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4月3日中国质量管理创始人刘源张院士与世长辞，享年89岁。刘源张先生的去世是中国管理科学界和系统科学界的重大损失。2011年，我社出版了刘源张先生的自传《感恩录：我的质量生涯》一书，叙述了他致力于质量管理近60年工作中见到的人和遇到的事。兹节选该书“前言”部分以飨读者。读之音容宛然，以此寄托我们的哀思。

刘源张：我的质量生涯

今年是我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30周年，中国质量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戚维明同志要我写一本书，把我这近60 年的全面质量管理工作说一说。的确，这两个30 年的经历可以说是波澜万丈。遇到了那么多的人，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再加上前一个30 年是计划经济，后一个30年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大环境的不同自然对我的质量工作有影响。60年的时间里在质量战线上的领导干部都换了几代，工人层次的变化就更大了，我的质量工作也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过变化。这本书记载的就是这些事情：我与时代的变迁。不过，我不是写中国的质量管理史，我只是写写在这段历史里个人的经历和感受。真实完整的中国质量管理史是必要的，我希望我写的这点东西能为将来写史的同志做个参考。

一、质量生涯的准备

1949 年2 月我从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因为当时的盟军已经封锁了日本，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的交通中断，我想回国也回不来，就进了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导师是青山秀夫教授。他给我的研究题目是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统计学原来在京大的传统是德国的记述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来英美的实证学派，导师要我先学习一下数理统计为工具的实证研究方法，过了半年多，他要我做好准备去东京大学听课。当时东京有一批学者组织的称为统计工学的讨论班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于是我就去东京大学拜访了牵头讨论班的在化工系任教的石川馨教授。他很亲切，让我参加他的讨论班。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质量管理的话题，并且知道了小柳贤一和他的日本科学技术连盟。但是那时我的兴趣和努力却在经济计量学的学习上，对质量管理不过是捎带着了解一点。

1950 年12 月由于青山教授的推荐，我去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进修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和围绕这一理论的实证研究。1951 年的12 月初，青山秀夫教授以福布赖特基金访问学者身份来到美国，第一站就是伯克利。在学校的国际会馆我去看他，他询问我的学习和打算。我无意间说出，毕业后还是要回中国。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哀感，我知道，他推荐我来美国学习，是指望我以后回日本去他那里任教帮他的。他沉默了一会，对我说，既然这样，你还是改学工商管理，这对你的祖国也更有用。他了解，我在进京都大学之前，曾经学过两年多的机械工程，可能有点底子。于是听了他的话，我转到了刚刚兴起的运筹学。1992 年2 月16 日青山秀夫教授病逝，他的门生编写了纪念文集，《青山秀夫著作集 别卷 青山秀夫先生的学问和教育》，于1999 年4 月出版，公开发行。集子里我写出了这段往事来纪念他、感谢他。我是他唯一的中国弟子。

运筹学内容繁多，什么都要学习一点，其中的质量管理有当时的名师格兰特（Eugene L.Grant）教授，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授课。连续两个暑期，我都从伯克利去斯坦福听他的课，参加他的讨论班。他是一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老师，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引人入胜。我逐渐对质量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下了些工夫。1955 年8 月我毕业离开美国，回到了日本。这时，日本的质量管理成了气候，我再次求见石川馨教授，表明这次我要真正学习质量管理的愿望。由于他的帮助，我看到了一些材料，去过几个工厂，长了一些见识。

带着这点准备，1956 年8 月我回到了祖国。

二、质量生涯的偶然和必然

回顾我的质量生涯，好像都是偶然。

我从小就想当个工程师，原因很偶然，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家楼下的一间屋子租给一位工程师。他是山东大学工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就职于青岛的英美烟草公司。我母亲请他帮我补习数学，他挺喜欢我似的，就答应了。晚上他下班后，我到他房间去学习。日子长了，我看他生活的非常潇洒，羡慕得很，就想我长大也当工程师。其实，工程师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问过这位王老师几次，他没告诉我什么。原因就是这样的可笑。

到了日本，为了躲避美军的空袭，我辗转换了几个学校，工程也没学多少。日本战败投降了，我倒考进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成了日本的最后一期的帝大学生。为什么学经济呢？当时日本人都在讨论为什么日本打败了，日本的技术不是很好吗？零式战斗机、武藏号和大和号的战舰，都是举世公认的超一流装备。结论是因为日本人不懂战争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所以他们认为要好好学习经济、研究经济。社会的认识成了社会的潮流。我随着潮流，学了经济。这是一种偶然。

学质量管理，我在上面说过，是由于青山老师的一句话，是个偶然。回国来能干质量管理，也全仗了钱学森先生的一封信。如果我真的去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长春一汽），恐怕我干不起来质量管理。这也是种偶然。“文革”开始不久，我被抓进了秦城监狱，足足待了八年八个月，有充分的时间学习了马列主义，反思了我十年的质量控制的工作，总结出了如果我能出去再干的话，我要怎样干的想法，这岂不是最大的偶然。果然出来了，拖着个“特嫌”的尾巴，这倒好，没资格想名利了，干脆全身心投入到厂里的工人群众中去。这也算个偶然吧。

细想起来，大大小小的偶然太多了。但是，不就是这些偶然催着我东奔西跑吗？是不是有个必然始终贯穿在这些偶然当中呢？要不然，我怎么在这60 年有喜有悲、有得意有失望中，从未改行，只干质量管理的普及与提高呢。我想，大概就是那个概念，回家。我幼时受的教育是“忠孝仁义”的思想，特别是“孝”字由于家庭环境的原因深深烙在了我的心里。在外国的15 载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家，一次想着想着被抓进了日本九州的佐世保宪兵队长崎分队的监狱。以后有机会再来写写这一段。回来了就想把家搞得好一些。这个家不仅是自己的“小”家——我的家，还有个“大”家——我的国。家有个生活质量，国有个发展质量，两个质量都靠产品质量。家与国要好起来，就得先把产品搞好。我的质量管理工作里，可以说是“忠孝两全”。其实，应该说，所有的中国质量工作者都是这样的。

三、质量生涯的收获

现在，人们称我为“中国质量之父”。这是怎样来的？1991年7月，中国台湾的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战略——生产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称我为“中国品管之父”，后来这个说法逐渐传入大陆，为人知晓。当然，这也许本来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们给我的称呼。不管怎样，这是极高的荣誉。不过，我更喜欢这样的评价，“他帮助中国的企业改变了对质量的看法和质量管理的做法”。在管理科学上，理论、方法固然重要，其实思想更为重要。思想能够传播开来，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导力量，这才是管理科学的最大贡献。国内的许多同志都为质量管理思想的传播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我只是开了个头，当了一回帮手，或者，不客气地说，当了一回“舵手”。

我的名片上在名字的下面有一行小字“全国劳动模范”。这是炫耀吗？不是。这是提醒，要我记住1978年3月的“科学的春天”。这个春天里，科技工作者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有了被评选劳模的机会。更深的意义是要科技工作者自觉担负起作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1979年我被评为全国劳模，在颁奖大会的主席台上从邓颖超同志的手中接过了劳模勋章。这是国家承认了质量管理的作用，是对全国质量工作者的鼓励。

真要说收获，并不是上面说的两件事。真正的收获是我通过质量管理的推行实践联想到许多学科内容时的喜悦。质量管理是个技术科学的问题，这不用多说。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质量问题是要靠技术解决的。质量管理也是个哲学问题，里面有唯物辩证法的问题，有价值观的问题。质量管理也是个人文科学的问题，里面有秩序的问题，有治理的问题，有法律的问题，有道德的问题，有和谐的问题。质量管理更是个经济科学的问题，里面不仅是产品成本和价格的问题，也有资源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市场的问题、竞争与协作的问题。质量管理一般认为是个管理科学，这也对，里面有权限和责任、组织和委让、标准和规范、体系和要素、意识和行动等问题。这些问题与质量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会构成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近年我常常想写写这件事，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本书里，我写下这方面思索的一些片段，这里那里的一点一滴，不成体系。但总的来说，读者也许会看出我思想上的连贯性。

最大的收获还是通过质量管理我结识了一些人。这些人理解我、想着我、记着我。我也想着他们、记着他们、感谢他们。这本书就是我对他们的思念和感谢。

四、质量生涯的起伏

我的质量生涯大体上还是顺当的，但也有起伏。我把它分成了六个十年，前五个已经过去，后一个正在进行。每一个十年，如今回忆、思想起来，都有些鲜明的特色。不是说，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样的时代特色，而是说个人成长经历的特色。

第一个十年是我回国后开始我的质量生涯的期间。万事开头难，何况那个十年里，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不断，我既要适应当时人们在政治上的要求，又要适应人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思潮。事事都要从头学起、干起。碰钉子，闹笑话，反正顶过来了。

第二个十年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把中国的质量事业摧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自己也遭受了一场厄运，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好在坏事能变成好事，我倒在这个十年里“脱胎换骨”了一下。

第三个十年是我质量生涯中“离陆起飞”的时刻。人人都有个名利思想，我却因为“特嫌”的特殊原因被动地摆脱了名利，可以“轻装上阵”。工作的目的和心态都有我自己的平和，工作也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有了成就。

第四个十年是我质量生涯中发展的时期。我有了一些实际上的经验，也有了理论上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我开始有了“知天命”的感觉。我已经过了60 岁，晚是晚了许多年，但我有了我的“三感论”——时代感、使命感、科学感。这些就是我工作的动力。

第五个十年是我质量生涯中最从容的时期。人们称我“老”，我不讨厌；人们称我“泰斗”，我不反对；人们称我“之父”，我不在意。只想对质量工作能说几句中肯的话，办几件对质量事业有用的事。

本书的前五章因此叫做“尝试”、“反省”、“奋斗”、“开拓”、“发挥”的十年。第六章按十年计算，应该是2006年到2015年，但这本书只写到了2010年，那剩下的五年还在未来的前头。故名之“余热”的十年。

五、质量生涯的未来

到了我这般年纪，还谈未来! 日本有句谚语，“说未来，会被鬼笑话的”。我说未来，怕是要陷入这种境地。中国质量协会成立30 周年，为了纪念，我写了个题词：

看三十年，天翻地覆，整体质量形势，又好又快；

愿千万人，勤学苦练，全面质量管理，利己利国。

我在未来的质量生涯中希望还能为这千万人学习全面质量管理做些工作。现在的全面质量管理工作已经大大不同于我刚开始提倡的全面质量管理工作了。1976 年，我看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企业是处在千疮百孔从而百废待兴的境地，我们的工人是处于从劫后余生转向涅槃重生的时机。1986 年，我看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企业正在挣扎着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我们的工人正在苦苦经历着竞争上岗的痛苦局面。1996 年，我看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站稳了脚步，我们的工人开始迎来了他们的新的农民伙伴。2006 年，我看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企业进入了改头换面的阶段，我们的工人也面临着学习提高的要求。在这些不同的时期，全面质量管理有不同的问题和做法。我都尽力去思考、去摸索、去适应、去创造。然而，未来的十年呢？工人、干部都换了几代，都年轻化、知识化了。我同他们无可奈何地有了代沟，他们想些什么，我都不清楚。我的这套三感，“时代感，使命感，科学感”，还能说得通么？我重新学习吧，尽量再为新时代的新人的新全面质量管理做点工作。

本书的一个意图正是，希望引起青年读者的兴趣，从而投身到全面质量管理的队伍中来。

六、质量生涯的感谢

然而，本书的真正意图是感谢。我的质量生涯中要感谢的人太多，书中提到的许多位就不在这里重复。有几位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

中国质量协会第二任会长是宋季文同志。他从上海市副市长卸任下来，任轻工业部部长，之后又到中国质量协会挑起这副重担。我那时是他的一名副会长。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我更是关怀备至。1989年2 月8 日，宋老由他的公子南平陪同来我家，没有什么要事，只是来看看我。 宋老酷爱围棋， 南平也是此道高手，宋老要我同南平手谈一局，结果我大输。这次宋老来我家，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把他写在了我的日记里：一位温厚长者。一次我去他的办公室看他，谈起话来，他向我抱怨，到了中国质量协会，轻工业部办公厅的人就不来管他家生活起居上的大小事了。我说，您打电话吗？他有些不愿这样做的意思。老领导就是这样不愿占人便宜的。他大概看到我东奔西跑，不得安宁，想要我坐下来静思片刻吧。一次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刘老师，你要写书呀。是的，我没有什么著作，还自诩“述而不作”。我不曾忘记他的规劝，时常惦记着要写一本专门著作。宋老逝世时，我真后悔没有在他生前写一本书送给他。现在，这本书算不算得上他所想看到的书呢。

说到我的质量生涯，多亏了袁宝华同志。他是不用介绍的中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中国管理科学的指导者。我记不清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第一次见到他的。1978 年，宝华同志继1977 年的北美西欧行，从日本考察回国后，酝酿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找我去谈过一次话，我向他献言：治国需要信息，而只靠党内的一条渠道，不行，协会可以是另一条渠道，在这里大家平起平坐、畅所欲言，领导不但可以从中了解情况，还可发现人才。我又趁机向他建议再成立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不知是否因为这个缘故，宝华同志一直关怀照顾我，没有他的支持，不会有我的质量生涯。还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1979 年，在一次会议的休息室，我正向宝华同志汇报什么工作，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叶林同志进来了，他们两位开始谈话，我一看，立刻起身往外走。宝华同志喊住我，说不用走。当时我一下子想起一句老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1997 年，宝华同志书写了一幅字联送给我，“少壮常怀强国志，华巅犹抱济时心。丁丑夏日”。这件条幅我挂在书房的墙上，不时地注视它一回。我理解，这是宝华同志自己的写照，我不揣浅陋，也愿意把它当做我的自述。

饶斌和黄正夏两位同志我在书中提到过，这里我要另外多写几句。1978 年我去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当时任厂长的饶斌同志在病床上接见了我。他向我细说了二汽当时的窘境，要我帮他想办法。他的言语、态度实在让我感动。我回答他说，我只懂得一些质量管理，看看质量问题讲讲质量问题吧。他说，好，我在病床上听你讲话的录音。第二年，他被调到北京，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的部长。1983 年起，我在全国人大的全体会议上经常见到他，每次见到他，他都询问我和二汽的情况。黄正夏同志接任厂长后，对我更是给予了极大的信任，交给我极其重要的任务。2004 年我写的一本书《中国汽车工业的挑战和问题》在日本出版发行。我在书的序中写下这么几句话，“我要特别表明感谢的是东风汽车公司前身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初代厂长饶斌和他的继任厂长黄正夏。他们两位不仅是把我领进中国汽车产业的恩人，并且两位的人格和对建设中国汽车工业的献身精神一直使我敬佩和感动。能够得到二位的信任，因而在中国的汽车产业上做出一点工作，是我一生中的幸运和骄傲”。

我在秦城监狱呆的那段日子里，自然有许多的“难友”。虽然当时是互不知晓、互不谋面的，出来后，遇在一起，谈起来，发现彼此是“难友”，立刻产生一种亲近感。其中的一位是吕东同志。他在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期间，我应邀去第三机械工业部做过全面质量管理的报告。那天的会是他主持的。他对我说，他是特地提前从外地视察回来听我的报告。有记者告诉我，他从别人那里知道我们是“难友”，大概因此，他要赶回来，看看我这个“难友”是个什么样子吧。后来他调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我们有了更直接的工作关系。还有一位，是张劲夫同志。他曾是中国科学院的党组书记，由于一个很有意思、别人看起来算是“犯上”的机缘，我和他倒成了朋友。他后来去安徽省任省委书记，到国家经济委员会任主任，和任国务委员期间，都曾对我的工作给予关心，特别是他把我介绍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这对我是一种极大的信任。

这些同志和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人都是我全面质量管理事业的恩人，这本书就是我的感恩录。

有些同志说我的经历太独特，太坎坷，太值得写下来。有些外国友人也劝我写本自传，甚至都给我找好了出版社。不是不想写，真要写下来，会有许多的碰碰撞撞，所以我一直在拖着。现在，中国质量协会的戚维明秘书长提出来，要我写写我的质量工作，我想，在全面质量管理的事业上像我这样的人在中国、在全世界，不会有第二个，也许有读者想看一看，就写它一写。所以，我要感谢戚维明同志，是他的好意促成了这本书的写作。我还要感谢《品质》杂志社的总编辑段永刚博士以及他的助手董金学和苏慧两位同志。他们对这本书的筹划给予了真诚的帮助。

我还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张宁同志。没有她，不会有我的命、我的家、我的事业。书的草稿她曾看过，我发现，她是边看边流泪。我知道，有些章节引起了她的一些回忆。我还要把这本书送给我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的两个女儿。老大刘欣是在不满20 岁，老小刘明是在刚过20 岁离家远渡大洋的，而这20 年的时间里，都只是她们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过来的。我感谢她们，把我在这20 年里没能给予的温暖替我给了她们的母亲。