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以探究真理、发现新知为使命。一切真正原创的知识，都需要冲破现有的知识体系。“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

广大科学工作者都愿意勇攀科学高峰，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努力探索科学前沿，发现和解决新的科学问题，提出新的概念、理论、方法，开辟新的领域和方向，形成新的前沿学派。要攻坚克难、集智攻关，瞄准“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带领团队作出重大突破。

一，袁隆平

袁隆平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以杂交水稻之父的名义存于世间。之前人家会认为水稻杂交是没有遗传优势的，但是袁隆平以自己的实践改变了这一认知，将科学的脚步进一步向前推动。

对于杂交水稻遗传优势这个世界科技难题的攻克，得益于袁隆平的巨大勇气和执著探索。

一是勇于挑战权威。袁隆平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尊重以往的结论但不拘泥于以往的结论。面对“水稻杂种无优势”这一经典结论，袁隆平凭着一股大无畏的科研勇气和深厚的遗传理论功底，毅然冲破传统理论的束缚，勇敢地选择了杂交水稻研究，并最终取得了突破。

二是勇于挑战未知。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探索未知世界。从异形稻到杂交稻再到超级稻，从三系法育种到两系法再到一系法，袁隆平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突破，永不止步的科学探索，终于使杂交水稻研究一步步走向更大的成功。

三是勇于挑战自我。杂交水稻研究的每一次成功，袁隆平都把它当作新的起点，而不是把它当作居功自傲的资本。他说:“搞科研就像跳高，跳过了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袁隆平没有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就,总是不断地给自己压担子，不断地向着新的高度迈进，而每一次攀登到新的高度，都经历了创新的过程，充满着创新的精神。

二，王选

王选常说，自己是在“骂声中成长”的。最初选择精密照排作为研究课题时，许多同行并不看好，认为照排系统和黑不溜湫的印刷打交道，是一个并不“高级”的领域。但王选坚信自己的方案，锲而不舍地进行钻研，10多年间他设计系统的手稿达2200多页。白天如果没有时间，就在晚上工作，有些设计方案是他在出差的飞机上、甚至公交车上想出来的。正是凭借这种自信执着和严谨痴迷，王选不断推进照排系统迭代更新、日臻完善。

1979年，激光照排原理性样机刚输出首张报张样张还未通过鉴定，王选就开始设计能够实用的华光Ⅱ型系统；

1985年，华光Ⅱ型系统在新华社成功应用，王选又“强烈感到”无法大量推广，便加快进行新一代系统的研制；

1987年，华光III系统在《经济日报》成功应用，但反对者认为这是“先进的技术，落后的效益”，很难推广，因为一套激光照排系统当时要上百万元（那个时代万元户都是不得了的成就，可见这笔钱都多大）。此时国外系统正大举来华，王选定下目标：必须在1988年表现出压倒性的技术优势，必须在1991年前先声夺人，大量占领中国市场。

随后，王选接连推出华光IV、方正91等系统，一举夺下了中国印刷出版市场。

王选后来总结：“机遇往往是一瞬而过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有些原始创新的优秀成果就因为商品化过程太长而失去市场的应有份额，甚至被别人后来居上。”

王选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经过反复研究，大胆作出决策：跨越当时流行的二代、三代技术，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西方从1946年发明第一代手动式照排机，到40年后的1986年才开始推广第四代激光照排；王选要使我国从铅排铅印直接跨入激光照排，弯道超车，一步跨越西方走过的40年。

王选还面临更大的技术难关，计算机是西方发明的，英文只有26个字母，大小写也不过52个，而汉字字数繁多，常用字就有6700多个，信息量达数千兆，当时我国计算机条件十分简陋，存储量不足7兆。

庞大的信息量使得汉字进入计算机成为世界性难题，甚至有语言学家预言，“计算机时代是汉字的末日”，“要想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必须要走汉语拼音化的道路”。

专业的洞察力使王选对自己的决断充满信心，多年的技术积累和扎实的数学功底，使他发明了“轮廓加参数”的数学描述方法，软、硬件技术相结合，发明了汉字信息的数字化存储和输出等引领性原创技术，实现了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了汉字信息处理的关键核心技术，最终使方案被国家承认，纳入了“748工程”。

三，屠呦呦

屠呦呦第一次走入公众视野，是81岁。那年，她获得2011年度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当时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这个奖被称为“诺奖风向标”，因为获此奖的300人次中，有80位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是第81位。

拿出能够治疗疟疾的新药，核心在于提取起作用的单体，这样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但是，屠呦呦和同行们的多次提取努力都失败了。

用乙醚提取青蒿素，这个看似简单的提取过程，却是拉斯克奖最看重的首创。其中包含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入了“523”项目，第一个提取出了具有100%活性的青蒿素，第一个将青蒿素运用到临床并证实它有效。拉斯克基金媒体负责人评价：“屠呦呦领导的团队将一种古老的中医治疗方法转化为今天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通过将现代技术和严密性应用于5000多年前中国传统中医师们留下的遗产，她将这座宝库带入21世纪。”

美国筛选了30多万个化合物，都没有找到理想的抗疟成分，为什么屠呦呦能先锋性地开创疟疾治疗新方法呢？

屠呦呦认为学科交叉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准备。当年，北大医学院药学系毕业的屠呦呦分到了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1959年到1962年，对西医有着很深造诣的她参加了卫生部的一个中医班培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还去药材公司，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及炮制技术，后来还参加了卫生部下达的中药炮制研究工作，是《中药炮炙经验集成》一书的主要编著者之一。她说，“中医药成分复杂，杂质多，如果在未掌握规律之前盲目提取，便无法最大限度地提取有效成分，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实践中反映不出应有的抗疟效果。所以，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反复试验，不断改进方法，不断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