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母校120年校庆来临之际，生命科学学院安排了校友寻访团，刘梦琪、李萌、张帆、任佳、徐志康等几位同学通过腾讯会议，和我进行了互动。他们提出了几个话题，其中追忆南师恰好符合我最近在写的一段文字。每天晚上回家后，看着屏幕上的文字，记忆的窗口逐渐推开，南师七年经历也慢慢舒展开来。我和同班同学们也即将迎来生物系生物教育专业1989级毕业30年。谨记以下文字，感念自己在南师7年读书行路的收获，并敬献给母校、生物系、老师和同伴们！

      高考“改”志愿

1989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那一年，我参加了高考，并填写了以南京师范大学为第一志愿的一系列师范院校，选择了数学和电教专业。那时候，南京师范大学只在第一个学期，收取72元费用，入学后每个月会发放生活费35元。一开始还发粮票：江苏省粮票和中国粮票还能换不同数量的饭票。这是我专攻师范院校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弟弟在数学上颇有专长，或许未来可以在专业上和他有所探讨，互相促进。后来，弟弟通过电话，经常给我讲数学问题；而我只能偶尔聊聊生物的事情。电教则根本不了解，只是直觉上认为这是一个要用到高级技术的专业。后面用胶片投影、录音机放磁带，我都以为和电教有关。

然而，高考分数出来以后，大港中学通知考生需要修改志愿。我家当时没有电话，但修改志愿的事情也比较紧急，写信肯定是来不及了。高中教我生物的颜鹤寿老师，就替我把数学改成了生物专业。或许老师看我平时经常问他问题，就希望我毕业后能回去教生物吧。当时有种说法：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时代。由于生物学不同学科分支，都有大量专业术语需要记下，倒也似乎和文科专业有些相似。这个专业，文理兼修，比较符合当时我比较喜欢文科但却是理科生的状态。因此，我特别感谢颜老师当年为我改志愿，为我后续一切可能设定了起点。

相较于数学，我对生物专业基本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好在我们有12位来自大港中学的同学，都在对专业不太了解的情况下，进入了南京师范大学不同专业，如数学系、电教系、政教系、物理系、化学系和中文系等。其中，有一位化学专业的沙德慧同学，我们延续了在高中时的友谊，并在如何适应大学学习生活方面进行交流。我们在东大门主路南侧的梧桐树下，一起讨论并下定决心：不管懂不懂，都要下功夫把专业学好；同时想办法提高英文水平。

自荐“服务生”

我们生物系89级刚入学的时候，丁小余老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不久，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班上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农村，也有一部分同学来自南京、无锡等发达城市。和城市同学相比，我明显感觉到知识面和处事能力等方面的差距。大学一年级学生，用我父亲的话讲就是“锅皮锈”，一说话就脸红。而我们作为师范生，未来大部分同学的职业规划就是要上台讲课，需要比较强的沟通和交流能力。丁老师那时候青春帅气，很有想法，参加我们早自习，并鼓励我们轮番上台演讲。城里同学出口成章，明显更胜一筹；农村来的同学也慢慢适应了大学的求学方式，慢慢跟了上来。在第一次班干部选举中，我们就通过上台演讲自荐的方式，成为班级“服务生”，进一步提升了同学之间的交流能力。后面，我们班级也形成了民主团结的风气，很多同学都能通过选举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特长。这段经历，大大提升了我主动交往的能力，也养成了遇事多商量的习惯。

英文“背”字典

大操场北侧山坡上，就是学校图书馆。刚入大学校园，最喜欢去的就是这个图书馆。从小学到高中，可以看的书籍很少。买书自然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课业比较紧张。印象中，有了图书证，自己就赶紧去图书馆先转了好几遍，看看自己有哪些眼馋的书要看。很凑巧，看到一本书名很洋气的书《约翰克里斯托夫》。看这样的书，最头疼的就是如何记住人名。开始只是翻翻，后来居然被主人公深深吸引住了：命运多舛，但坚持信念。以前自己爱看各种书籍，但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就很少再看小说了，而更多把时间花在专业和英文上。

专业和英文并重，成为我大学七年主要的习惯。一年级我们上英语课，我就参加了英文播音小组，在东侧的一个楼梯间里，和不同专业的同学一起播放慢速英语。当很多同学奔向操场锻炼或听着高音喇叭中播音员的声音前往食堂的时候，我们则冲向楼梯间，按下录音机和播放键，为同学们播放新概念等英文磁带。上普通外语课的同学们，都有一个小盒子，可以接收播音。在美丽的校园里，边散步边练听力。这项课外活动，让我能够有机会主动提升“英语四会”水平。后来在北京见到我的外导John LaSalle博士，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见到我的合作导师John Noyes博士，他们都曾经问我在哪里学习的英文，是否在国外拿到本科学位等。我非常自豪地告诉他们，我在中国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英文。这应该算是播音小组成员的一大收获。

当时，脑子似乎足够用，学外文自信心爆棚了。上硕士的时候，高中同学张兴中在南京工作。他问我有什么想要的礼物。我们就去玄武门外文书店购买了好几本外文词典，其中有一本牛津英汉词典。开始背牛津英汉词典，还分别自学了一段时间日语和德语。可惜这本我反复划拉过的牛津英汉词典，在2003年左右找不到了。这个背字典的习惯，很笨，形成可能有两个原因。小学的时候，家里给我买过一本新华字典。自己背过，大大提升了识字数量，增强了语文的自学能力。另外，当时家里除了一本残缺的《三国演义》繁体线装本和借来的小说外，可以满足知识需求的书籍很少。也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去购买任何书籍。此外，步入大学，见到特别优秀的同学们，自己已经明白笨鸟先飞的道理。通过这样的笨办法，也让当时天马行空、思维发散的我，逐渐学会了踏实和专注。因此，背书或背字典就成了自学最笨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南师“新”大楼

记得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上，写道母校是东方最美丽的校园。随园里，东大门进去，大草坪周围有100号、200号和300号。旁边还有乐声飘扬的音乐系大楼。校园绿树成荫，有香樟、玉兰、桂花、枫树、七叶树和银杏。每年桂花飘香，银杏叶片飞舞，正是少年同学校园留影的好季节。我们生物系系办公室位于随园东南角的新大楼。一开始听说是新大楼，以为比大草坪西侧的中大楼更加漂亮，至少也得比电教楼要好。真正到了新大楼门口一看，除了一棵美丽的雪松让人有些不同的感觉，感觉一点也不新。一楼二楼是地理系，三楼以上是生物系。四楼有一具人体骨架，刚开始我们一直不清楚那是不是真的，后来才知道是石膏做的。这里灯光昏暗，半夜上去，是包括我在内的同学练胆量的地方。

三楼东侧有个著名的303教室。我们一二年级上课，经常在电教楼、化学楼、物理楼等不同的地方上课。作为刚从教室固定的高中出来的我，在新大楼之外的地方上课，总感觉没有归属感。一回到新大楼，特别是303教室上课，就仿佛自己真正是一位生物系的学生。特别到了考研复习旺季，303教室汇聚了不同年级的同学们，学习气氛非常浓厚，确实是研究生的摇篮。当然，新大楼这里也是新年来临之际，同学们搞活动的热门场所，需要提前很久就和系办申请。有一年，我们在三楼安排了播放录像，下象棋和打扑克，还在四楼包饺子。北方的同学们，包饺子就不费劲，一会就把几十号人的饭准备好了。最后面粉全部用完了，我和南京同学黄雪芳，凌晨骑车到宁海路和虎踞路上去找面粉。

植物“学”兴趣

新大楼西南侧，有个花房。这里是带我们一年级植物学实验的常福辰老师的小天地。在系里听其他老师说，常老师自学成才，是个有故事的人。在常老师的鼓励下，我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个生物兴趣小组，定期骑车去紫金山等南京郊区采植物、认植物、制标本。我印象中，在本科阶段爬过紫金山25次，好像也没有花过门票钱。很多植物标本，就和同学们对照《江苏植物志》辨认；实在不认识，就直接去花房找常福辰老师。常老师一家就蜗居在花房门口的一个毡顶小房子里。任何时候，他都会放下自己的事情，耐心给我们讲解，并帮我们找到植物辨识的特征。花房蚊子很多，但我听得入神，很少顾及蚊子。估计慢慢咬多了，蚊子可能也觉得咬我没有什么意思了。现在我也很少有蚊子叮咬我。或许，这也是系里花房帮助我获得的另外一项野外工作技能吧。

常老师后来开始指导我们看一些植物解剖学、植物分类学的专业书籍。那时候生活费也够用，还能积攒一些钱。几个月下来，可以去新街口新华书店买一台小收音机用于练英文听力。收音机换了好几台，基本都是随声带。那时候没有耳机，上研究生后就在收音机背面用电烙铁焊了一块塑料片。这样就可以把收音机卡在上衣口袋里，一边采标本，一边听英语。后来，逐渐形成了去书店寻找植物专业书籍的习惯。

从随园到新街口，有一趟公共汽车，但一般也舍不得坐，就走过去当锻炼身体了。不过，那时候新华书店的生物类专业书籍并不多。植物好认，但理论和方法可不是那么好理解的。有了常老师这样随和的老师，我也就养成了有问题就去请教植物学理论课老师的习惯。当时，教我们植物分类学的有陈俊福老师。他住在南京林业大学，中午一般带饭。我有时中午就会带上书，到四楼陈老师的办公室，向他请教。陈老师总是不厌其烦给予解答。有时，他也会给我讲讲生物系前辈陈邦杰、徐祥生等老先生的故事。

一年级的黄山实习让我一直印象深刻。印象中，大部分同学从后山上黄山，从前山下来。我听常福辰老师介绍，后山的植物相对多，也容易近距离观察。因此，那次实习，我坚持从后山上，后山下。尽管没有机会看到更多秀美的景色，但能和常老师一起，在绵绵细雨中欣赏到很多美丽的植物，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黄山之行，让我开始了“读书行路”的朴素追求，践行至今。

推免动物学

通过一年级努力学习，书本知识和野外实习相结合，我感觉我对植物知识的渴求一发不可收拾。植物书籍陪伴了我后续三年，爬山认植物也一直坚持到本科毕业。到生物系准备选拔并推荐免推生之前，我都在准备报考植物学的硕士。可惜那年，系里植物学研究生名额不多，倒是动物教研室可以考虑。系主任和书记都找过我谈话，谈到动物教研室的发展空间。那时候也不懂发展空间，我也没有什么职业规划。但是，我还是自己考虑了很久，也请教了常老师和系里一些学长，最后被录取为无脊椎动物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后面本科实习就和苏翠荣老师，学习如何研究蜉蝣卵壳比较形态。期间得到电镜室杜开河和王文老师等的热心指导，并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蜉蝣论文。其他同学考研期间，导师估计看我过于自信，特意安排我一个人额外考了一下相同的动物学卷子，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我掌握动物学知识并不充分，只是幸运地进入了动物教研室，攻读学位。

植物的世界，从一无所知到渐入佳境，这个过程需要努力才能到达。然而，要想从植物转到动物，我再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硕士研究生一到三年级末期，我都很难转变思路。当时一直以为是对植物了解得比较多，所以导致难以培育动物学的专业兴趣。实际上，即便是本科期间对植物学的了解，也主要局限在课本知识和认认植物，对学术理论和方法体系，并没有很深的认识。特别是缺乏专业文献的阅读，导致对植物学或动物学，都停留在皮毛水平，难以形成专业兴趣。

好在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对我比较宽容。我硕士研究生阶段研究江苏省内的蜉蝣分类学。尽管专业兴趣难以形成，我还是坚持专业和英文并重：喜欢不喜欢不谈，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不能浪费宝贵的黄金时光。

读书识蜉蝣

我在导师安排下定期去江苏省内不同山区或水系，采集蜉蝣，让我可以有“行万里路”的机会。每次采集包里都带着一本《数量分类学》（教科书与文献：https://m.sciencenet.cn/blog-536560-447984.html ），有空就拿出来学习。这本书陪伴了我采集蜉蝣的所有野外工作。归鸿先生让学习Imms的一本昆虫学概论（IMMS' General Textbook of Entomology），而我觉得有点薄，就坚持啃一本Chapman写的《Insects: Structure and Function》。这本书900多页，充满生僻的学术术语。由于专业是无脊椎动物学，我学习过江静波教授的《无脊椎动物学》，也去系资料室借阅一本Barnes编著的《Invertebrate Zoology》。后面是一本美国的教科书，我看的是第四版原版书。该书图文并茂，有很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动物彩色图片和生物学知识，很是有趣。后来到动物研究所读博士，我也坚持看这本书，拓宽自己的专业视野。

回到实验室，就不断解剖标本，阅读文献，从当时感觉很“枯燥”的文字中，掌握蜉蝣不同的形态特征。应该说，那时候的文献获取还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有段时间对蜉蝣稚虫分类开始感兴趣，希望获得英国一位专家的帮助。我给他写信，国际邮资15元多。大约1个半月后，这位当时近80岁的老专家就回信了，并寄回来一大叠文献。让我非常感动。我的好朋友，张兴中同学在北京工作。我就托他到动物研究所图书馆，帮我复印一篇蜉蝣稚虫的文献，并邮寄到南京给我。因此，他比我先认识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黄大卫老师。

折腾计算机

我的工作位置是在动物教研室北侧的一个小隔间，看标本用的是一台江南光学仪器厂产的双筒解剖镜。练习看标本，对焦就花了很长时间。好在蜉蝣个体一般比较大，看多了标本，细微之处就能看到了。反复核对文献中所用的检索表，我感觉主观判断的成份有点多，就琢磨有没有什么客观的方法。有一次在资料室看到一份昆虫学文献，提到Hennig86的软件。我尽管看不太懂，但感觉这和我一直在学习的《数量分类学》一书的内容相关。冒昧地给作者写信，没有想到老师黄大卫老师就给回信了，并附上了一份原始文献。

这就打开了我硕士研究生学习的另外一扇窗口。《数量分类学》中有Basic语言编写的软件集；黄老师的文献中也是提到了软件。我开始找机会去学习电脑技术。当时系里有一台特别昂贵的AST 286电脑，听导师说是用外汇买回来的，专门放在有空调的机房里。南京夏天很闷热，我从导师那磨来了机房钥匙，半夜三更躲在那里尝试运行软件，并学习了dBase。自己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DOS命令手册，逐一学习。系里的电脑比较金贵，我也不敢在上面操作。同学张兴中，正好在公司里面管机器，我就经常跑到他那尝试各种DOS命令。有一次晚上有球赛，我用Format/s命令把一台机器给格式化了。当然，后来备受我摧残的还是新大楼机房的286机器。“艺高人胆大”的我从DOS一直到Windows各个版本，都给它装了无数遍。尽管闯了不少祸，但这为我后来学习系统发生经典软件PAUP打下了坚实的命令行基础。

显然，这台机器已经很难满足我对电脑知识的渴求。我就去珠江路，找了一家电脑公司，勤工俭学，帮助送电脑。那里都是原装进口的Compaq电脑。正好需要安装不同的操作系统，更换软盘、硬盘和内存。公司老总是湖北人，副总曾经在南京天文台工作过，对我都很好，让我学习到很多计算机软硬件知识，也增强了我交流能力。能学习电脑，有免费午餐，还能挣些费用，何乐而不为呢。最后在我犹豫是否要继续读完硕士研究生的关键节点，他们都专门找我谈心，帮助我进行分析。老总们鼓励我回到学校，完成学业。如果不顺利，也欢迎我到公司继续工作。因此，他们也是我南师读研期间的校外“良师益友”。

欢乐采虫行

硕士研究生期间，我曾经找了些理由，如挣钱，如眼睛不好等试图脱离专业。除了和几位研究生师兄有些交流外，专业上一直找不到乐趣，性格也显得有些孤僻，似乎不太容易和师长们打交道。这让我的导师们操了不少心。导师归鸿先生曾经在逸夫楼前，给我提到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说那是昆虫分类学的圣殿，一定要去学习。那时候，我哪里知道有这么好的地方。尽管外界诱惑很多，我每天还是坚持看标本、读分类学文献，定期跑野外，最终产生了综合效应。这里必须提到两次昆虫采集经历：一次是江苏宜兴，另外一次是浙江南部山区。

1993年夏季，我参加了杨莲芳老师在南京农业大学组织的水生昆虫讲习班。后面在苏翠荣等老师的指导下，初步掌握了野外采集蜉蝣的基本技能。1994年，我的硕士论文课题确定。夏季，我和学弟王进同学一起，到溧阳、宜兴和盱眙等地采集。宜兴湖㳇之行，我有幸得到刘营春老师夫妇俩的热情帮助。刘老师家上游就是湖㳇水库，门后就有一条小沟，水流潺潺。他们家孩子当时还在读书，看我们白天扛个渔网一样的D型网，晚上灯诱采虫子，特别好奇。在他们家二楼，我们在半夜大雨中，终于见到文献中提到的大量蜉蝣婚飞的场景。半夜过后，灯诱所用的白布上，已经很少昆虫。空中偶有高翔蜉，尾须飘飘，曼妙飞舞。这一幕，经常在我脑海中闪现，陪伴我在野外灯诱。刘老师夫妇还一直惦记我，并于2018年通过网络找到我，并重新建立了联系。他们的善意，让年轻学子没齿难忘（感恩宜兴湖㳇刘营春夫妇，兼记硕士生阶段野外工作，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36560-1100370.html ）。

1995年夏季，在导师安排下去浙江南部山区。我和师弟周长发一起，抵达丽水市龙泉县。我们先坐公交车到了公路的尽头，沿路考虑采样点。我们最终决定回到半山腰的一个丁字路口的村庄。这里有一条较大的河流，还有一条溪流从西侧流入。这个村庄并没有旅馆或招待所。我们就拿着生物系的介绍信，去找村支书。村支书在苏州当过武警，非常乐意给我们提供帮助。我们就住在他们家，每天只要交1元钱。他母亲不会普通话，每天做好饭，就让小孙子叫我们吃饭。自然，小孩就是我们和老人交流的翻译。我们沿袭以往的经验，灯诱到半夜，然后休息；清晨5点左右再起床继续到丁字路口的大石头上去灯诱。这样可以收到更多的雄性成虫。

在这块溪流中间的巨大岩石上，我收拾好采集工具，顺势躺下休息。看着太阳慢慢从河对面的大山背后升起，河滩上一户人家也升起了袅袅炊烟。在这里，大山、溪流、蜉蝣和人家，带给我难以言表的舒畅和乐趣。这一切乐趣的根源，皆来自于我所研究的蜉蝣。然而，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将结束，而我对昆虫学的了解还停留在非常初级的阶段。我就在这块大石头上，所有的烦恼、犹豫和纠结似乎一下都飞到了爪哇国，只有一个决心，必须尽快完成硕士论文并报考博士。

立志考博士

浙江山南地区采集后期，长发师弟按照导师的安排，赴北京参加陈平平老师组织的一个水生昆虫采集工作。我感觉当地环境很好，就坚持继续采集。结果台风暴雨来临，把下山的路给冲垮。我身上的现金已经用光，只能给导师发电报联系。导师寄了120元，需要到乡里的一个邮政局取现金。继续采集了几日后，我就下山坐长途车，经杭州、苏州回到南京。在苏州，费用不够，得到老朋友赵晓军的热情接待和无私帮助。当时满头长发，戴个破草帽，皮肤黝黑，前后背两个采集包，扛着采集网，手拎一个挑稚虫的塑料盆。走在山林之间，应该没有什么人关注；而在苏州老街，回头率很高。不过，那时候，我满心在考虑如何完成论文，如何准备考博士研究生的事，已经心无旁骛，哪里顾得上别人的眼光？

说干就干，我回到校园，立即满怀崇敬之情，给南开大学的郑乐怡先生写信，表达了我希望报考他的博士生的愿望。那时，我弟弟也在南开读书。郑先生回信表示非常欢迎。1996年1月，我和同宿舍英文专业的纪涛同学，就都到了北方：我去天津找郑先生；他到北京找工作。当时坐的是绿皮车，窗外从满眼绿色的南国风光，慢慢过渡成灰蒙蒙的北方景象。第一次见到郑先生，我并不知道他和归鸿先生是老友。那时候就感觉到他对分类学的挚爱，对当是学科发展遇到的困境有些无奈。郑先生已经准备退休，可能不太容易收我入门。后来我博士毕业，郑先生是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

我见过弟弟后，就到北京访问老友张兴中。他打了个黄面的送我去中关村动物研究所原址，拜访了黄大卫先生。在动物研究所门口，隔着栅栏看着生物楼，还是有些犹豫。这里是动物学研究的国家机构，也是我心中的科学圣殿。门房不让进，我也说不清楚黄老师在哪个办公室。就请师傅帮助查了一下同样研究水生昆虫的朱江的电话。先去和朱江聊了一会，然后他带我去了黄老师办公室。在生物楼216房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积累的计算机软硬件知识、对昆虫分类学的认识、对理论技术的兴趣、对野外工作的热爱，都在生物楼216和黄老师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得到自然而充分的释放。当时，我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欢欣，已经暗下决心，就报考这位先生的博士生了：今年一定能考上，考不上明年继续努力。有了这样的决心，晚上兴中请我吃北方特色的铜炉火锅和蚝油生菜，一切都让我记忆深刻。

硕士生答辩

第二段是我从北京考完博士考试回来以后，就集中精力，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并参加答辩。导师安排我给南京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的两位老师送学位论文。平时自己在系里和各位老师都比较熟悉，但答辩的时候，一下子来了好几位校外的专家，感觉还是有些紧张。那时候答辩需要用幻灯片投影。平时用得少，答辩时也不熟悉正反面。上去一开口，就和平时试讲的时候不同，根本控制不了语速。老师们都比较爱护学生，但自己知道功夫下得不够，也不知道是不是回答得到位。其中有个问题，我印象中是卡壳了。还是导师苏翠荣老师帮我解答，让我如释重负。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更多像在考导师，是专家和导师之间的智力交流。等到答辩完，才发现自己的上衣后背全部湿透了。

强记拉丁文

接受了本科升硕士之后专业兴趣难培养的经验教训，我就下定决心要利用这个暑假了解博士研究生期间要研究的小蜂知识。我找到系里新大楼5楼的图书室吴老师，请她允许我每周来系里借《动物学记录》（Zoological Records）。我每周从系里借两本，坐火车回家，在一台自己组装的386机器上，录入小蜂拉丁名。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我博士入学一年之后。同时，我到系里的时候，也会查一下动物研究所的录取通知书。根据我的经验，7-8月份是野外采集昆虫的旺季。我应该在这段时间收到通知书。然而，到了9月份，我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心里就有点发毛了。到邻居家借了电话，打长途给导师黄大卫先生了解情况。结果才知道，通知书早就发了，却被“查无此人”被退回了。我也就错失了1996年夏季的一次野外考察工作。但这个暑假，我在那台386机器的帮助下，熟悉了大量的小蜂总科拉丁文，为后续快速进入博士生课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1年去匈牙利开欧洲寄生蜂会议，我作一个报告。下来后，小蜂“教父”Zdneck Boucek说没有听懂我对一些物种的发音。原来，我读的拉丁文，基本都是英文发音；而欧洲专家则比较符合原始的发音。

概括而言，在南京师范大学七年求学期间，不同老师、同学和朋友从不同的角度，引导我读昆虫专业书行野外考察路，培养对生物学专业兴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我从不了解专业，到慢慢了解、逐渐理解并获得一定的分类学研究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本科阶段重点获得了一些已有的知识；硕士阶段需要在特定的方向上创造一些知识；而博士阶段则需要转变到更多创新层面。每一个阶段，都有来自校内校外不同因素的影响。个人成长看似是一个多因素影响下的动态随机过程，但老师们总能在我迷茫徘徊的时候，循循善诱，不厌其烦，给予助力，让我重归学科主线，踏踏实实读书行路并百折不挠。这样注重专业兴趣、培育研究技能和专业个性培育过程，细致入微，润物无声，大部分都在南师大七年内完成。有厚积才能薄发，最后让我能满怀专业乐趣，必然选择赴北京专研昆虫分类学。

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学习已有知识体系为主；后者要学习如何创造新的知识。另外，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绝大部分时间会在一起讨论并分享新知识的获取过程。因此，读研期间，研究生和导师需要相向而行：研究生多读文献，多思考，多设计方案，有问题及时和导师讨论；导师在文献选择、方案设计方面，给予及时的指导。科研就是探索未知，并创造新的知识。这是非常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培养专业兴趣，理解特定学科的知识体系，掌握一定的研究技能和方法，并能够及时总结归纳形成阶段性的成果。一般而言，科研碰壁应该就是在这些环节上出现了问题。

以我为例，在硕士研究生期间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培养对蜉蝣分类学的专业兴趣。这时候，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和导师、同门甚至国内外同行建立良性互动，形成好的科研氛围。这样，遇到问题就提出问题，并能够从自己的“圈子”中获得解决方案或灵感。当然，科研发展到今天，一位研究生，甚至一个团队，也很难掌握复杂问题的所有解决方案。研究生可以和导师商量，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练就自己的“独门绝技”，进而和他人合作，推动复杂问题的解决。

另外，碰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学科壁垒。钻研到一定程度，研究生可能对某个学科做到了极致。但是现代学科发展，深度很深，拓宽需要不断试图触动边界，难度很大。研究生要敢于适度跨界，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才可能以壁为梯，不断提升自己的科研水平。

注：这些在2019年10月，我参加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撤系建院”二十周年庆典散记（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36560-1204545.html）中有所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