前扩散到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时，地球上尚没有人类存在，其起源地也就无所谓国别之分。而我们今天通常 所谈论和观赏的樱花，实际上是指现代意义上的“栽培樱花”，与野生樱花有着极大的区别。基于分子生物学技术的研究表明，就目前的绝大多数栽培樱花品种而 言，其育种核心种“大岛樱”乃是日本所特有，在中国甚至都没有野生分布，因此，“现代栽培的观赏樱花”实际上是源于日本，这是一个显而易见、颠扑不破的基 本事实。

　日本人对樱花的狂热喜爱，这是举世皆知的。数百年来，日本人在几种野生樱花的基础上，不断通过园艺杂交精心培育出很多新的优良品种，最终形成了 一个异常丰富、多达300余种的“樱家族”。特别是其中名气最大、栽植广泛，同时也极具观赏性的“日本樱花”（又名“东京樱花”、“江户樱花”或“染井吉 野”），几乎成了“樱花”的代称，就连《中国植物志》新修订的名称中的“樱花”一词，都是用来专指“日本樱花”！如此说来，樱花作为日本的“国花”，的确 是名正言顺。

　具体就我们武汉市各处栽植的诸多樱花而言，除了少量的本国原生品种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从日本引进的。除了最富盛名的武汉大学校园樱花最早系由侵 华日军从该国引进之外，栽植规模最大的武汉东湖磨山樱花园，其1万多株樱花树也基本上都是来自日本。据说，磨山樱花园的规模之大，足以与日本青森县弘前市 樱花园以及美国华盛顿市樱花园并称为“世界三大樱花之都”，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得、值得称道的美誉，但是请注意，“都”与“乡”的语意完全不是一码事，如 果“樱花之都”这样的名号竟然可以被偷梁换柱地说成是“樱花之乡”，那可真的是连小学语文都还没及格。

　事实上，同为“世界三大樱花之都”之一，不论是美国的华盛顿，还是中国的武汉，它们所拥有的诸多观赏樱花大多都是来自现代栽培樱花的发源地—— 日本，那么，究竟谁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樱花之乡”，这难道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吗？一座每到阳春三月便处处盛开着“日本樱花”的中国城市，竟然有一个 如此奇葩的商家，漂洋过海地跑到这些樱花的原产地打广告自封为“世界樱花之乡”，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国际笑话！实在是有辱国格！

　不仅如此，这个商家打着所在城市的名号到异国他乡进行虚假失实的广告宣传与水平低下的商业炒作，还顺带捎上了以所在城市命名的武汉大学这所著名 学府，更是在无形之中触碰到了这所大学乃至整座城市的历史伤疤。武大校园的樱花虽与东湖磨山樱花园品种大致类同，但其具体来源却很不一样，后者大多是在中 日恢复邦交后由日本政府和友人相赠，尚可理解为中日友谊的象征，但是前者最早却是由罪恶滔天的侵华日军所引进，沾满了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的鲜血，其所承载 着的乃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屈辱的国耻记忆，实在不宜毫无顾忌地轻易拿出来在昔日的侵略者面前大加宣扬。

　值得一提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武汉大学师生校友在谈论本校樱花的历史问题时，经常会抱着一种“不顾事 实，只求脸面”的基本立场，长期坚持一些基于虚假事实的错误历史认知，其最典型的一套观点便是——由于侵华日军当年在武大校园内种下的樱花早已死绝，因 此，“武大樱花最初是由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转赠的”，与侵华日军没有关系！甚至还有武大学生如此描述校园里的“樱花大道”——“我想珞珈的先辈们是精 心的栽种了这一方林子给后来的学子一个脱俗的圣地”！敢问谁是“珞珈的先辈们”？在1939年“精心的栽种了这一方林子”的侵华日军吗？！

　　笔者曾多次请教研究武大樱花长达60年的萧翊华教授（2007年去世）以及武汉大学园林部门负责人，得知武汉地区栽种的樱花树寿命一般为50年 左右，1939年由侵华日军在武汉大学校园内种下的第一批樱花树，到了20世纪末确实已经全部死亡殆尽。不过，在此之前，武汉大学的园林部门多次以其为 “母本”，通过枝条嫁接的方式，大量繁殖出第二代、第三代樱花树，就“血缘”而言，正是侵华日军所栽樱花的“后代”，而并非另起炉灶，另外引种栽植，这种 “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怎么可能斩断得了？！

　1973年，在中日恢复邦交后不久，有关部门的确曾将日本友人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一批山樱花（又名“福岛樱”、“青肤樱”等）转赠了20株给武 汉大学，由学校栽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庐前，然而，这批山樱花不仅数量极其有限，而且与武大校园中占据绝对主流的日本樱花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品种。换句话 说，在通常情况下，一般的武大师生与社会公众在武大校园各处所看到的那些最具观赏价值的五枚花瓣的粉白色樱花，实际上都是1939年由侵华日军所种下的那 第一批“日本樱花”的后代，而它们与周恩来总理转赠的那些少量的“山樱花”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而所有那些言之凿凿地声称武汉大学现有的樱花主要由周恩来 所赠的人们，大抵从来就没有去往半山庐前亲眼见识一下真正与周恩来有关的这一小批山樱花究竟是长什么样子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又有一些日本友人赠送给武汉大学一批日本樱花树苗，栽植于人文科学馆东面的八区苗圃，不过，据武汉大学园林部门介绍， 这批树苗的长势并不好，根本就无法取代1939年的那第一批樱花树种，成为校园内新的樱花树的主要育种基础与来源。直到现在，武大校园内的诸多新栽的日本 樱花树，仍然是在1939年那批樱花树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繁殖的。

　综上所述，基本事实再清楚不过了，尽管侵华日军在武大校园内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树确实已经死光了，但是，今日武大校园内的绝大多数日本樱花 树，仍是它们的“后代”。有些人仅仅只是因为第一批樱花树已不复存在，就要完全无视、抹杀掉这段历史，一厢情愿地把武汉大学校园樱花种植史的起点从 1939年篡改、推后到1973年，一方面掩耳盗铃般地刻意回避抗日战争期间校园沦陷敌手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另一方面又要极力攀附一位已故的著名 政治领袖，以至于在基本常识极为欠缺的情况下，将两种不同的樱花品种完全混为一谈，这种心态和逻辑实际上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套用一句时髦话来说，这就是典 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对此，我们只需反问一句——若干年后，当周恩来转赠给武汉大学的这批山樱花也慢慢地全部死绝了，那武大樱花的历史又该从何说起？按 照相同的逻辑标准，某些人是不是就不能再继续咬定“武大樱花最初是由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转赠的”了？

　退一万步讲，即使今日武大校园内所有的樱花树均与1939年的那一批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武汉大学校园沦陷于侵华日军之 前，这个地方原本没有任何樱花，日本樱花这一外来植物品种本来就是由侵华日军以“国花”的名义引入珞珈山的，而今天让很多武大师生与游客如痴如醉的“樱花 大道”之美景，不管它究竟有多么美丽，最早也是由侵略者“强加”给这个校园的，只是后来因为得到了历代武大师生的长期认可才得以一直延续至今的。因此，日本侵略者给武汉大学的校园烙上的这一“国耻”印记，乃是武汉大学的樱花洗不脱的“原罪”，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1946年秋，当武汉大学师生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流亡岁月与苦难生活，终于从千里之外的乐山千辛万苦地回到武昌珞珈山之后，看到这些侵略者留下的 遗物，想起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国恨校仇，不少人恨不得立即将其砍掉，不过，主张保留这批樱花树的意见，最终还是占了上风。但不论这些真正的“珞珈的先辈们” 当年留下敌国“国花”的初衷是什么，相信他们在九泉之下，看到如今的某些武大后辈们如此歪曲甚至粉饰那段屈辱的历史，一定会深觉痛心疾首。

　十几年前，曾有武大学子自发地在来校赏樱的游人中散发传单，大声疾呼“樱花虽美，国耻勿忘”，试图努力利用所谓的“樱花节”对广大同学和游客们 进行国耻教育。其实，这一言简意赅的八字口号本身，也正是对待武汉大学校园樱花最为客观、理性与合理的应有态度，而他们的努力，最终也收到了实效——在他 们的直接推动下，武汉大学校方于2002年在樱园老斋舍前竖起了一个“武汉大学樱花简介”的指示牌。2007年，又改在“樱花大道”的起点处安放了一块刻 有“樱园”两个大字的景观石，其侧面铭刻的文字上则明确指出：“武汉大学的樱花不仅以其景色秀美而蜚声国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历史的见证。”行 文虽极其简练，但这一表述显然是客观而准确的，比起那些只知一味逃避黑暗历史、攀附著名人物的荒唐论调，不知道要坦诚到哪里去了！

　总而言之，这个所谓“世界樱花之乡”的虚假广告，不仅仅是丢脸丢到国门外，在别国人民面前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无知与轻浮，严重辱没了一座城市、一 所大学乃至一个国家的颜面，而且，拿“来武大赏樱”作为吹嘘“世界樱花之乡”的噱头，更是对我们民族昔日苦难与屈辱历史极大的不尊重！我们试想，一个曾经 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受害者，竟然会在昔日的加害者面前极力炫耀对方在自家地盘上留下的遗物有多么地美丽，甚至还狂妄无知地宣称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家的！世 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

　最后，笔者还想善意提醒一下所有搜集和引用过武大樱花相关资料的记者和编辑们——本人11年前发表在互联网上的那篇名为《武大樱花史略》的文章，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曾不幸遭到过某些仇日“愤青”的无聊篡改——将文中所有的“日本”二字全部替换为“小日”，于是满篇皆是什么“小日国”、“小日 人”乃至“小日樱花”……真心希望大家都能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与鉴别能力，以后不要再中招了！千万要注意——世界上只有“日本樱花”，可没有什么“小日樱花”！（注：以上为作者观点，不代表动向立场）

　　作者简介：吴骁，武汉大学校史馆主要布展人之一，著有《功盖珞嘉“一代完人”——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编有《武汉大学图史》等著作。

                                转自：  2015年3月21日 《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