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需要在办公室准备9月5日培训班的PPT。出发之前，看到在欧洲不同博物馆访学的曹焕喜同学在微信中的留言（附后），心中大为快慰。到办公室，一边整理PPT，一边禁不住想到野外工作和访学过程我个人的影响。就断断续续把这些杂感写下来，和小曹等有志于昆虫分类学工作的青年共勉。

     我在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学习之初，对生物学没有太多的兴趣。大学一年级植物学由陈俊福先生教授，常福辰老师带学生实验认植物。我们班设立了生物兴趣小组，主要对南京的植物进行辨识。那时候，常福辰老师一家住在生物楼西侧后面的一个植物园里面。每到周末，兴趣小组出去跑一圈，带回植物标本就到植物园请教常老师，并学习如何制作标本。这个习惯，我们几个小组成员一直延续到大学三年级。当时我对植物兴趣之浓，以致于后来对二年级之后的很多课程，包括动物学都不是特别上心，专心攻读不同的植物学教科书。不懂的知识，问常老师，也在中午去陈先生的办公室去请教。偶然也能够见到陈祥生老教授。当时心里的目标是报考北京大学的植物解剖学。后来被推免成为动物教研室的硕士研究生，实习就选择了蜉蝣卵壳外部比较形态学的研究。扫描电子显微镜技术的神奇和便利从此一直影响我。杜开河老师和王文老师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和平和的处事方式也对我有很多影响。生物系的吴老师非常干练的一个人，对我去资料室看书总是给予关照。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条件相对比较艰苦。一台江南解剖镜下，练习解剖蜉蝣雄性生殖器。尽管我努力让自己端坐冷板凳，但总很难培养起兴趣来。当然，一到采集季节，我就迫不及待地希望进入大自然。这段时间的想法主要还不是昆虫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带着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的介绍信，不断到不同地方去采集，几乎把江苏跑遍，接触了不同的人群，增长了人生阅历，显然对我的成长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现在想来，当时应该算是“穷游”的经历。

     硕士研究生做蜉蝣工作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野外工作。我到了宜兴湖㳇水库下游，发现了一个水质很好的溪流。当时没有旅馆，只能每天坐公交车前往采集。蜉蝣成虫采集必须要晚上灯诱。我在村头挨家询问，就找到了刘营春老师家。刘老师和刘师母就安排我在他们家二楼住下。每逢暴雨来临之前，我就把水银汞灯架在二楼的屋檐下，收集了大量的蜉蝣标本。由于有住宿的便利，我能够便采集便思考：1）单管存放，可以更好保存蜉蝣成虫；2）蜉蝣在夜间不同时段出现，需要连续采集。我的硕士研究生论文材料主要来自宜兴湖㳇刘老师家；后续一直延续到2002年的蜉蝣野外采集经验，也主要来自于这里。后来1995年和周长发师弟去浙江采集，到了浙江丽水市龙泉县。沿途坐公共汽车，一心搜寻合适的采集环境。在半山腰选定的地方，也没有旅馆。只好去联系村支书。好在这位支书原来在苏州当过武警，对江苏来人很有感情。我们住在他家，一日三餐，只交一元钱。他妈妈说话当地口音，我们也听不懂。每天他的孩子，大约7、8岁，就给我们当翻译，喊我们吃饭。这次采集是我研究生阶段最大的转择点：分类兴趣油然而生，再无更替。

     1996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博士生以后，既有到了科学殿堂的神圣感，也感受到这里条件的优越。身边每位先生都非常刻苦努力，晚上11点被锁在生物楼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每个方向研究生很少；不同方向的学生也能找时间交流。研究生看标本，做实验连轴转。随处可见一位位昆虫学的先生，经常有宝贵的野外工作经历。1997年夏天，我和吴岷师兄去西藏采集80余天。之前，大卫老师就叮嘱我们要多向黄复生、王书永和张学忠等老先生请教。从此，易贡、察隅、亚东、聂拉木就成为我和黄复生先生交流过程中出现最频繁的地点。1998年，广西十万大山考察，我有幸作为队员参加，并得到黄先生的指导。黄先生当时应该是72岁高龄了。出发前，大卫老师让我到医务室领上救心丸。我在山里，也紧随先生左右。但他每次进山，健步如飞，还真很难跟上。尽管黄先生研究的类群涉及弹尾虫、白蚁、小蠹虫等，但广西以小蠹虫为主。他的腰间总绑着一个子弹带，非常方便放一些玻璃管；随身携带一把军用小砍刀，便于切削树干，寻找小蠹虫。经常在山里，找不到老先生，我们只需要搜寻“啄木鸟”的砍木头声音。动物研究所的室内、野外工作，对我个人的影响更多的是对昆虫分类学情怀的无处不在的熏陶。

     印象中在1994年，我记得在逸夫馆门口的路上，偶遇归鸿先生。先生曾经当过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他风度翩翩，但说活声音宏亮，不怒自威。听先生提到做昆虫分类工作的人，都应该到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去访学。我恭敬地记下了，但直到2004年初才有机会去访学，并切身领略访学的重要性。1999年博士毕业，继续延续学位工作，大约有三年的时间，慢慢开始从学生到研究工作人员的角色转变：参与一些分类之外的工作；参与一些会议的组织。2002年，根据大卫老师的安排，我认真参与了第五届膜翅目学家大会的准备和组织的工作。尽管前面有BioNET的工作，也有和副导师John LaSalle博士的交流，膜翅目学家大会涉及的人员更多，事情更加具体。这时候我就接触了一些类群上重要的分类学工作者，如John Noyes、Gary Gibson、John Huber、 John Heraty等，并在后续的寄生蜂研究工作中和他们保持联系。 这次会议既让我提升了对形态分类学的认识，结识了更多的同行，特别是Zdneck Boucek。认识到自己工作的不足，也让我又一次萌生了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访学的想法。这时候，John LaSalle博士已经离开英国。John Noyes博士提供了不少支持，帮助我申请皇家昆虫学会的资助。在拿到这项资助之前，我的运气很好，2001年年底通过了职称申请，后续得到资助先去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开始在Robert Murphy（Bob）实验室学习分子系统学。Bob一方面毫无保留地支持我在实验室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也让我有足够的自信磨练分子系统学功底，并主动拓展和英语母语同行的交流、合作。 另外，在多伦多期间，我也得到Chris Darling博士的帮助。他驾车带我去渥太华访问了Lubo Masner、John Huber和Gary Gibson等同行。

John Noyes退休后继续定期去博物馆（Jaswinder Boparai拍摄）

John Noyes制作的玻片（卵寄生蜂Tinkerbella nana）

     2004年初，带着特别浓的分类学兴趣和分子系统学的皮毛知识，我终于到达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这里，我持续访学2年，不仅有机会看到大量模式标本、定名标本，也有机会和Zdneck Boucek博士、John Noyes博士、Andrew Plaszek博士和其他来访的学者在茶室交流。在这里，除了分类学的初心得到稳固之外，我有两个重要的收获：1）每天茶室和周五傍晚的TGIF的自由交流；2）在Alfried Vogler实验室的分子分类学培训。 显然，自由交流从很多方面浸润、培育并坚定了我个人的分类学兴趣；而Alfried实验室则引导我更加从量化角度思考昆虫分类学问题。在这里，厚实的历史积淀、学科实力等因素，也曾让我喘不过气来。但是，自由交流帮我轻松化解压力，并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我们常说：分类学人才培养周期很长。但我个人的体会是：分类学人才培养的氛围很重要。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对分类学年轻人的滋养，来自长期的标本积累、成熟并不断创新的技术和超脱的人文情怀。

Alfried Vogler教授到访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没有人天生就掌握了昆虫分类学技能，需要不断主动学习、磨练和积累。我的运气很好：资质不够好，基础比较薄弱，早期还对学科没有兴趣，却总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从个人的角度，自己一旦确立了专业兴趣，就再无更改，并主动去追求。在努力的过程中，我除了得到很多先生的鼓励和熏陶，也受到许多同伴的帮助。大多数同龄人经过野外工作的洗礼、得到访学过程中国内外同行的认可，逐步建立了自己对昆虫分类学的专业兴趣、学术伙伴和追求目标。多年以后，我欣喜地看到我自己培养的学生，尽管饱尝求学的压力和各种打击，但已经开始自主培育兴趣、滋养情怀。我相信她欧洲这段对不同博物馆、不同学者的访问和交流，会有助于她培育新机遇。自然，她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存。有了兴趣和情怀的苗头，小曹自会踌躇满志，坚定初心，不断前行！

附：曹焕喜访学心得

今天离开隆德，来到访问的第四站维也纳。隆德因为有Hansson而成为一个奇妙的地方。我每天待在一层的标本馆，他每天会出现两三次关切地询问我是否一切顺利。我们从恩姬小蜂亚科聊到姬小蜂亚科，啮小蜂亚科，最后聊到艾姬小蜂亚科，还聊到一些从事姬小蜂研究的人，受益匪浅。他说Chrysocharis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也是他开始姬小蜂研究的第一个类群。这是一个与双翅目潜蝇科密切相关的类群，还有与甲虫尤其象甲密切相关的Entedon，这样相似的生态位却衍生出了较高的物种多样性。最后他说我想做的东西可真多，但why not，前提是我能够顺利地完成我的毕业论文。我们彼此期待再次相见，他说在大英博物馆，我将会有新的发现，那也是他喜欢的地方，因为有更多的同事。关于Pediobius，不得不感叹，物种极其丰富，丰富到已经眼花缭乱了，但我已经不喜欢增加新种了，尤其P. metallicus和P. eubius内的more in one，我想火眼金睛也辨别不了模式和这些separations的区别了，而“为什么”还在原地踏步，停滞不前，并且受到了打击。然而我是一颗小陀螺，总是把昨日的忧伤碾啊碾，并在新的想象里转啊转～呵呵哒。但无论如何，感谢我敬爱的朱老板给我的自由和鼎力支持！我又发现了新的乐趣，尝试着写了第一个python脚本，运行成功，虽然简陋，但还是有点儿小兴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